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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第八章 三叔、五叔和祖宅

更新时间:2020-08-02 21:07:45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五叔史金钊,摄于2005年11月,时年86岁

  

   我曾与五叔断断续续见过几次面。我印象中的五叔接人待物谦恭厚道,言谈举止小心翼翼,数十年的会计生涯也让他形成了循规蹈矩但又严谨细致的性格和作风。他结过两次婚,无后,收养一女,其女与我年龄一般大,比我大月份,我称之为敏姐。敏姐生有两个男孩,便让其大儿子姓史,以承继五叔香火。2009 年春五叔去世时,我曾带着太太开车赶回泰州老家为其送终,见到了敏姐一家。敏姐夫妻恩爱和睦,子女懂事孝顺,让人欣慰。

  

   与其四个年轻时四处漂泊的哥哥截然不同,谨小慎微的五叔一辈子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在老家泰州,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这些后人记述的所谓历史功绩,但平凡的五叔却经历了泰州西门外史家祖宅大院最终归属变迁和存亡的全部过程。这段历史不仅值得我作为家史进行记述,而且因其反映了现代中国城镇私房产权及其土地制度变革的一段真实历史也值得写出来以飨读者。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要回自己出租出去的自有祖产,五叔曾为此打过官司也向当地政府申诉过,虽然胜诉但其最终结果却让人无可奈何。现将此案例简述此处,也好让后人多了解一些这几十年来中国政府所颁行的一些能体现城镇住宅及其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变迁的制度和政策。

  

   据五叔生前所述,抗战前后泰州史家大院产权属于祖父祖母的祖屋一共有两个单独的小院子和最北边那个大四合院中的好几间房。那两个小院子每个均有房5-6间。也就是说,在祖父母去世后在史家大院留下的房产大约有15间之多。

  

   抗战时期,几个哥哥先后外出抗日,随后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祖宅空出的房间越来越多,年轻的五叔和姑妈为了生活,便开始将空房出租,靠租金生活并养活三哥以及两个侄女。后来,姑妈出嫁,抗战胜利后我的两个姐姐也离开老家了(大姐被父亲接出去读中学,小姐则暂时随姑妈生活),老宅的空房更多了,五叔出租出去的房间也就更多了。

  

   到了1949年,五叔去淮安工作,又将自己居住的院子,即原来祖母居住的院子,也租了出去,租金则专门用于三叔生活费。但是,当年订立的这些租约不知为何都只约定了租金数额,多少年不变,而在租期问题上虽也有约定却有保留,即租户似乎可以根据需要延长租期,但出租方的权利似乎遭到了忽略。

  

   结果,1950年代中期,也就是五叔从海安被遣返回泰州老家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房可住了,因为那些出租的房屋都住有他人,而且租约都没有到期,就是到期租客也不想搬走了。为此,五叔和五婶只能暂时住到史家大院东面、距大院约有20米远的一处原是自家厨房的三间瓦房里去安身。五叔工作上遭受挫折,加上原住房也一时要不回来,生活顿时困窘起来,其前妻也因此跟五叔离了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首次回泰州老家时还去过五叔的住处,即那个史家老宅的厨房。这处厨房位于一个约一亩多地大的菜园子里面,是一明(堂屋)两暗(厢房)三间房,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大小。我看到其屋顶上的大梁离地足有4米多高,木头直径也至少有30厘米,笔直浑圆,刷的红漆,只是比较陈旧了。这只是一间厨房,由此亦可见当年的史家大院里的那些房子的建筑结构水准了。

  

   祖母去世时,因贫困已久,家中无钱安葬,便向其中某一位租房(五叔自己住的小院子后来也是租给他的)且因做生意已经富裕起来的承租人借款若干,算作租金预支。后来五叔可能又向其借款若干次用于生活开支。其实,这位承租人早就当起了二房东,将其所租的房屋又陆续加价转租多间予其他人以赚取价差牟利了,五叔就是知道也没有办法。

  

   1957 年,五叔为此打官司请求法院废除租约,向这位承租人拟索回非其自住的包括一个小院子在内的厢房四间和堂屋三间的祖产使用权,法院最后裁判五叔(原告)分三年归还承租人预支款的仍欠部分(看来当年预支的房租金额不小),被告(承租人)在收讫欠款后陆续返还所租房屋。这个判决本很公道,如果能尽早执行,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事情了。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年便开始了“大跃进”,政府开始对城市居民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当时政策,史家大院的所有祖宅房屋,包括官司申诉中的承租人所租的房屋以及其他所有人租赁的房屋,当然可能也包括五叔后来暂住的那三间厨房,均被列入改造范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了。

  

   其实,从现在的保护私有产权法律看,当时所谓私房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变相的房产没收,文件提出所有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即将出租房的私房性质改为公租房,由公家代为收租并转而将其收到的租金的一部分,即所谓定租,支付给原房主。

  

   所谓定租,就是按照政府确定的租房金额定时发放给房主。该定租普遍不高,一般为原私房租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实际上更低。根据当年这一私房改造政策,史家大院中父亲一家祖传的包括两个独门小院子的偌大物业就由政府一纸政策文书改造成由政府统一经营管理了。当然,此时根据那个私房改造政策,那份还很公道的法院判决文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不可能再执行了。

  

   不仅如此,租赁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史家房产的出租方从五叔变成了政府,租客的房租不用再交给原房主五叔而是交给政府了。当然,房主五叔还是有回报的,即政府给五叔发放房产定租。这样一来,那场诉讼及其判决也就不作数了。即便如此,政府发放的公房定租也只给了7-8年。到了“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五叔不仅连定租也拿不到,所有祖宅房子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成了国家的财产。

  

   记得五叔曾经说过,政府那些年给的所谓定租,每月拿到手只有区区5块钱,后来居然又减为 3 块钱(不知道五叔说的这点儿定租仅是指那场官司诉讼中所指的房屋还是另有所指?)。再后来到了“文革”,政府向原房主发放的定租又被当作资产阶级剥削全部取消了,五叔也就一分钱定租收入也没有了。这就是说,政府将私房改为公租房,说是代收房租,几年后却拒付房租于原房主而将房租连同房产一并划归自己的所有了。

  

   于是,经过社会主义私房改造和“文革”,史家大院中属于祖父母留传下来的包括两个小院子在内的十多间房屋的祖宅连同其宅基地都转而属于政府所有,且与泰州史家没有任何关系了。后来,这一个前后四进、还附有若干个小院落的祖宅大院被当地政府交给当地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分别办起了一家公立医院和一所小学。

  

   五叔一家只好继续住在原建于老宅大院墙外所附的一爿仅有三间房的厨房里了。五叔去世前几年,又逢拆迁,这三间由老宅厨房改装的、周围还有一大块菜园子地的住房,最终又被置换成了位于泰州市西北郊新建的一个动迁安置小区里一栋简易楼房底层的一套约有 70-80 平方米且只有土地使用权的房子了。

  

   1985 年改革开放最宽松时期,国家似乎感觉到

   20 多年前城市居民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中存有的错误做法和失误,曾颁发了文件,即《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对 1958 年的所谓私房改造中的激进蛮干和政策错误试图予以纠正,但地方政府对于这个国务院部门文件的规定在执行中实际上可能也不是那么坚决。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近三十年前赢了官司却毫无所得的五叔心中又燃起了索回部分祖产的希望,也曾努力向当地政府申诉过。刚开始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如果是中国台湾人或是海外华侨就好办了。言下之意,你现在不符合这个政策纠错对象的条件,或者说,你没有资格索回祖产。

  

   五叔不为所动,坚持申索,于是当地政府就出了一个难题,要求五叔的那两个仍健在的但离开家乡已近五十年的哥哥(即我父亲和四叔)与五叔一同提出申诉才受理,否则申诉无效(我纳闷,要回房屋产权就需要产权所有人共同声索,那当年将史家祖宅改造成公房时咋不征求五叔的两个哥哥——父亲和四叔的意见呢?)。

  

   势单力薄的五叔无奈之下只好向他当时在合肥的大哥和在上海的四哥,即我的父亲和四叔,分别提出了希望兄弟联名申诉的要求,结果却在他大哥和四哥面前碰了壁。那一年,同样身为中共老资格党员且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父亲和四叔均不约而同地对祖宅维权一事表示了沉默:他们居然回绝了与五叔联名向当地政府提出索回祖产的要求。

  

   结果可想而知,几经努力却一无所获的五叔最后也不得不忍痛放弃了索回祖宅房产的奢望。我不知30多年前父亲和四叔他们兄弟俩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文革”让他们依然心有余悸?或许是另有他因?但我想,更多的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从制度上消灭了私有制,也一并消灭了很多老共产党人心中的私有财产权概念和维-权意识(那年,在上海的四叔力群曾专门写信给在合肥的父亲问及他大哥对此事的态度并表示他将以兄长的意见为准)。

  

   20 世纪 70 年代,四叔养女敏姐结婚了,有了孩子,一直单身的五叔此时也再婚了,再在那三间厨房改装的房子与女儿女婿一家挤在一起住下去显然也不合适了。于是,五叔便搬了出去,住进了五婶原住的公房。 三十多年前的春天回老家泰州,我曾去过五叔和五婶的住处。此房位于一条老街的一个巷子口处,门朝北,南面无窗,面积最多8-9平方米,除放有一张大床和在角落上放置的一个木衣柜和一张老式书桌外,只能容两人站在过道那里了。

  

   由于没有窗户,白天只靠铺着小瓦房顶上的一片玻璃瓦采光,那间房地面铺砖,阴暗潮湿,人待在里面一会儿就能感到凉阴阴、冷飕飕的。可以想见,此屋冬天将是如何的寒气逼人。不幸的是,五叔也遗传了史家老五房后裔呼吸系统不好的体质,住在这样常年阴冷潮湿的房子里对他的身体只能是雪上加霜。之后五叔果然很快就得了哮喘病,然后是肺气肿,再就是肺心病,最后就是死于这个让他痛苦了后半辈子的病症上。

  

   五叔的整个晚年,包括那么多个寒冷的冬天,都是在这么一个恶劣的居住环境中度过的。 1984 年春,我借去扬州参与主持一个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学术会议之机顺便到泰州老家去了一趟,也看了一下史家老五房的祖宅——史家大院。当时,那一大片祖宅中原属于祖父母的那近乎四分之一的地方正经营着一家医院,白墙、绿门、红十字标志,病人和医护人员不少,院子里和回廊上人来人往,各诊室进进出出的,但很是静谧肃穆。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拍几张照片留作纪念,而现在,史家大院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了,剩下的就只是我的记忆中残留的那一点印象了。

  

   敏姐一家则住在离原祖宅大院墙外20来米远的那间厨房改装的住房里,虽说也显得狭小,倒也还朝阳干燥。而患有气喘病的五叔五婶却只能挤住在数百米外的一条巷子口边的一小间阴冷潮湿的房屋里。那是我第一次回泰州老家,目睹那一切后除了顿生伤感和无力感之外,还产生了如下想法: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说:“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十二条还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遗憾的是,这些庄严的宪-法原则在其颁布之后仅仅4年就推行的城市居民私有房产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上不仅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和贯彻,而且还在21年后的1975年重新制定颁行的“文革”宪-法上却被彻底地否定掉了。这意味着,“文革”期间及其以前,政府自己否定了1954年宪-法,国家则不再保护国人的私-有财产权了。

  

   从史家大院祖宅产权变迁以及最终被拆除的历史可见,我们在保护国人的私-有财产权方面的法律与政策出现过多少次反复,而且可以说,这些反复多是在否定了1954年宪-法原则基础上产生的,或者说是不合-法的。20 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和拨乱反正曾经纠正了很多历史上的政策错误,但由于贯彻不力,其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私房改造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五叔与史家祖宅最终命运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写到这里,我的几位叔叔的情况也都繁简不一地介绍了。父亲他们5个兄弟青年时代虽然选择走的道路各有不同,有革命者,也有平民;有军人,也有文人;有失踪的,也有失常的;有在家守业的,更有四海为家的;但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和命运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大海汹涌浪涛中的一朵浪花,因此也值得我叙述和记录下来,以飨读者与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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