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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周来: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06-12-16 00:55:12
作者: 卢周来 (进入专栏)  

  我们发现,中国的社会排斥既有因为弱势与贫困导致的消极排斥,也有因为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导致的积极排斥。在消极排斥方面,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部分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

  

  三、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必经阶段

  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紧张的关系,较早的解释可回溯到新古典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最核心的思想就是,经济增长水平高低,与人均资本量的高低呈正比。所以,如果在分配中更倾向于资本要素拥有者,社会投资将越多,经济增长率就越高。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收入分配不均可视为经济增长的必须。这一理论实际上强调了对资本及其要素拥有者的激励。

  除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外,公平与效率之间紧张关系还可以回溯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尤其是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 ,1954) 和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55)的所谓“二元结构”理论。前者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于生产率低的部门中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流动所驱动。后者则认为,如果两部门间的不平等比部门内部不平等更具实质性,那么,不平等首先将因为人们跨部门流动而不断拉大,然后又因为大多数人都在新的同一部门、或者经济达到了部门之间要素流动的平衡点而下降,因此产生了Kuznets 倒U型曲线(“inverted-U” curve)。这一理论强调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状况恶化,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部分可以用为形成经济增长所必要的激励来予以解释。

  合理的分配差距对资本要素及其拥有者提供激励。资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则不断下降。这与改革开放前单纯按劳动要素分配相比较,一方面是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功能日益下降背景下,提供了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投入的激励,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收入差距在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不同。

  合理的分配差距对劳动力在城乡与行业间流动提供激励。城乡收入差距可以简单理解为现代部门与前现代部门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推动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城市化。据蔡昉的一项研究成果,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有21%直接来源于劳动力的流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也表明,在1978年到1995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就有一个百分点来自于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也研究证实,劳动力再分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因为中国人力差距的主要来源其实并不真正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而是来自于城乡收入差距,而中国劳动力流动率必须达到现有的4倍才可以降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均衡性。适当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行业收入差距,都可以促进这种流动并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提供经济增长中投入要素的激励,远不足以解释中国公平恶化的程度之大。如果按经历过典型的“倒U”型增长国家的经验,形成经济增长的要素激励必要的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基尼系数不能超过0.3(耿改智、杨洁,2003),剩余的15个百分点则只能用其他因素加以解释。

  (二)制度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制度转型必定伴以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可以从改革动力论得到解释(热若尔·罗兰,2002)。即如果要使一项改革得以推进,必须给改革推动者与改革参与者以激励,使他们从改革过程中或改革后的制度安排中受益,因为他们相当于“领头羊”,只有给他们以先入的激励,他们才有改革的积极性;而制度转型的“追随者”是否愿意跟进,使制度转型铺开,也是看“领头羊”是否从转型中得到了额外的收益。

  即使如此,经济转型代价仍然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社会公平状况的急剧恶化。正如科奈尔所指出的(2003),将工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是转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更具效率的劳动者既然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就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偿。但不平等的扩大应该会有限度,并且也仍然存在最大限度抑制为推动转型过程造成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的选择。

  (三)公共政策改革出现某些偏差

  1、住房改革

  2、医疗领域改革。

  3、教育领域改革。

  4、社会保障领域改革。

  (四)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失范

  制度失范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的更关键性因素。之所以说是更关键性因素,是因为:第一,如果说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仅仅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而且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能被大众所接受,那么,转型期制度失范不仅造成财富分配在短期内急剧分化,而且当前社会大众心理上普遍的“不公平感”正来源于此;第二,如果说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转型期制度失范不仅不为经济增长与制度转型所必须。而且将可能导致制度转型向“坏”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0),与建立一个健全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不相符合。

  1、转型期政府官员弥散性腐败。

  2、产权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3、庞大的地下经济。

  4、叠加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

  (四)发展主义压力下政府职能错位

  1、税收对贫富差距的逆向调节。

  2、法律对于弱者的门槛太高。

  3、存在司法不公现象。

  四、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恶化的成本与风险评估

  我们将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恶化后的成本与风险进行评估。我们将用迫切性程度的不同,对社会公平恶化已造成的后果作一呈现,对将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预测。我们认为,社会公平恶化,从近期看,可能威胁社会稳定;从近中期看,可能威胁经济发展;从中长期看,可能导致制度转型被锁定。

  (一)公平状况恶化威胁社会稳定

  转型期社会公平状况恶化威胁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很迫近的后果。社会公平恶化导致社会不稳定,原因在于社会公平的恶化将导致分配性冲突的加剧。人们认为社会不公平,实际上是认为所付出的与所得到的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己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取不了应得收益的人,一方面会对于通过权力、垄断性资源或掠夺性资本等轻松获得很高收益甚至一夜暴富的人心怀不满;另一方面,更对于政府所谓“勤劳、合法致富”的说教失去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通过暴力或准暴力手段,试图与既得利益者重新分享已有的成果。这种纯粹的分配性冲突,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正如阿尔辛纳和帕雷蒂(Perotti) (1996) 所指出的,越多人认为社会不平等,越多人就会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就象蛋糕只有那么大,而越来越多的人只想从如此小的蛋糕中多划拉出自己的一块,必然会造成对有限的蛋糕的争夺与冲突。而越多人卷入社会财富分配的冲突,社会就越不稳定。

  (二)公平状况恶化威胁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期社会公平状况恶化程度之高、速度之快,远不能用“库兹涅茨假说”可解释的,因而,这种公平状况的恶化长期下去,将威胁到中1、不公平感将鼓励人们不进行“生产性努力”而进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碍经济效率。

  2、不公平感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这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进而影响投资,降低影响经济增长。

  3、不公平会抑制国内社会消费,这也会妨碍经济增长。

  (三)公平状况恶化可能导致制度转型被锁定

  当前中国转型过程本身的确面对着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其中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旧体制复归,而是改革不能按初期的预想继续推进,使得中国改革成为“半拉子改革”。即从中长期看,由于社会公平状况恶化,可能导致制度转型被锁定。

  

  五、在促进社会公平过程中推动制度转型:对策与障碍排除

  

  (一)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全过程中,都始终注意到贯彻“两个大局”思想。去年新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收录了邓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一个讲话。邓小平在那次讲话中指出,“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么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困难。”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某些苗头,他说,“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更是明确告诫:“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最后,他又重申了“两步走”思路。他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间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就是坚持邓小平关于改革“两个大局”思想以及改革分两步走的战略不动摇。

  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党的创新的理论为指导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问题。

  (二)公共政策选择

  为最大限度减轻社会公平恶化的程度,同时还能最大限度降低对制度转型的障碍(可能导致的逆转或无法顺利推进),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公共政策。这里,我们首先考虑进各种约束条件,并按照迫切性程度不同,我们把政府需要采用的公共政策分为五类,从第一类到第五类,也是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排序。

  第一类,对贫困与弱势人群进行“兜底”的措施。这是目前政府选择公共政策时应该放在第一位、可以很快完成的。

  第二类,建立起初级的社会保障网。目标是建立起尽管水平较低但保障却较为普遍、能覆盖全社会最需要保障人群的网络。这是政府应该在近期落实并尽快完成的公共政策。

  第三类,让财政与税收政策发挥作用。这是政府可以视宏观经济与经济发展状况而逐渐落实的公共政策。

  第四类,有利于社会公平的长效政策。由于受各种条件所约束,这些政策不是一下子就能实施,而是靠渐进实施,即贯穿于以社会公平推动制度转型的全过程。

  第五类,更长远的考虑。即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落实的政策。

  (三)转型政策选择

  在转型政策方面,为达到以社会公平推动制度转型,在改革已经推进到现阶段的情况下,应该本着“先有补偿、后有改革”的原则,并深入考虑后继改革的损益分布,在公平与制度转型之间进行权衡。

  (四)以社会公平推动制度转型过程中可能的障碍及其排除

  在以社会公平推动制度转型过程中,我们认为,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一是既得利益集团可能组成“分利联盟”,继续恶化社会公平,并且使制度转型失败;二是中央政府承诺与威胁的可置信程度过低,使政府政策无法贯彻下去;三是民众的预期高于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

  因此,在促进社会公平中推动制度转型,采取的具体政策包括:

  ·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解决问题。中央政府不能停止下来搞利益调整;尽量不要出台任何可能导致短期内大规模的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转型举措。

  ·尽可能早地保证获得广泛和持续的支持。

  ·“多作少说”或“先作后说”。

  ·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

  ·“言必行,行必果”。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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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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