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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呼唤启蒙2.0——人类意识的范式转变与革命

更新时间:2020-07-31 02:34:36
作者: 胡泳 (进入专栏)  
以回应右派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偏见,以及左派的相对主义和“身份政治”。当然,启蒙运动在当今的拥护者“矫枉”难免“过正”。他们过度推销自由与理性的好处,而忽视了传统、宗教和民族主义对人类进步的贡献。然而,怀有启蒙理想的人,如哈贝马斯,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即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还是可以通过民主进程对其社会命运施加集体影响。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始终将人类视为具有理性能力的自治者。

  

   启蒙运动提倡的自治原则认为,人类应自由运用自身的理性创造自我作始的富有意义的生活。然而启蒙2.0致力于建设一种更具自我意识,同时又深深嵌入社会的自治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权利,也不会低估我们有意塑造自己命运的能力。它只是想表明,改变环境比改变思想更能够有效地塑造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对周围世界自动做出反应,而不是有意识决策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具美德的人,并不需要购买宣教书,而是应该选择更好的朋友。

  

   托多罗夫谈到的另一个启蒙原则即普遍主义,其建立在自然权利的思想基础上,认定“仅仅因为我们是人”,就天生或自然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基于同样的原因,每个人也平等地享有尊严。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体系中,最高水平乃是自我实现。达到这一水平的人,对解决问题感兴趣,能够接纳自己,最重要的是,可以放下偏见——也即懂得欣赏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尊重人的不同。所以,启蒙2.0的第二个要义是平等待人,学会去热爱、包容不同之人。当我们限制自己、不允许自己的舒适受到一丁点打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变蠢”的时候。如果想让未来的社会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我们就需要超越自己的一种强烈愿望:和像自己一样的人黏在一起,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变成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世界公民。

  

  

  

   社会安排的基础应该是增加人类幸福和福祉。如果承认人类社会过往有所进步的话,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可圈可点。与先辈相比,今天的人享有更长的寿命以及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启蒙运动的成功导致现代社会由科学技术、市场和官僚制这三个逻辑所主导,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我们才走到今天。

  

   然而,对人类进步的功利主义态度使我们失去了“框架”。本来,经由一个合适的框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询人类社会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进步的逻辑需要隐含的伦理框架,就如市场依赖于信任,官僚机构依赖于职责,科学技术依赖于协作。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用外部监管来塑造行为也因之变得更加繁重且效果不佳,我们对良性动机的依赖正变得越来越强。为此,我们必须找到谈论目标和价值观的实质性差异的方法。

  

   对伦理话语的压制会催生虚伪和恶行。相反,成熟的伦理话语是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和解决冲突的基础。做出决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将面临严峻的政策困境,对合法的伦理差异必须予以承认。这将要求一种合于人类目的的启蒙政治,而不是一味依靠监管手段的技术官僚政治。

  

   而所有这一切,最终要求我们在数字时代重建公共领域。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谈到,启蒙就是通过富有勇气地运用理智,使自己摆脱遵循别人引导的懒惰习惯。惟有如此,才能摆脱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我们不但要在私人生活中这样做,更重要的是在公共生活中这样做,以便使其他人也受到我们的行为和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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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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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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