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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成 刘培东: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更新时间:2020-07-31 02:16:55
作者: 吴志成   刘培东  
对全球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贸易保护行为嚣张、国际生态合作遇阻、退群废约行为增多等正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

  

   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源于国家政策。有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发展的良好前景由各个国家较好地实现发展目标而达成,同时,全球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影响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

  

   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作为全球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是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国内治理失效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会外溢到世界各地,影响全球发展进程。恐怖主义蔓延、极端贫困难以根除等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效。这种治理失效使得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内化失效。面对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创设发展议程、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发展援助等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将发展政策内化落实到“问题国家”,促进解决发展赤字问题。但是,发展政策内化不仅需要国际发展援助,更需要特定国家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大量事实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全球发展政策内化的失败。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治理失效削弱全球良性发展动能。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不足,治理政策和行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社会冲突和治理矛盾激化,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负担”。一是经济治理失效造成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低迷。2008年金融危机给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经过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增长仍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使得这些国家大规模减少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原本就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的发展援助更加捉襟见肘。二是社会治理失效激化国内矛盾,民粹主义进一步扩散。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减效,制度创新迟缓,贫富差距扩大,逐渐陷入治理危机。经济极化反过来激化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分歧,助长民粹主义。特朗普竞选成功就是民粹主义抬头的典型表现,其执政后固执坚持“美国第一”原则,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给全球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

  

   国际社会已日益融为命运共同体,任何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都难以仅仅依靠单个国家解决,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存在诸多内在缺陷,缺乏有效凝聚全球合作、破解发展赤字的充分效能。

  

   第一,代表性不足导致合法性缺失。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现有机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表达渠道。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现有全球发展机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全球发展议程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发展机制合法性的质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占成员国总数近四分之一,却只拥有5.6%投票权。经过多次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要机制中投票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美国始终掌握着一票否决的压倒性权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不足。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使其本就备受质疑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削弱。

  

   第二,约束性不强制约有效性发挥。随着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日渐增多,更需要国家间协同合作进行治理。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其效力的发挥也依赖国家的合作行为。但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益的抉择中,国家往往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优先选项,忽视国际机制的相关安排,甚至将对抗甚至退出机制作为博弈筹码。同时,多数国际机制在处理成员拒绝遵守相关约定的问题上可采取的应对手段较为单一,国际合作长期处于相对低效状态。例如,在全球发展援助上,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长期达不到联合国规定比例,贫穷国家发展资源紧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经过多方努力、共同协商达成的《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公平性不够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作为决策机制的核心环节,表决制度是国际机制效率提升、作用发挥的关键。现有的全球发展机制多是二战后形成的,建立之初是针对部分欧洲国家,之后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在现有全球发展机制中,关键职位和职能部门大多由发达国家垄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操作中,加权(份额)票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使拥有加权票的发达国家拥有一票否决权,弱小国家的发言权受到极大压制,也不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多边合作。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从地缘竞争视角看待发展问题,肆意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议程“政治化”,严重损害全球发展合作共识。

  

   (四)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认为其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甚至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借助其全球影响力强推西方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全球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迫切心理相结合,致使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事实上,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不仅未能推动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

  

   第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作为西方发展模式的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将这种模式和共识教条地照搬到背景条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导致严重水土不服。20世纪90年代初,深陷经济困局的拉美国家率先接受“华盛顿共识”,相继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尽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初期经历了小幅经济增长,但在世纪之交却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全盘西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失业增加、腐败丛生等社会并发症加剧了国家发展困境。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不到3%,低于“华盛顿共识”实施前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休克疗法”,希望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实现经济发展,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第二,引发严重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简单界定为三权分立、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强推所谓“民主模式”,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干预别国政治发展进程,引发严重政治危机。“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使部分中东国家被动地实行表面的国家民主化,给中东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西方国家推进的“民主运动”,致使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造成140万人死亡、1500万人沦为难民,以突尼斯为例,其虽建立了所谓民选政府,但国家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2010年以来人均GDP下降了400美元。政治发展模式被动西方化的逆反效应造成中东国家持续动荡,引发全球难民问题、人道主义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五)个人主义在西方的膨胀

  

   个人主义膨胀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突出难题。作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被称为“美国人的第一语言”。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西方价值观,个人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推崇的“丛林法则”堪称个人主义的极端演绎,约翰·洛克提倡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则成为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渊源。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全球共同挑战增多,全球发展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共同体意识。而在西方世界,个体利益形成的张力往往割裂全球意识,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障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个体利益矛盾和冲突逐渐增多,在资本推动下,执着于个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个人利己主义、阶层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等个人主义“变体”在全球范围发酵,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思想诱因。

  

   第一,个人利己主义增加了全球发展的社会阻力。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个人利己主义极端化倾向明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关切,盲目追求个体利益的发展,无视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全球化进程作用下,这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全球扩散蔓延,助推了逆全球化运动,削减了全球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第二,阶层利己主义危害国内发展秩序。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家内部突出表现为阶层利己主义。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经过社会分化组合为相应阶层,不同阶层共存于国家统一体中。随着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冲突增多,执着于特定阶层利益的利己主义膨胀,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如美国枪击案件频发、英国脱欧争议、法国“黄背心运动”、非洲族群冲突等。社会撕裂引发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家利己主义破坏全球发展进程。全球发展源于国家发展,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依靠国家间合作。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得势。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部分西方大国无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利益,片面追求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肆意发动贸易战,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发展,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国际生态合作艰难。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然而,特朗普政府无视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缺席有关气候问题国际会议,拒绝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发言,给全球生态环境合作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

  

   三、治理全球发展赤字的中国努力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其实,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增长乏力、动能不足、生态失衡、贫困问题等难题,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发生或正在应对和治理中,中国发展本身也是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中砥砺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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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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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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