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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更新时间:2020-07-31 01:02:21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缘鲁以言王义。孔子之意,专明王者之义,不过言托于鲁以立文字。即如隐、桓,不过托为王者之远祖,定、哀为王者之考妣。齐、宋但为大国之譬,邾、娄、滕侯亦不过为小国先朝之影。[19]

  

   也就是说《春秋》中的每一对名词全都是孔子使用的代号,不必用考索历史的方法去探求,“以事说经”者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他说:

  

   自伪左出,后人乃以事说经,于是周、鲁、隐、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据求之,痴人说梦,转增疑惑。[20]

  

   把两千年来用历史考证态度解经的所有努力,一笔打成“痴人说梦,转增疑惑”,他们之所以要如此大胆地抹杀六经的信史性,彻底加以符号化,是因为六经如果只是古代政教典章之记录,而不是圣人替今人的境况所制的答案,那么在他看来孔子学说便不可能扬威于当代了。

  

   朱一新充分道出了他们心中的这份紧张:

  

   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有合吾中国管商之术,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著六经者,悉见为平澹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而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唯吾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古人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六经各有指归,无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适屦,屦未必合,而趾已受伤矣。[21]

  

   廖、康为了使“平澹无奇”的六经能马上有效地回应当代的困境,故要“凿之使深”,“扬之使高”,“以己之意见治经”。朱氏认为这是在操纵经典,而不是在为圣人服务,是在逼圣人“俯首而听吾驱策”,把圣人之学(“足”)裁削成跟自己的意见(“屦”)一模一样的东西,经裁削之后“足”、“屦”不一定相合,但“趾已伤矣”!所以他们的努力出现一个大吊诡——不管是廖平的书或康有为的《伪经考》及《改制考》都是考史之书,但其基本态度及所达到的结果都是反历史的。他们以崇古作为在现代变法改制的手段,其实际结果则是推倒了上古信史。难怪朱一新要说康、梁的尊圣运动是“经书的厄运”[22],而叶德辉(1864—1927)也说他们是“明为尊经,实则背经”[23]。激烈反对康、梁的余联沅(晋珊)更说:

  

   其自序(案:指《伪经考》)有“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著”等语,本意尊圣,乃至疑经,因并疑及传经诸儒。[24]

  

   过去所有指控康、梁疑经毁圣者,大多不能说中其内心强烈的尊圣动机,而余联沅却用“本意尊圣,乃至疑经”八个字简要地把康、梁的“意图”与“结局”之间的吊诡性和盘托出。

  

   传统主义者最后不可退让的据点是尊仰孔子。廖平、康有为与他们的论敌在这一点上几乎是毫无分别的。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廖、康、梁却想将孔子发挥成全知遍在的人格神,乃至在孔子的“躯壳”中填入他们所想鼓吹的内容,使得孔子学说成为一个可以由后人任意决定其内容的空壳子。想使孔子“全知”也好,“遍在”也好,对廖平、康有为来说,都是为了更强化人们对孔子的信仰;但说孔子是“全知”的结果却反而使孔子六经的面目全被不断变迁的现实境况所决定,丧失了历史性。说孔子“遍在”,不只为中国“制法”,且为全世界“制法”,表面上看起来是“张大孔子”,但实际的结果也是使得六经失去它们的历史性。孔子之道既然是博包的,故不与其他思想对立,甚至可以包容实际上与它相反的东西,这样一来,反而把孔子之道降低到和异说平等的地位,更使得孔子之道中不可以有违反人类任何思想的可能性,而以上种种发展都瓦解了传统——尤其是解消了上古信史。故当我们发现紧接着而来的,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抹杀古代信史的古史辨运动时,丝毫不必感到意外。

  

   这个例子使我们想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解释经典时,常为了经世的要求,刻意与时代寻求关联,最后竟至严重扭曲历史的客观性。诚如大家所周知的:中国思想史中有很长远的经世传统,而“通经致用”是这个传统中相当有力量的一支。但是,在“通经致用”的目标下,常会碰到我在先前已提到过的一个困难——如何把已经定型的经典运用到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特殊境况上,既要照顾到信息的完整性,同时又要照顾到境况的特殊性。也就是说,成功的经典解释者应当一方面守着经典,一方面关照他的时代,故经典与境况二者应该相互关联呼应而不是相近似,它们之间永远存在一种紧张——到底门要决定房屋的结构到什么程度,或房屋该决定门到什么程度。想掌握一个恰当的分际并不容易。如果不能把握住恰当的分际,便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为了使经典所启示的信息与现实境况更密切相关,解释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自己的意见来支配经典。强古人以就我的结果,是使经典成为服务个人思想的工具。

  

   廖平、康有为的疑古活动都是在近代反传统运动尚未爆发之际,他们之所以逼出那样大规模的疑古思想,主要的动力是强烈尊孔卫道的意图,而他们的疑古成果却被反传统运动的健将所继承,爆发了古史辨运动。这样一个案例至少告诉我们,近代的反传统运动在最初萌芽的阶段不一定全是反传统意识的产物。如果我们借用“精神”与“躯壳”这一对名词来看思想史的演变,那么可以发现“精神”与“躯壳”之间可以有无限层次、无限种方式的联结。疑古这个“躯壳”可以与相当不同的“精神”相联结,尊孔这一个“精神”也可以与相当不同的“躯壳”相联结;不同意图、精神可以寄托在同一个结构之中,而不同的结构也可能寄托着同一个精神。反孔的精神并不一定就会导致推翻上古信史,它们二者虽然有亲和性,但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尊孔也可能发展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破坏力极大的反传统来。像康有为与廖平,他们“本意尊圣”,但最后“乃至疑经”,其意图与结局之间就已是相当吊诡的了。但更吊诡的是,他们的疑古思想被意图层面完全不同的反传统人士接收下来,其尊孔意图被全部舍弃,发展成一个纯粹的反传统运动。

  

   所以古史辨运动虽然有相当程度上是清末民初传统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却很快地与民初的反传统运动合流了。顾颉刚(1893—1980)等人相信“旧道德的权威都伏在古书的神秘之中”,如果依然抱持着传统的上古史观,则一方面是“尧舜禹汤一班古人就成了道德的模范”,另一方面则是“儒家的思想就都成了尧舜禹汤早已行过的王政”。这个两千年来约定俗成之历史系统如今被重重拆散,一方面使得上古历史有了重构的必要,另一方面使得寄托在古史上面的道德系谱也全面崩溃了——因为这些道德既不曾在上古黄金时代实行过,它们的合法性便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怀疑。所以拆散古史系统,重新审视它的组合过程的同时,也等于拆散了传统的道德系谱。

  

   (二)复古与反传统

  

   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晚清的国粹主义与保守主义是同义词。国粹主义当然与保守主义有密切的关联,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它的另一面影响。

  

   复古主义并不一定是与革新相敌对的,复古主义也可能蕴蓄着巨大的改革动能。在许多时候,复古与守旧完全不能等同看待。晚清复兴佛学的大功臣杨文会(1837—1911)就曾说他们佛界中人,“既不维新,又不守旧”,而是“志在复古”,足见在他们看来复古与守旧并不完全一样,一个守旧的人极可能是效忠当前认可的传统,可是复古的人则是要跨越当前的传统,攀向那个更高更纯粹的古代。谭嗣同曾说“变法又适所以复古”,足见至少在晚清,复古是针对当前传统的一种改变。因此在晚清,复古与守旧常属于敌对的阵营。

  

   以湖南省“南学会”为例,它是这个保守的省份中,最早从事思想革新的团体,而他们所标榜的一个重要精神便是“复古”。在“南学会”稍前的《沅湘通艺录》中便有“治新学先读古子书说”这样的题目。[25]令人纳闷的是“新学”与“古子书”有何关系?同时也觉察到复古主义本身正潜藏相当巨大的动能及各种可能性。

  

   晚清复古思潮中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前提:反对“二千年间专制”、“小人儒”(借用伍琛的话),直接恢复到先秦诸子争鸣,儒术尚未定于一尊的时代。他们大多承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两个光灿夺目的时代,先是周公集尧舜文武之大成,再是战国时代出现一个空前绝后的黄金时期,而现在是刻意恢复的时候。邓实的《古学复兴论》中便充分表达这一层想法。他说在先秦诸子中:

  

   其所含之义理,于西人心理、伦理、名学、社会、历史、政法,一切声光化电之学,无所不包。[26]

  

   那么,为什么现代中国会远落西人之后呢?理由是两千年专制小儒阻断了先秦光辉的传统,所以他们要回到真正的古代,去发扬中国传统思想之“粹”。南社的宁调元(1883—1913)于1913年到广东担任三佛铁路总办,建立了南社粤支部,主张“张朴学于中原,共存国粹”,以复古主义相标榜,可是这一个国粹主义者却攻击孔子,骂孔学是专制之学,骂孔子是民贼。他在《孔子之教忠》一文中甚至说:

  

   古之所谓至圣,今之所谓民贼也……孔子者,盖驯谨成性者也……致贻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

  

   宁氏在《孔子之右文》中,又指责孔子不言军旅之事,使得“文弱演为国俗”,还在《孔子之持家》《孔子之接物》二文中对孔子的待人处世提出苛酷的批评。[27]

  

   他的例子告诉我们,不少国粹主义者的特征之一便是将中国传统彻底相对化,他们选择的“国粹”都不一样,选择某一部分常常同时意味着拒斥其他部分,也就是以一部分为“粹”,而把其他部分斥为渣滓。这个行动本身便有相当大的破坏力量了。所以像宁调元便拒斥了孔子之学,认为那是渣滓,而保留了他所认为是“粹”的部分。他的复古与国粹之主张与他的反孔言论并不矛盾。

  

再以国粹学派的领导人章太炎为例。从现代眼光看来,他便是一个奇特的复合体,他的思想中既有着复古的思想,同时却又散布了大量反传统的种子。其实,从某一层面看来,这两者并不互相矛盾。历史上具有批判力量的思想并不一定是崭新的,只要一种思想与该时代流行的思想有着落差,便可以对该时代起批判作用。故复古与趋新皆可以形成批判力量。章太炎曾说“复古”即“禔新”(趋新)[28],用梁启超的词汇来说,即“借复古为解放”。他所说的“复古”,即要回到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秦,重新以那个时代的角度衡量孔学。所以他引先秦诸子的记录作为认识孔子的依据,以致有《诸子学略说》之作。在这篇关键性的文字中,他彻彻底底地批判了孔子,从它的字里行间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复古”与“反传统”的复合。[29]长期以来,章氏已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但他实际上已逐步背离了传统。我们甚至应该这样说:在“传统主义者”这一外壳里所装着的已经是与过去大家所认定的“传统”非常不一样的内容。章太炎的思想实代表着传统文化濒临崩溃的前夜,在他的一些思想继承人手上,“传统”像粉一般碎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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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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