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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晞 樊丛维: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更新时间:2020-07-29 11:45:41
作者: 肖晞   樊丛维  
并举行了“2018马拉巴”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以及“对抗印度2018”联合空战演习。在三国联合军演的基础上,将力争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接触正规化, 同时寻求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甚至美日两国还欢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日益扩大的区域存在,并呼吁在包括航行自由、港口安保和打击非法船舶转让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美国在其最新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声称:美国在印太 地区面临的挑战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能够解决的范围。美国寻求与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应对共同的挑战。由此可见,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不断推进,美日海权同盟也被纳入其中,并且呈现出向多边蔓延的网络化趋势。

  

   三 、应对美日海权同盟:中国的路径选择

   美日海权同盟的目标是凭借两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提升与亚太地区海洋国家的关系,组建“海洋国家联盟”扩大海洋控制权并主导亚太地区的海上事务,从而维系由美日支配的亚太海上力量格局及海洋秩序。因此,美日海权同盟将对未来东亚海洋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首要防范目标就是中国,而海权同盟的调整也必然会挤压中国的海上发展空间。美日同盟始终将中国作为“破坏”传统东亚海洋安全秩序的不稳定源,意欲在印太地区构筑封锁中国的海上包围圈,这必然会加剧美日同中国对抗的风险,继而危及中国的海洋权益。因此,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展开战略应对。

   (一)坚持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

   海权论鼻祖马汉认为:“海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间的斗争、竞争,以及最后酿成战争的暴力行为的一种记述。尽管从广义上说,海权的历史涉及了一个民族依靠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但事实上,海权的历史主要是一部军事史。”在构成海权的诸多要素中,军事因素发挥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国家海洋安全的基石。美日海权同盟的核心是安全问题,构建路径主要依赖海空军事合作,主要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装备交易等。这无疑会使中国面临严峻的海洋安全威胁。美国军事学者杰弗里·克莱恩甚至专门撰文论述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施海上军事威慑的方式,其中包括:通过优越的水下力量,抵消中国依靠巡航和弹道导弹所掌握的反介入力量的优势;动用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拒止中国的潜艇、军舰、后勤舰艇以及商船通过东海和南海的海上通道。由此可见,美日海权同盟会倚重军事力量重新塑造印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海洋安全格局,造成新一轮的地区紧张态势,中国的海洋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

   基于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属性,行为体往往只能依靠自身力量维护自身的安全。在这一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下,行为体的意向应当被定义为行为体在给定环境中将会采取的行动。如今,美日海权同盟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已经成为中国海洋安全的给定环境,因此,推进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尤其是海军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按照杰维斯的观点,如果侵略者认为维持现状国家既无实力亦无决心威慑其侵略,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危险。这种观点始于侵略国家对维持现状国家进行试探。如果维持现状国家就此退让,它们不仅会丧失与这些具体问题相关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长远观点来看,还会鼓励侵略国家得寸进尺。即使维持现状国家此后认识到自己的窘境,愿意付出较大的代价以求避免更大的退让,也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使侵略国家认识到这种后来建立起来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现状国家只有选择:要么继续退让并因此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要么刀兵相见。在美日出台的多部官方文件中,针对中国的意图依然十分明显。中国海军作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中坚 力量,肩负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使命。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海洋战场将出现以下新的特点:首先,海洋战场的作战空间更加广阔 ,将构成水下、水面、空中、太空和网络“五维”战场;其次,信 息化条件下的海洋战争是以空袭和精确制导武器“非接触、非线性、非对”,精 确、快速、远程、猛烈、短时、一体化、空中化——没有或极少单一作战行动为特征。这些特征要求需要在强大的 C4ISR9 系统即指挥、控制 、通信、情 报 、计算机、侦察、监视系统的一体化条件下,多军种的联合作战。在信息战环境下,水下由于其光学可视度低、海杂波干扰效果显著等特点,有利于隐蔽,是中国海军出奇制胜的重要空间;最后,海上战场通常是新式武器装备优先投入使用的场所,在这种作战环境下,战争构成要素不断增多,模块化任务愈发精细,战争的整体进程大大加快,战争决策者要 具备依据这种快速打击能力制订战争计划的能力,这对海战指挥官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因此,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海洋战争,信息化是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为此,中国国防部于 2015 年出台了新的《中国军事战略》,其中在第四部分“军事力量建设发展”中着重提到:“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 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由此可见,坚持推进海军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增强了自身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实力,有效回应美日海权同盟的威胁;另一方面,应通过发展海洋经济,为海军现代化建设提供长期性保障,此外,提供公共产品,带动区域经济互惠,满足美日等国的经济利益诉求,降低美日海权同盟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二)持续表达和平发展信号

   和平始终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内涵。中国人强调“和为贵”,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强调“和而不同”,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即“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鉴于此,崇尚和平是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之中,并造就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热爱和平的高贵品格。儒家强调“以和 为贵”的思想,使得和平成为治国安邦、敦亲睦邻友好之道。鉴于此,中国对自己战略文化的认识没有所谓侵略性的使命。并且,中国“和”文化主要体现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三个层面。

   (三)积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和多极世界的逐步建立影响了中国在国际政治 中的地位。”中国的发展增加了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西亚、波斯湾是中国海外能源的主要 来源地。自1996年以来,大约60%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地区。不难发现,中国近年来海上贸易指数虽偶有波折,但在总体上不断提高,海洋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开展贸易最重要的物理空间。印度洋、南海、马六甲海峡都是极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中国的能源进口、海上 贸易运输等都极为依赖这些海域航道的安全。然而,美国利用中国对于海上交通线的高度依赖,在航道沿线建立军事基地并加强军力部署,力图实现对于国际重要航道的实际控制以及 我国南海、东南沿海区域的全天候监视,这将直接威胁到中国的海上生命线安全。

   中国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改良印太地区海洋秩序的重要举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张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中国推动地区海洋秩序向和平、繁荣、友好、稳定的方向发展,通过不对抗的方式进行,这与美日海权同盟所展现出的针对性与军事化特征形成鲜明对比。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强调各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互联互通,确保蓝色经济繁荣发展。在商业贸易与文化 交流中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依存度,使各国能够在互利合作中充分理解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意图。而且,在合作中,中国与沿线各国能够加深彼此的沟通与交流,深化互信与理解,消除误解与分歧,抛弃偏见对立,最大限度减少在信号传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错误知觉, 减低某些西方媒体支配话语权后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对沿线国民造成的误导,从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形成新的认知相符现象。

  

   四、小结

   近年来,随着亚洲的快速崛起,东亚沿海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在全球战略博弈和体系重构中的重要性也大幅提升。美日同盟作为影响东亚海洋安全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力量,也在随着东亚海洋安全格局的变化以及两国的自身因素在不断调整。当前,东亚地区新兴海洋国家不断发展壮大,且域内海洋争端不断发酵,传统海上安全秩序亟待调整。美日同盟也因此调整了安全意向,对海洋方向投入了更多关注,期望通过海权同盟的方式重塑两国在地区安全中的地位,继续主导地区海洋安全秩序。在美日海权同盟框架中,对中国展现出强烈的针对意图;在手段上,继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强化同盟军事属性;同时,尽可能拉拢盟国和周边国家加入其中,构架网络化安全体系,以增加制衡资本。在美日海权同盟的桎梏下,未来东亚海洋安全格局的不稳定性将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其表现出的网络化倾向将会对整个亚太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如若多边框架构建完成,将会是冷战结束后对地区安全局势最大的冲击。中国应从未来国际格局变化、美日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及其互动性角度持续关注,及时发现新的动向与特征,以及对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而优化中国在应对美日海权同盟问题上的路径选择。(有删节,注释略)

  

   作者:肖晞 樊丛维(作者分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2020年第4期《东北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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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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