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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晞 樊丛维:美日海权同盟的背景、特征及中国的战略应对

更新时间:2020-07-29 11:45:41
作者: 肖晞   樊丛维  
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安全战略,改变了传统的锁国防御思维。其次是依附心理。严峻的地缘格局使日本的危机意识逐步深化,日本意识到很多关键节点上难以独自面对危机,因此产生了一种依附心理,即依靠世界强国的力量保障自身利益。“其所为并非所愿,而是在迫于压力做出的无奈选择”。在当下,日本所处的东亚海洋格局多极化趋势日渐显著,日本在地区海洋力量格局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并且,日本与东亚地区大国俄罗斯、韩国、中国都存在着海洋领土争端,其地缘环境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日本急切希望“在日中之间缺乏军事风险降低机制的情况下,美国在其中通过威慑和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借重同盟框架来重塑海洋大国的形象。

   以此为背景,2009年6月,日本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向日本防卫大臣提交了根据美日海权对话会议制定的报告《为安定和繁荣海洋的美日海权同盟:基于美日海权同盟对话的建议》。这份文件确定了美日海权同盟概念的内涵,即“美国和日本这两大海洋国家,在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创造的海洋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海权同盟’的新概念,并将其推向世界成为全球共识,从而促进海洋的和平与繁荣”。该倡议书结合两国意向和地区局势,提出了加强海洋防务和安全合作的要求,还表达了建立松散的海洋国家共同体的构想,并希望将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纳入其中;同时,两国将在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海洋技术与调查研究、保护海洋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最后,美日塑造国际海洋秩序,处理航行与飞越自由、区域资源开发等问题,约束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过分要求,加强美日北极事务合作等。

  

   二 、美日海权同盟的特征:网络化的安全架构

   美日海权同盟是在两国原有的同盟关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新的同盟形式继承了原有的双边关系结构框架,同时针对当前地区格局变化做出了新的调整,尤其是强调同盟的海权属性,并呈现出针对性,注重军事安全,尤其是海上军事安全,同时表达了强烈的网络化倾向。

   (一)开放性表象与针对性实质

   美日计划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推进全球海上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美国提出建立“全球海洋伙伴关系倡议计划”,要求日本支持美国倡导的伙伴关系计划,并呼吁调动各国的海上力量进行灾害救助、预防海上恐怖主义、打击海盗、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日本在马六甲海峡维护航行安全的行动正在逐步拓展至印度洋,并且在与美国开展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中国的合作,从而建立多国体系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美国正在加强其对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的承诺,同时也在扩大和加深与新伙伴的关系,这些伙伴必须与美国一样尊重主权、公平和互惠贸易以及法治。”美日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正在扩大外交努力,支持它们对沿海地区的开发与安全维护、环境保护,开展海岸警卫队教育、培训项目,分享海上安全信息。

   为确保所谓的国际协调中的海洋安全,美日主张建立结构松散且认同同盟宗旨的海洋国家联盟,邀请西太平洋地区的韩国、澳大利亚参加,与印度保持合作关系,从而确保从印度洋到太平洋间海上通道的安全。虽然表示该组织不排除中、俄参加,但必须要遵守组织的原则。2011年6月21日,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其确认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就是

   “鼓励中国为地区稳定和繁荣、全球问题的合作及其遵守国际行为规范发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作用”。面对当前复杂且在不断变化的海洋政治格局,美国及其盟国希望与中国进行接触,并在接触中尽可能影响中国的行为,以期通过低调加强威慑,以及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与中国进行更积极主动的高层外交,塑造中国的政策。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明确表示“鼓励中 国领导人与邻国和多边机构进行建设性接触,会谈应包括坦诚和广泛讨论提高透明度的重要 性,以及双方为深化合作、确保稳定可采取的措施,减轻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推动双边合作, 包括可能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安全架构的可行性。”

   但是,在应对挑战的方式上,美日两国却在坚持强化威慑性军事力量的同时,还采取加强对话、情报信息共享、多边合作等方式来实现应对。美国在其《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报告中指出:“我们将能够在必要的地点实施海上控制,最好与朋友和盟友一起行动,但在必要时只 能靠我们自己的行动。”为了提升同盟的实际功效,美日强调需要大大增强拓展“海域意识” 和扩展“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与实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美国的同盟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在某些方面,朝着可能不利于中国安全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国防部最新一期出版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直接将中国作为防范的目标:“特别是,中国企图通过军事现代化、具有影响力军事行动和掠夺性经济手段来胁迫其他国家,使其在该地区重新获得优势。”美国着重渲染了中国实力增长,尤其是海洋装备现代化对美国 造成的威胁,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自由与压迫性世界秩序愿景”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而这种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在海洋安全问题上,美国着重渲染:“中 国继续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部署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并在与其他声索国的海上争端中使用准军事力量,使南海军事化。”在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对于中国的海上合法维权行为也进行曲解误判:“中国仍在使用胁迫手段,包括动用 海军和准军事舰艇,以强化其领土主张并扩张利益。中国的行为突破了不挑起冲突的底线。在南海,中国继续推进军事化。反舰巡航导弹和远程地对空导弹已经部署在南沙群岛的前 哨,中国战略轰炸机已经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上进行了起飞和降落演习。”并且,报告中将 美国海军迪凯特号驱逐舰非法闯入中国南海而引发的中美军舰南海对峙事件作为中国威胁 地区海洋安全的标志事件。由此可见,美国主导下的美日海权同盟在海洋环境变化、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呈现出了开放性特征,以期与中国开展合作来实现自身海上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地区海洋安全、域内秩序安排等方面,美日海权同盟却展现出了强烈的针对性。两国不愿接受中国海上力量增长所带来的域内安全结构变革,因而通过海权同盟的方式对冲中国实力上升引发的地区格局变化。

   (二)海权性表述与安全性举措

   根据海权同盟的定义,同盟各国应在海洋经济、安全、科技、生态、运输、文化等多领域展开合作,构成一个多属性、多领域的全面同盟复合体。但是美日海权同盟却将大部分举措落实在了海洋安全方面,从而忽略了海洋空间其他领域的合作,事实上是传统军事同盟在海洋方向上的进一步强化。

   美国2015年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将美国海军的任务归结为以下几点:保卫国家安全,制止冲突,应对危机,战胜侵略,保护海上公域,加强伙伴关系以及提供人道主 义援助和灾难响应。由此可见,安全问题是美国海上力量所针对的首要问题,其开展的一切海上任务行动都将围绕这个主题,与日本结成海权同盟同样如此。两国一致认为,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美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卫日本及其管理的领土。然而,随着印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美日同盟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无论是打击朝鲜的“无赖行为”,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两国都必须追求具体目标,以保持联盟作为对称优势。在这一报告中,美国详细列举了中国海军实力增长、俄罗斯军事现代化、中东和非洲地区动荡、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所带来的海洋安全环境变化。并提出,美国海上力量应针对这些新出现的海上安全不稳定因素展开行动,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对美国海上安全造成的威胁。

   近年来,美日两国不断声明,正在寻求与所有国家合作,反对任何有霸权野心国家的崛起以破坏海洋权力平衡,从而导致安全环境的不稳定。2018年8月18 日,日本颁布了最新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具体举措:于2015年4月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中明确写入“确保本 和 平与无缝安全防卫”“ 为地区及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合作”“太空和网络的相关合作”。两国根据《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继续推进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扩大联合收集情报、警戒监视和侦察(ISR)活动,扩大联合使用这些活动据点的两国设施和地区。

   美日通过维持、展示强大的海军力量彰显同盟实力,并通过情报收集、侦察和监视来应对紧急事态。日本还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促进美日技术开发方面的合作。“美日同盟 和北约是世界上仅有的‘核同盟’——美国承诺在其防御中使用核武器的同盟。”由此可见,两国牢固的双边安全关系仍然是美日同盟的基础。因此,两国认为在跨域作战中的合作、增强联盟能力、提高作战准备和合作应是推进两国国防关系的核心目标。同时美日两国对全球 中程导弹的扩散高度关注,并承诺将共同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军事装备的提升是强化美日同盟的主要措施,美国将向日本出口F-35、E-2D、V-22 等先进装备。美国欢迎日本增加 国防预算以购买9架E-2D预警机。美日两国对中国、俄罗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保持着高度关注,并力争能够左右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以便它们的行动符合美日利益或至少不要损害美日两国利益,确保地区大国力量之间保持有利于美日的军事平衡状态。在美国最新一期发 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重申了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通过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来维护美国安全与利益,促使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卓越,保持世界军事强国地位;确保重点地区的权力制衡对美国有利;推进有利于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国际秩序。由此可见,美日海权同盟仍将传统安全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方向,其军事属性在这一框架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三)网络化布局与多变化态势

   美日两国认为,来自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和企图破坏国际规则、规范的行为对联盟 和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安全构成了挑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由美日联盟为基础、日益网络化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结构,以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将其独特的盟友和伙伴网络视为“实现和平、威慑和提高作战能力的力量倍增器”。因此,美国正在加强和发展同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网络化的安全架构,以维护基于美国优先的海洋安全秩序。美国在2015 年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提到:通过与盟国和伙伴的日常和建设性接触,海上合作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海军网络。该网络应当汇集世界上战略目标相同的国家和组织,以应对共同海洋安全挑战。美日两国的构想是,当形成网络化的海权同盟之后,盟国间可进行联合作战,己方海军力量便会更强。通过优化配置各盟国的海上力量优势,使其大于其部分力量简单相加的总和。在正式和非正式网络中合作,同盟可以面对共同海上利益的威胁,分担海上安全风险,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球海军网络的强大能力。

   在东南亚地区,美日声称支持东盟的中心性和统一,并承诺在东南亚开展多边合作,包括通过联合培训和演习、能力建设、国防设备和技术合作,以及支持包括东亚首脑会议、东盟地区论坛,还有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为支持湄公河区域国家的自治和可持续发展,美日两国承诺将密切合作,支持区域国家应对共同的跨界挑战,包括跨国犯罪和贩运、区域互联互通、能源安全和加强能源系统一体化。

同时,美日还主张包括三方战略对话在内的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继续进行合作和高级别磋商,并且认为三方联合演习和能力建设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国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是亚太地区第一个正式的三边安全机制,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称之为‘有原则的安全网络’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之一,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一直在该地区建设这一网络。”在南亚方向,2018年举行了第一次日本—美国—印度三方首脑会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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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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