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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波:从“语言”到“实在”——柏拉图语言哲学新探

更新时间:2020-07-28 08:08:22
作者: 张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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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语言研究与实在研究

  

   柏拉图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比一般公认的要深邃得多,这尤其体现在《克拉底鲁》中。该对话被公认为是西方语言哲学诞生的标志34,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本专门论述语言问题的著作35。通篇对话致力于对个别单词的解码,并对引导这些单词的原初发明者按照其方式构造并分配(tithesthai)单词的思维模式、思想倾向和假设做了大量推测(Cratylus 385d)。柏拉图在其他对话中也有很多类似推测,所以一些现代学者假设“柏拉图对这些词源学解码并不认真,《克拉底鲁》在语言学解释方面的贡献微不足道”,是根本站不住脚的36。关于语词,柏拉图的主要看法有四点:第一,不论单词最早是由早期人类引入(《克拉底鲁》更青睐的观点),还是其有一个神圣来源(Timaeus 73c6-d2),抑或是两者的结合,它们都试图封装其所命名的项(物品或抽象事物)的本性;第二,它们的结构是将整个信息巧妙地压缩成几个音节,由此产生的解码困难因随后时代的误导性音移和其他扭曲而变得更加复杂;第三,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解码它们;第四,借助于这种技术,可以指望通过揭示单词的隐藏含义来恢复真正的洞察力37。

  

   这清楚地表明:词源学在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是一项蓬勃发展的活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自称为专家38。在《克拉底鲁》之外,柏拉图本人也曾两次对eudaimonia(幸福)的词源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指出该词明显由eu(良好的)和一个次要的或中间的神性的术语daimon(灵机)组合而成。因此,那些创造了该词的人显然同意柏拉图式的两个洞见:1.个体幸福在于让其内在神性即存在于头脑中的不朽的理性能力井然有序(Timaeus 90b6-c6);2.政治上的幸福取决于一部政制(politeia),在此政制中,法律通过充当神圣智力的中介,扮演着“daimons”的角色(Laws 713d5-e3)39。有学者认为,柏拉图用这种对eudaimonia的双重解释来传达相互替代性的、竞争性的语源学,这显然有失公允40。根据《克拉底鲁》,构造最好的单词通过组合一整套互补的信息来精确地实现其影响力。“太阳”(hêlios)一词便是典型例证,它合并了至少三个不同的意思(Cratylus 409a1-6):1.正是它的升起,“聚集”(halizein)了人们;2.它“总是绕着地球转”(aei eilein iôn);3.它的运动使得从地球上生长的东西“色彩斑驳”(aiollein)41。柏拉图的许多词源解释在熟知现代语言学的读者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即便它们直白明了。例如,“人类”(anthrôpos)被命名为独一无二的“回顾(反思)他所看到的东西”(anathrôn ha opôpe)的生物(399c1-6)。即使是这样的例子,也完全符合古代词源学惯例,因此,并没有充分理由怀疑柏拉图对待它们的态度不太认真、不够严肃42。

  

   当然,这并不是说柏拉图准备依赖传统,依赖那些命名者的权威。事实上,他明确指出,尽管古代命名者们创造的许多新词都显示出真正的洞察力,尤其是在宇宙学领域涉及神性的本性方面(397b-410e),但在希腊的主要伦理词汇领域,他们绝对不可信。现有的希腊伦理方面的命名法(术语)揭示了系统性误解,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命名者们不愿承认稳定价值观的存在(411a-421c)。因此,柏拉图得出结论说,通过这种词源学研究来寻求知识将是一个错误,因为即使有足够技能,即使原初造名者们的意见可以得到恢复,这些意见也不一定可靠。语言并非是关于事物本性的至高无上的、最终的仲裁者43。因此,研究这些“实在”的最好办法是直接审查它们,既要以其各自的性质,也要通过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来审查它们,即我们应直接去研究事物本身,而不是通过其名称来研究它们(438d2-439b9)。该结论并不像通常所理解的,其意在说明哲学应放弃语言的使用;相反,它只是说哲学问题不等于语言问题44,哲学不应依赖于对个别名称的解码作为通向“真理”的指南。换言之,对“实在”的研究不应通过对词语本身的研究来介导,尽管像命名和谓语这样的语言行为,对于他所设想的对“实在”的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工具作用45。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柏拉图在此提出了一种非语言的理解模式,主张对语言的研究与解决哲学问题无关46。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既然通过研究语言本身来认识“实在”并非是一条可靠的进路,那对柏拉图而言,语言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总的来说,柏拉图认为名称(onoma47)是一种具有双重交际功能的工具(388b13-c1):1.提供“指示”;2.“分离存在”。

  

   第一,人们通常认为这里的“指示”仅指世俗信息的传授(如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48。这也是一种误解。据文章开头所提到的目的论原则,柏拉图把名称的作用定位在它所希望带来的最高善之中,而这种善等同于哲学真理的教导。因此,对他而言,名称的正确使用者不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而是辩证法家;一种成功的语言(辩证法家推崇的语言)将是一种正确映照“实在”结构的语言(390c-d)49。即使很少有名称或语言能真正达到这一崇高目标,但它作为最终目的仍然是衡量任何名称成功程度的最佳指标。因此,在他看来,当名称被设计成事物本性的封装时,其目的一直都是为了传达这些事物的“本质”。若在没有达到这一目标的期间,名称在日常话语中也起到方便的标注功能,那么虽然可以说名称发挥了作用,但此功能显然不是名称的最终用途。《蒂迈欧》虽然指出语言最终是为了哲学,但名称在平凡的真理传播行为中的熟悉用法是对这一终极理想的一种近似50。

  

   第二,“分离存在”作为名称的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功能密切相关,其归根结底也具有哲学性质。一个名称通过这样描述其对象,即通过辨别被命名的事物“是什么”,来将“存在”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但“存在”(ousia)这个概念本身在柏拉图哲学中有相当大的语义范围。标识一个事物的“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仅仅指出一个人所谈论的是什么,二是指把事物的本质封装在一个定义中。因此,“分离存在”作为名称的理想功能可用某一光谱的最上端作为范例来表示,而同一光谱自上而下的名称通过与同一理想的或多或少的近似来实现其功能51。

  

   那么,有资格作为事物的名称的条件是什么?根据《克拉底鲁》的命名理论,条件有二:一是统一的声音串被分配给一个事物,二是该声音串描述性地把此事物挑选出来。因此,同一事物可以有两个或多个名称,这至少在不同语言中是不可否认的。是什么让这些名称都有资格作为它的名称?柏拉图首先给出的回答是,它们都分有同一个“相”。这里的“相”不是被命名事物的“相”,而是其名称的“相”52。为什么?对柏拉图而言,桌子是具有水平表面的人造物体,可以让放在其上面的事物被放置在高于地板的水平面,而不管它使用的是什么木材或其他材料,也不管它们是如何被精确地排列的。所有这些物体都通过它们在“桌子之相”(“桌子的理想功能”)的共同分有而被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不只有一种“通用”的“桌子之相”,还有一种“特殊”的“课桌之相”“电脑桌之相”等(389b-d;Republic 596a10-597d2)53。那么,如果制造者的目标不是制作一张实际的桌子,而是为它制造一个名称,结果又是怎样呢?柏拉图假定名称本身就是人工制品,而凡是发明并成功让名称传播开来的人都是在实践一种特殊的专门技能,即造名技艺(Cratylus 389d4-390d8)54。

  

   从本体论讲,对柏拉图来说,世界上所有的桌子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因为它们分有一种单一的“相”,即“桌子”的相,世界上所有表示“桌子”的单词(“table”“tafel”“mesa”“テーブル”等)也都分有一种单一的“相”。它们各自释放出单一的功能,即通过分离桌子的“存在”来指导我们关于桌子的事情,即告诉我们桌子是什么55。然而,造名者仅仅通过自问名称的通用功能是什么来进行命名是远远不够的;对他们来说,更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特定的“存在”可以通过人的名称、马的名称等来交流(385e-386d) 56在柏拉图看来,希腊制名者们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捕捉人的“存在”:这种既具有视力又具有理性的生物被赋予一个加密的名字,其含义是“对所见进行反思的东西”57。虽然柏拉图并没有详细讨论过外语,但他明确表示,由于“项”的存在可以通过多于一种的方式被名称成功捕获,因此完全有可能的是其他语言的“人”的名称,除了使用不同的声音系统作为它们的发声材料外,还可能使用这些声音系统来表明并非是“理性”,而是正直的姿态、政治能力、语言或该物种的其他一些同样鲜明的特征才是该物种的本质特征58。就柏拉图的术语使用方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名称都具有相同“力量”(dunamis),且都“表明”(dêloun)和“表示”(sêmainein)同一事物(394c1-9)。所有这些语言表达方式都是他在同一特定的“名称-相”(Name-Form)中传达“分有”的不同方式59。

  

   最后,这些名称和所有其他名称成功地表示其对象的方法是什么?柏拉图给出两点看法:期一,名称是声乐肖像,主要通过与其对象的肖像般的相似物来实现其象征意义,这种相似物是通过模仿(mimêsis)得来的;其二,一个名称就像一幅肖像,是刻意的相似。肖像是一种旨在捕捉其对象的视觉属性的可见相似性,而名称则是一种旨在捕捉其对象的存在的听觉相似性,即用来标记它的对象是什么60。总之,对柏拉图而言,名称是对其所命名的对象的模仿。由于我们所描述、报道、解释或以其他方式说明的“实在”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应该使用什么词,因此所使用的语言媒介(无论是标准的还是规定的,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的确应该发挥一些作用61。虽然在绘画和语言这两种情况下,相似常常是不完美的,但这种模仿仍然是对那个特定物体的模仿,不管该模仿是完全准确的相似,还是部分的相似甚至是误导性的相似62。

  

   三、语言与实在的同构性

  

   可见,柏拉图有关于语义理论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于语言如何获得其表示事物的能力有一套成熟的理论。这对于柏拉图大多数对话所致力于探讨的哲学式辩证法有何影响?对此的常见否定结论是:单词没有以足够的可靠性来模仿其对象,因而不能通过研究其词源提供知识来源。但定义探究本身的性质又如何呢?如前所问:辩证法家怎能确信,在现有希腊语用法中,目前需要定义的这个词已经被牢牢地绑在一个单一的、经过适当界定的概念,以至于定义这个词将促成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抑或更准确地说,与其把单词,不如把“事物”想成我们试图定义的东西(Charmides 175b2-4)63。然而,即使做了这个修改,问题仍然存在:事物的名称若是我们对其进行智力上的关注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的讨论则如何才能确保对该事物进行智力上的关注呢?更何况柏拉图坚信“思想”本身在结构和内容上是语言的。

  

首先需强调的是,柏拉图并没有像通常以为的那样坚称当前有关词汇的常规用法正确地捕捉到它们的含义及其外延。例如,《理想国》中被定义项“正义”是一个普遍用于“伤害敌人”这一计划的术语,然而苏格拉底却试图证明,伤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正义的(Republic 335b2-e1)。当苏格拉底完成这个论证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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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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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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