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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飞彪: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

更新时间:2020-07-24 20:51:00
作者: 何飞彪  

  

   在全面抗战之际,对国民政府而言,维持对苏友好关系意义重大。蒋介石虽然对皖南事变作出强硬处置,却并不希望中苏关系破裂。他当然明白,在会见崔可夫后的第二天就作出强硬决策,一定会引起苏方不满,因为“此事对俄关系最大”。但他认为:“正可因此以试验俄国助我抗战之用意如何也。”29

   1941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突然通知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要求取消当晚中国大使馆为苏联外交、贸易两部部长及高级人员举行的晚宴。“这在外交惯例上是没有的事,对我真是晴天霹雳般的打击,明知必有重大原因,但无法探知真相。”30显然,这是苏联在向国民政府发出不满的信号。为了缓解苏联的不满情绪,蒋介石分别通过邵力子和潘友新作出解释,尽量淡化皖南事变的政治意义。

   邵力子是国民党内亲苏的左派代表人物,确实是缓和中苏关系的绝佳人选。1月17日,蒋介石命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致电邵力子,将皖南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新四军身上。电报称,新四军不遵命北渡,主动袭击第40师,“窜踞苏南,挟制中央”,“我为自卫,被迫应战”。蒋介石还在电报中亲笔写下如下内容:“如苏友来问真相经过,不妨直告之。以后对于新四军之处置问题,今以军纪关系,不得不严明赏罚,以利抗战,对于其他政治与党派问题,绝无关系。”31蒋介石将皖南事变限定为“军纪问题”,而非“政治与党派问题”,目的就是破除苏方对于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疑虑。接到电报后,邵力子当即前往苏联外交部,根据电报内容向苏方作出解释。

   1月21日,邵力子回电陈布雷,报告苏联的态度,表示苏联舆论虽尚未公开评论皖南事变,但毫无疑义,苏方“十分重视此事”。邵力子在电报中表示:“经多方探查,知其认为不干预事件,而希望不扩大与妥善处理,俾不影响抗战,此时正作密切之注视,故彼决不正式询问,而我能有友谊之通知,实为有益。”邵力子认为,当前要务在于防止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希望蒋介石能够约束党内强硬派。他指出:“中央虽决定不牵涉其他党派与政治关系,但或因中共反响过恶,或因各方步骤不一,更相激荡,终致破裂,此则全赖我委座大仁大勇贯彻国策,各同志一德一心遵从命令。”32

   就在蒋介石通过邵力子进行疏通之际,国际局势的变化更强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必要性:一是苏日两国就渔业问题达成初步协定,这预示着苏联可能进一步对日妥协;二是美国取消对苏联的“道义禁运”,美苏关系由此获得很大改善33。于是,1月23日,陈布雷再度奉蒋介石之命致电邵力子。电文表示:“军事如不照此处置,则抗战局势万难持久,情势危急,实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但是,中央的态度一以贯之,即“仅限于维持军纪与贯彻命令,并不牵涉党派及政治问题”。唯有如此处置,“方能团结抗战、增强实力”,“否则民族前途,必致功败垂成也”。“如友邦有人来问时,可以此意答之。”34

   仅仅通过邵力子作出解释,显然不足以消除苏联的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争取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理解。1月25日,蒋介石与潘友新会谈。此前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俄大使求见,不外谈武器、橡胶或新四军事。如其谈新四军,则以内政问题严正对之。”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反而态度相对和缓地对苏方关切的问题作了详尽说明。首先,针对潘友新担忧此次冲突会引起国共内战,进而损害中国抗战力量的问题,蒋介石作出四点解释。其一,根本否认中国存在内战,因为在法理上,中国所有军队都是国民革命军,“新四军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根本上无中央军与新四军之分,亦无所谓冲突或斗争,更无内战可言”。其二,此次事件性质单纯,“处置新四军之问题,纯为一军纪问题,而绝非政治问题,更非党派问题”。其三,此次解散新四军不仅不会有损中国抗战力量,反而会增强抗战力量,因为整饬军纪可以使军队令行禁止,“正足以增加我全部军队团结抗战之力量”,进而给日本侵略者以精神上的打击。其四,从反面立论,声称“一旦军纪废弛,命令无效”,“必无以抗战,更无以答复友邦援华抗战之盛意”,因此中国为达抗战胜利之目的,“必不容军队中有违背纪律、反抗命令之事”。其次,潘友新作为苏联大使,不便对中国内政过度干涉,也很难反驳蒋介石的上述原则性说法,因而便回归到皖南事变的事实层面,即双方谁主动挑起冲突。针对潘友新的这一问题,蒋介石采取模糊焦点的策略,未正面回应。他一方面表示,新四军的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另一方面声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及妨碍抗战,如不断然处置,“以后无法指挥全国数百万军队,而国家亦因此必致灭亡也”。再次,潘友新询问今后局势如何,包含国共关系是否会继续恶化、中国抗战是否会中途停止。这是苏联当局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蒋介石爽快地保证:“大局绝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变动,中国当继续抗战,直至最后之胜利为止。”复次,潘友新询问将如何处置江北的新四军。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新四军番号已经取消,今后“再无新四军问题可言”;另一方面表示,此次事件不涉及第十八集团军,只要中共领导的军队服从命令,“中央仍以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待之,自当一视同仁”。最后,蒋介石在谈话即将结束时,向潘友新重申:“此次解散新四军,毫无政治或党派问题,更无损及抗战力量之顾虑。”35随后,蒋介石还将谈话的详细内容电告邵力子36。

   蒋介石虽然在会谈中对潘友新态度和缓,但是内心深处相当不满,以至于多次在日记中表示,今后尽量不亲自接见苏联使节。1月25日的日记云:“以后如无斯大林函电,不再亲见俄使。”1月26日的日记再云:“对俄使与武官决不亲自接见。”蒋介石认为,潘友新的态度乃是“正式质问”及“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与此同时,他也很庆幸苏联对华外交“尚无突然变化”。“凡所觉察者,皆在意料之中也。”37这反映出蒋介石“友苏而不亲苏”的立场。其在日记中曾写下对苏联及中共的方针:“甲、以革命精神、独立自主立场与之应对;乙、以甲项之精神与立场对俄尽量周旋,不使其丧失体面;丙、对中共朱彭以有限度之制裁,使之就范;丁、准备俄态之恶化;戊、抱定坚强之决心,决不姑息养奸,亦不过求既往,如此而已。”21这种立场的形成是客观形势造成的,陶希圣即主张:“吾人之亲友苏联,为事势所需,但决不可以亲苏者忠苏。忠苏之心近于宗教,迷惑吾人,莫甚于此。”38一方面,中苏两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国家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抗击日本侵略、解决边疆问题以及其他国内政治问题上都需要苏联支持。所以,蒋介石谨慎地维护中苏关系,以使其不至于彻底恶化。他对苏联的举动十分敏感,例如对于崔可夫取代福尔根成为军事总顾问这一苏方正常人事调动,蒋介石认为是“对新四军案表示之又一姿态也”39。实际上,崔可夫来华继任军事总顾问是苏联在1940年12月就已决定的事。

   除了通过双方外交人员进行解释与疏通外,蒋介石还通过国内舆论及公开谈话表达自己的立场,降低苏联的敌意。1941年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联名发布经过蒋介石许可的皖南事变宣传要点代电。电文特别强调,此次制裁新四军“乃纯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40。实际上,在该命令发布前,国民党主要宣传机关的基调就是如此。1月18日,《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英几个人身上。”41总之,就是要把问题尽可能“单纯化”,避免牵动整个抗战大局。

   鉴于皖南事变余波未息,而蒋介石自诩“每当危急之秋,必有一种真实之分析为军民告诚,而且所言必行,无愧于心,此种精神力量,比之任何武力所不能及也”42,因此,在1月27日的“总理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演讲,对皖南事变公开作出详细解释。首先,蒋介石将许多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言论斥为“敌人的谣言”。他说:“这种种的谣言大别之可分二项:一则说自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国家从此发生内乱,重召分裂;一则说国际上同情并援助我国抗战的友邦将因此而转变其对我国的态度。”蒋介石称,敌人制造谣言的目的是“恣意挑拨中伤”,“不仅企图动摇我们抗战的精神,而且妄冀迷惑国际间对我国抗战的视听,求逞其侵略中国的迷梦”。其次,蒋介石试图为事变定性,称其“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他辩解道,“抗战中的中国,就只有执行纪律与服从军令的问题,绝对没有什么分裂,更没有内乱可言”。再次,蒋介石称,国际上的友邦都希望中国军队纪律森严,增强战斗力,“而决没有任何友邦因为我们整饬军纪,制裁少数违法抗命的军人和部队而表示疑虑或犹豫的;反之,他们只有关怀与欣慰而已”。最后,蒋介石表示,此次“处置新四军事件”,有两点积极意义:其一,“打击敌人妄冀我军纪破坏,内部分裂,以减弱抗战力量的妄想”;其二,“申明军队的纪律,使全军有所警惕而振奋自爱,为国效命,因而加强我们团结抗战的精神”。43

   蒋介石明显低估了苏联的反对程度。就在他发表演说的同一天,苏联各报发表题为《中国之内部军事冲突》的塔斯社消息,指出:“此事件颇引起中国爱国各界尤其劳动大众甚大不安,彼等多认为此不仅为取消新四军且为取消八路军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开端。倘果如此,则中国或将展开内战,而内战则只能减弱中国之力量。”33蒋介石认为,自己的演说可以打消苏联的疑虑。他在日记中写道:“俄各报廿七日登载新四军消息,其字句虽为共党张目,然尚无过甚之词。其外交部对邵大使谈话,亦不为敌人所笑之言相劝,其用意仍在使我知止。若彼见我讲稿,自当了然耳。”38实际上,蒋介石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根本不符合事实,也不可能说服中共及苏联。针对蒋介石的这一演讲,毛泽东在1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44

   蒋介石之所以宁愿冒得罪苏联的风险也要强硬处置皖南事变,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1940年《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蒋介石成为英美苏等国争相拉拢的对象。“此同盟徒促成英美之合作,使英美对于中囯抗战一心皈命而尊重之,中国抗战因而与欧战渐趋联系,此乃中国前途至为乐观者。”45“无论美俄,今日决不能缺乏或离弃我国抗倭之局势。”41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也表示:“德意日三国缔结同盟后,日美之间斗争加剧了。英国、美国和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蒋介石已敢于更加放手地进行反共,现已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30其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意图作了充满恶意的揣测。他认为:“中共对我中央之心理:甲、以为中央在抗战中决不敢制裁中共朱、彭、叶、项;乙、以为苏俄最近接济中央之武器已到新疆而未缴付之时,更不敢制裁中共,因此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更放肆无忌矣。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余今以断然处置,殊出其意料之外也。”43蒋介石性格敏感多疑,对中共充满猜忌,因此颇为此次“断然处置”而沾沾自喜。他在日记中写道:“解决新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此为抗战历史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广州发难救党之运动也。自验决心坚强,不为物质所诱,不为谣诼所动。经此一举,威信树立,而内外形势必更好转矣。”46

  

   三、事变结束后的示好与缓和

  

皖南事变后,“内外形势”并未如蒋介石预想的那样“更好转”。相反,他陷入了左支右绌的境地。第一,事变发生后,中共实行“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应对策略,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尊重。中共在国内外的威信更加高涨,而国民党政府则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第二,日本乘国共嫌隙之际,向驻守河南的汤恩伯部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丧师失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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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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