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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展:宣统二年疆臣会奏速开国会新探

更新时间:2020-07-21 22:33:07
作者: 史展  
认为由李经羲主稿且以锡良领衔的“联奏折稿”是九月二十五日拍发的。32三、九月二十四日(10月26日)说。“到了26日晚,李经羲方才将以锡良为领衔人的电稿发至清廷,要求速即在一二年内设立内阁和国会。”33四、十月二十三日(11月24日)说。“1910年11月24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由锡良领衔,李经羲主稿,18位督抚将军联合奏请政府开国会设责任内阁。”34此说法依据为《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和《盛京时报》(1910年11月3日),然《盛京时报》的日期为1910年11月3日,又怎会记载11月24日之事呢?是误将九月当作十月。

   据《锡良档》中《李仲帅来电》(九月廿六抄),九月二十四日李经羲以敬电通电各地:“阁会事,诸帅电均敬悉,已于漾晚遵列台衔电奏。”35此电亦见于赵尔巽档,并注明拍发时间为“二十四日下午七点”。36又据《李仲帅来电》(九月廿五抄),即二十四日李经羲专门致锡良和瑞澂两人的敬电:“联奏略有改易,本日已发,到亦恐须廿五。”37根据抄录日期,可见此敬电拍发时间先于通电各省之敬电。以上两则材料似乎皆反映的是李经羲于九月二十四日晚拍发奏电。不过有一个细节应注意,即“漾晚”,“漾”乃韵目代日。38漾日为二十三日,可见奏电拍发日期确为二十三日晚。不过上文所提及的“本日已发,到亦恐须廿五”也值得注意。若“本日”为二十四日,即奏电于二十四日晚拍发,因奏电篇幅较长而译发耗时,故二十五日到京城实属正常,“到亦恐须廿五”一语则显得突兀。此外若奏电于二十四日晚上拍发,那么二十四日下午李经羲通电各省时决不会用“漾晚”。除了“漾晚”外,还有以下两点可供佐证:一、二十二日在瑞澂致赵尔巽的祃电中提及奏电将于廿三日拍发。39二十三日瑞澂致电锡良:“昨接仲帅来电,澂随电劝次帅联衔电奏,顷得复允附名,想本日必可出奏矣。”40可见收到李经羲来电的瑞澂认定奏电能于二十三日拍发。二、在赵尔巽收到的李经羲补发的筱电中,标有“此电于廿三日晚间由滇拍发”,41也证明会奏奏电拍发时间为二十三日晚。

   由上可知,疆臣会奏的具体时间为九月二十三日晚(10月25日晚),并非二十四日晚。因以往“九月二十三日”说所依据的奏电均存在问题,即史料依据为筱电中的“廿三晨拍发”,然此为李经羲在十七日打算拟发电报的日期,非奏电的实发时间。尽管结论皆为二十三日,但将会奏时间确定为二十三日晚无疑更为精确。

   (二)影响奏电拍发的因素

   据十七日李经羲的筱电,原计划是于二十三日早晨拍发奏电,然随局势发展而有所变化:“阁会一事,机势急迫,各省与张坚帅仍以会电速奏为当,命羲握笔,而推锡帅领衔,定廿二发奏。”42奏电拍发日期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倾向于后开国会的陈夔龙于九月二十二日通电各省,表明已单独上奏,并主张先于明年设立责任内阁和宣统五年召集国会,43与原本希望阁会并举的会奏疆臣意见相左。当得知陈夔龙已于会奏前单独上奏,锡良局促不安:“筱帅已先专奏矣……原奏内如弼德院、审计院、行政裁判院各项机关,固为宪政上应有预备,然非速开国会仍无以促进步。大稿已定,仍乞速发。”44可见陈夔龙(筱帅)的独奏无疑加快了会奏。二十四日李经羲致电锡良和瑞澂:“北洋未许联衔,赶先独电,请俟资政院三年期满再设国会,意在宣统五年成立,殆先得风声矣。”45其中“殆先得风声矣”一语,表面是说陈夔龙(北洋)早先得到了风声,又似在影射陈氏独奏是为了迎合风声。这已影响到疆臣会奏,并使“联奏略有改易”,即将国会日期改为“定于一二年内”。值得注意的是,锡良和吉抚陈昭常的态度与李经羲有所不同,前文提及锡良在阅览陈氏奏电后,仍坚持速开国会,并希望速发奏电。二十四日陈昭常在敬电中,反驳陈氏奏电,言语似针尖麦芒,重申“国会一日不开,内阁仍一日不固”。46可见,陈氏独奏的确对疆臣会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另一方面,李经羲、锡良和瑞澂均试图争取更多疆臣列衔,尤其是积极争取赵尔巽,这无疑会推迟奏电拍发。从李经羲的筱电看,直到十七日赵尔巽尚未同意列衔。47因之前与赵尔巽有隙,李经羲此时仍心有余悸:“鄙意次帅虽贤,不如两公坦白,径添衔名,恐怒。”48不过在锡良劝说下,李经羲还是在二十一日致电赵尔巽,希望其能附名会奏,其中还提及锡良也希望赵尔巽列衔。49二十二日瑞澂也试图劝说赵尔巽:“仲帅所拟会奏电稿,甚妥,弟已联衔。我公负一时重望,朝廷夙深倚畀,倘蒙列名,更易动听。”50其中“倘蒙列名,更易动听”可谓点睛之笔,以上三人之所以积极劝说赵尔巽参加会奏,主要是看重赵尔巽的影响。在李经羲和瑞澂的劝说下,事情在二十二日有了转机,赵尔巽急电李经羲,同意列衔会奏。51再据二十三日瑞澂致锡良的漾电:“昨接仲帅来电,澂随电劝次帅联衔电奏,顷得复允附名。”52可知直到二十二日赵尔巽才同意列衔。

   可见李经羲和瑞澂等因劝说赵尔巽列衔,不得不推迟上奏,直到其答应列衔。又因陈夔龙已单独上奏而不能继续延迟,故李经羲于二十三日晚拍发电报。在筱电中原本拟定电奏于二十三日晨拍发,后因局势而改定于二十二日拍发,致使最终拍发日期又推迟至二十三日晚。尽管最终与原定计划的拍发时间仍为同一天,但不能忽视拍发时间的变动和上述两种因素的作用。

   (三)奏电的上递日期

   奏电到达京城译发的日期为九月二十五日,符合李经羲的预期。据汪荣宝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闻各省督抚本日电致外部,请速设内阁、国会,词理详尽,外部将于明日代递(本院奏折亦定于明日呈递)。”故奏电于二十五日到达京城,而代递是次日的事情了。再据汪荣宝二十六日的日记:“本院《奏请速开国会折》初拟二十七八日呈递,昨因探闻各省电奏于今晨上闻,因连夜赶办,同时呈递。”53又据同日上谕:“本日资政院具奏,据顺直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等陈请速开国会一折,又据锡良等及陈夔龙、恩寿电奏组织内阁、钦颁宪法、开设议院等语,著将原折电交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后,预备召见。”54由上可知,此次疆臣电奏到达京城并译成文字的时间为九月二十五日,最终上递的时间为九月二十六日,同日呈递的还有资政院的奏请速开国会折,即资政院总裁溥伦上奏的《奏请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事》。55再观汪荣宝所言“昨因探闻各省电奏于今晨上闻,因连夜赶办,同时呈递”,可见在阁会问题上,资政院具奏和疆臣会奏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联系。早在八月廿三日瑞澂曾建议疆臣联衔会奏,以备资政院开会时交议:“今诸公既多数以内阁、国会为主体……有赞成者即列名,稿成即上,以备资政院开院时,尚可交议。”56资政院的成立,不仅为立宪派,也为疆臣提供了一个会奏的好时机。资政院同样抓住疆臣会奏之机,及时奏请速开国会,可见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默契。

  

   三 会奏疆臣的分化与续奏

  

   关于召开国会日期,会奏疆臣内部有分歧:主稿的李经羲态度缓和,主张“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而锡良和陈昭常等主张立即开国会。然此种分化导致了疆臣续奏。

   (一)会奏疆臣的分化

   以往学者多引用《国风报》《申报》《东方杂志》和《广西官报》中的奏电,皆非定稿。如此便很难发觉李经羲在定稿中的修改及所反映的问题。相对于初稿,李经羲在定稿中已做出部分妥协:

   一方面,李经羲根据鲁抚孙宝琦的建议,删掉“某等更有渎者”至“能无懔栗”等语,57原因是所举前明崇祯之事犯清廷大忌,故删掉亦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李经羲在定稿中添加了用来反驳“犹谓军机处总持行政,略同内阁,资政院采集舆论,略同国会”观点的一段话,即“就军机处言之,枢、部未能联合,主义难免背驰,且日赞万幾,取决俄顷,合谋不及,详究为难。在昔制度因仍,尚可权宜应付,今则政务繁棘,遂觉筹□艰虞。时势危亡,焉可不变?就资政院言之,各国下议员必由民选,所以重人民之责,立政府之监。今资政院议员,互选者由议局发生,与人民少直接关系,钦选者以朝官充任,与政府有统属嫌疑。借为引导议院之机关,自无不可,谓可替代国会之作用,而国会遂可迟设数年,则理解殊误。总之,阁会权责所关,不容假借,舍此则主脑不立”。58李经羲此举显然是为了表明军机处与资政院不能分别代替责任内阁与国会。不过,在阐述军机处不能代替责任内阁的问题时,一连用了“难免背驰”“详究为难”“时势危亡,焉可不变”等多个语气较重的词句,可见李经羲更注重责任内阁。对于“(资政院)可替代国会之作用,而国会遂可迟设数年”的批评,仅用“理解殊误”来形容,可知李经羲对国会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内阁。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多认为疆臣初奏是奏请于明年开设国会。59虽有学者注意到此处改动,却未深究。60据初奏定稿,其中李经羲已经把“明年开设国会”改为“定于一二年内开设国会”。吊诡的是,即便扬言阁会并举的疆臣会奏,最终上奏时在国会期限上竟有缓和之语。李经羲于二十六日提出一个两全之策:“内阁、宪法、官制有一年可次第议定,国会选举有一年尤可办成。若明春设立内阁,明年底后年春国会成立,均先降明诏昭布天下,是为两全。”61照此计策,责任内阁设立时间为宣统三年,国会设立时间大致为宣统四年。关于李经羲改动的原因:一、前文提及受陈夔龙独奏的影响,将奏稿改易。二、“定于一二年内”,“似不迫促”,也是虑及清廷对国会期限的接受程度。

   事先陈昭常并不知晓李经羲的改动:“前电未知仲帅译发之时尚有更动,故率臆奉商。诸帅于此事既皆同意,但请俟缓期之说果有明文时再行合词,将鄙删减上达,以为后劲。若明诏颁布,俯允前请,自不敢复请促期。”62其中陈昭常所谓“率臆奉商”,是指二十四日在敬电中所言:“愚意以恳列帅主持,仲帅主稿,再申不必缓期之请,以慰海内翘望之殷。”63可见陈昭常还是坚持立即召开国会。此外,力争阁会并举的还有晋抚丁宝铨:“清帅示太原丁抚来电,请再电力争阁、会同时并立。”64赵尔巽则首鼠两端,一面向李经羲表示同意列衔会奏,一面又于九月二十四日致电不赞成会奏的陈夔龙:“养电敬悉。阁会一事,巽原主分奏,意在先立内阁,与公见相同。嗣经仲帅、清帅电约会奏,当复以‘如诸帅皆不另奏,巽亦愿附骥末’。本拟另奏一电,今读大稿,实获我心。”65可见即便是列衔会奏的赵尔巽也有所保留:原是主张先立内阁,并非简单地认同阁会并举。再观桂抚张鸣岐,尽管也同意附骥会奏,但并不赞同阁会并举,“阁会两层,决难同时并举,先立内阁,而国会办法缓至明年”,66甚至建议各省分奏:“若能各抒所见,次第上陈,朝廷见众论之合同,或者易于邀准。”67再如湘抚杨文鼎,尽管也同意列衔会奏,但只提到责任内阁而一字未提国会。68观此次会奏,既有态度较坚决的锡良、陈昭常和丁宝铨,也有留有余地的李经羲和赵尔巽,还有不甚赞成阁会并举和会奏的张鸣岐。关于参与会奏的其他疆臣,其中不免随声附和之辈。概言之,会奏疆臣内部对责任内阁和国会的态度有所分化,并非完全如以往所认为的“大多数督抚联衔要求召开国会与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并举,是这次请愿中的又一突出特点”。69

   由是观之,陈夔龙的主张——先于明年设立责任内阁,再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70与疆臣初奏中的主张和李经羲的两全之策相比,不同之处仅是国会缓期一年左右而已,责任内阁之期并无差别。71可见陈夔龙并非与“锡良等人联衔会奏阁会并进的精神大异其趣”。72实际上,疆臣不会不明白奏请清廷缩短国会期限到宣统三年(实际至少缩短五年),在当时难以实现,有所缓和的会奏定稿更切实际。

清末新政以来,尤其是宣统朝的中央集权,致使疆臣的权力不断被削弱,其中督抚尤甚:“中兴以来,督抚权责较重……惟其权责较重,故地方犹可稍安。至于今日,督抚、州县亦非真有权也。”73而督抚需负守土之责,于是陷入了“权轻责重”的境地。此外各部之间也相互推诿,部院与督抚之间也有冲突,“今则十一部之法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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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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