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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祥 祝梦琳:论王船山政治思想四位一体的逻辑展开

更新时间:2020-07-21 09:04:32
作者: 陈力祥   祝梦琳  

   作者简介:陈力祥(1974- ),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2; 祝梦琳(1996- ),女,江苏连云港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原发信息:《船山学刊》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王船山哲学思想体系宏大而丰富。学术界关于船山政治思想之研究颇多,但对其政治思想之逻辑体系与逻辑建构的关注不多。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矛盾交织的整体社会环境催生了王船山的政治思想。船山“推其故而别致其新”,创造性提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逻辑结构体系:“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船山政治思想因社会现实问题而起,并由理论度越到实践,四个方面层层递进,具有“一以贯之”的贯通性、四位一体的逻辑度越性。

   关键词:王船山/王夫之/存人立礼/重法倡廉/天下为公/逻辑体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王船山遵礼之道研究”(16FZX012)。

   明清之际乃“天崩地解”“海徙山移”之时代。社会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纵观此时期的社会状况:在经济层面,呈现出向商品经济转型的景象,农业的商品化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政府亦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进一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萧萐父指出:“明代中叶以后,经济商品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已成为一种恒常持久的新趋势。”[1]10经济发展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和新特点。宋应星评价当时的经济:“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2]2商品经济的繁荣景况可见一斑。此外,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与新的经济因素增长,亦为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政治层面,官僚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统治阶级专政腐朽,贪腐之风十分严重。清军进关前,逃难官员却是“十车细软,一队妖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农民起义的爆发,导致愈发尖锐的社会矛盾,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正如吕坤所描述的:“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3]215社会矛盾交织,中国大地弥漫着浓重的戾气和杀机。在思想文化层面,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同时,失去其发展活力,逐渐演变为文化专制。人们的思想拘囿于封建专制权威思想的框架之中。此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社会整体环境为王船山的政治思想提供了契机。思想的产生总是依存于它的时代。面对明朝灭亡的残酷现实,王船山痛定思痛,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哀其所败,原其所剧”[4]539。他通过不断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文化复兴之路,从而形成了独到的政治思想。

   王船山的政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对宋明理学的开创性总结。其不仅为当时统治阶级治国理政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实践层面的意义,也对后世治国理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可以展开成四个逻辑层次:“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和“天下为公”的治国理想。其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开放性和实用性等特点。

   一、“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治国依据

   “君权神授”的“正统论”思想,是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政权合法性依据,正统学说源自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论”,王船山将此视为方术之士的邪说,为君子所不齿。萧萐父指出:“王船山严厉地批判了作为专制政治之灵光圈的‘正统论’,认为所谓正统论不过是为篡窃、攘夺和夷狄之入主作辩护,神化专制统治权。”[1]619通过对“正统论”的批判,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道统与治统并重的政治思想。朱熹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5]21圣人之统继天立极,是传统儒家一贯主张的立国依据。在王船山看来,“道统”指圣人的教化。而“治统”是指天子之位,尤指具有良好道德品性的圣明统治者。王船山曰:

   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蟹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6]479

   王船山认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十分紧密,两者对于治国而言都是相当重要而不可失的,天子之统如果被小人、盗贼与夷狄所窃,会使日月失轨,五星逆行,社会陷入失序混乱之中。天下难以保全清宁,人民难以保全性命。儒家之统被窃,矫饰虚妄、滥竽充数之风兴起,小人假饰成君子,庸人伪装成圣贤。良币被劣币驱逐,天下之亡亦近矣。

   “治统”与“道统”理应相合并行,互为兴替,天下因此平治。王船山曰:“儒家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6]568“道统”是“治统”存在的根本,“治统”是“道统”得以实现的基础,“治统”与“道统”并重,共同为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上的依托。

   二、“存人立礼”的治国之本

   王船山认为人是万物的主持者,也是天地之心,道的彰显需要以人为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则耳目所穷,功效亦废,其道可知而不必知。圣人所以依人而建极也。”[7]850王船山高度肯定了人作为主体性的价值,并基于人性的角度创造性提出了“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的观点。人性论是国家治理与道德文化建设的形上学基础,因此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王船山继承了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观点,并基于性、气、理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阐述。他说:“理善则气无不善;气之不善,理之未善也。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气之善;天之道惟其气之善,是以理之善。……和气为元,通气为亨,化气为利,成气为贞,在天之气无不善。天以二气成五行,人以二殊成五性。温气为仁,肃气为义,昌气为礼,晶气为智,人之气亦无不善矣。”[8]1054王船山在理气合一的基础上,将“性”与“理”置于同等位置,由人之理善、气善推出性之善。他主张人性之善是天命本然之善,性离不开对天道之善性的领受与继承。“继善成性”,性是成善的表现。与此同时,性亦具有“日生日成”的特点。“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的主张,充分肯定了人本身就具有向善的潜在能力,从而为民众性格之塑造提供了理论依据。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历来备受儒家知识分子的推崇。王船山继承了自孔子以来的崇礼思想,将立礼视为治政安君的根基,强调礼是立国的大经大法。礼正是基于道德层面,通过自正而后推及正人,从而能够实现邦治国安的合宜社会。“礼所以治政;而有礼之政,政即礼也。故或言政,或言礼,其实一也。”[9]553王船山创造性地提出了“政即礼”的政治主张,认为礼与政之间的关系是体用合一的关系,治政通过礼治得以贯彻实施,国家遵循礼治便可使尊卑有序、长幼有等。天人情理得以相通,社会平治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阐发礼治所具价值的根本原因。他说:“仁义之施,所及各有量。惟根心以出,则立之有原,行之委曲详尽,斯所及者广而可久。”[9]1326礼治不单单是形式上的教化与行为准则,礼治生发政治价值的根本就在于立人之极,凸显了人的作用和价值。总体而言,王船山将“存人立礼”的执政主张视为治国之本,其具体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主张以礼正上,用礼来规范统治者。王船山说:“盖人主之职,守礼法,慎言动,谨天戒,犹冢宰三司百官之有岁成也。一以百官受质之礼受之,立敬自上,而下莫敢不敬也。”[9]351实施礼治的第一步便在于统治者自身的作为合乎礼之法度,不可妄动妄为,在遵循天之诫命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推行礼治,将礼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规范与准则。“修明于上而下皆则之者,唯礼而已矣。”[9]557

   其次,主张道德教化。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强调要以礼治国、为政以德的重要性,礼治与德教密不可分。王船山沿袭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德主刑辅的基本路径,主张执政者重视教化,轻省刑罚,主要通过道德规范民众的行为。他说:“故先王忧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劳来之以德教,而不切聂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礼乐,而不督责之以刑名。”[6]476王船山认为,伦理道德关乎着国家的兴衰成败。他提出“德立而后道随,道立而后政随”的执政主张,重视道德教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最后,注重民本主义思想。王船山认为君主应以民为基,若无民则君不立。民心的稳定关涉到国家的根基,统治者应怀有恤民之心,并主动体恤生民之苦。“上奉天道,下顺民心”[8]981,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将体察民情,关心民意,稳定民心放在治理国家的首位。以民为本是治国理政之内核。一方面,王船山主张统治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不以专制禁锢百姓思想。并以诚信安抚民众,倾听百姓的合法诉求,从而保障百姓的合法权益。他说:“道者安民以定国,至正之经也”,安民之后方可使国家稳定、社会平治,这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另一方面,他提出“宽以养民”的主张。通过总结汉魏王朝治国的经验与教训,王船山认识到江山社稷之长久在于实行以宽柔为主的养民政策,“奉天以养民”[10]282是帝王的责任。他说:“汉之延祀四百,绍三代之久长,而天下戴之不衰者,高帝之宽,光帝之柔,得民而合天也。”[6]407进而言之,统治者既要息兵养民,不误农时,从而为百姓的生活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要俭以养民,通过减轻百姓的负担来赡养民众,“节养以息民,返不率以归农,则民志定矣。”[4]522在具体举措方面,王船山主张通过薄赋轻役来养民。他指出:“轻之于租,民乃知耕之为利,虽不耕而不容偷窳以免役,于是天下无闲田,而田无卤莽,耕亦征也,不耕亦征也,其不劝于耕者鲜矣”。[6]745赋税的减轻可以使百姓劳有所余,因而能够激发百姓劳作耕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天下亦无闲田。王船山所主张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减轻百姓的负担,并保障百姓基本的生存条件。

   三、“双严清源”的治国举措

   在遵循“存人立礼”的治国理念的基础上,王船山进一步强调法律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他主张:“治道之裂,坏于无法”[6]654。王船山批判“任人废法”的主张,认为这会造成“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6]397的诸多弊端。他强调要建立法治,通过法治来约束官员的行为规范,使之不敢任意妄为。法律的作用便在于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家熊十力曾说:“儒家尚法治,独推王船山。”[11]27由此可见王船山对法治的重视。

   明朝末年,官场腐败之风盛行,“宰相索之诸道,诸道索之州县,州县不索之穷民而谁索哉?”[6]1036从王公贵族到地方官吏,官官相护,上下相互勾结共同贪赃枉法,犹如蠹虫,严重侵蚀国之根基。百姓因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腐败之风对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王船山清楚认识到贪腐背后隐藏的政治危机,由此鲜明地提出重法倡廉的执政主张。在王船山看来,“贪暴之吏,唯其所为,而清议不及,乃民夷积怨,一激以兴,揭竿冒死,而祸延于天下。”[6]792腐败之风的盛行将会导致百姓积怨甚至是官逼民反,对国家政权有严重的危害性。王船山主张要严以治贪,肃本清源。执政者应努力践行清廉、谨慎、勤勉的工作准则。

而治理贪污腐败的关键是什么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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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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