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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更新时间:2020-07-20 14:57:28
作者: 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  
386到-0.071),而且失去了统计显著水平,表明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的总效应是通过经济维度和科技维度而发生的,离开了这些维度所测量的影响机制,抽象的市场化影响就无从谈起。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其综合社会资本比未使用者高12.6个单位,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确能有效推动互联网等高科技互动媒介的发展和应用,从而加强人们跨时空交往的可能性,最终带来综合社会资本的快速上升,支持假设2.2。

   最后,模型16纳入社会维度变量。可以发现,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仍然停留在统计不显著的状态(为-0.109),意味着市场化进程也是部分地通过社会机制来提升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对于社会机制,我们设计了两个变量,均产生显著的独立影响:非亲属网络成员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比,可以带来0.18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增量;人情消费比例每增长1个百分比,可以产生0.23个单位的社会资本增量。这两项实证发现支持假设2.3。表6的模型分析证明了,市场化是通过经济、科技、社会机制来引发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的,其变化的方向在我国1999年—2014年期间是正向上升的。

  

   五、结论与讨论

   市场化是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社会经济变迁的主旋律,其直接社会行为后果是经济理性的上升。在此形势下,人们不免担忧我国是否会重蹈很多发达国家的覆辙,即:随着经济理性的上升,人际联系将趋于松散,群体内聚力减弱,群体间缺乏外联力,而导致社会资本的全面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就出现了这一情况。本文利用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对这一担忧给出了基于科学实证的确切答案:从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间,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是令人欣喜的社会变化。

   虽然我们的数据分析仅仅涉及了15年的短暂历史,但这15年是我国市场化推进力度较大、经济发展迅速、效果相当显著的15年。这15年的初期,“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取得了“软着陆”的良好效果,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WTO),随后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成功地迎接了全球化的挑战,GDP总量相继超过英、法、德、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虽有“民工潮”“下岗潮”“上访潮”等新的情况层出不穷,但同时也有创新创业和深化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突破和探索,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触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经脉。来自全国从北到南的五大城市的数据表明,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的时期,我国城市居民总体上保持了社会性联系的稳定性、紧密性、延展性,从而引发了社会资本随市场化的上升趋势。为此,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上升,不但没有消减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资本,反而增加了他们的综合社会资本的存量。

   社会资本存量随市场化而增加的态势,需要深入分析才能了解其机理。我们的研究模型证明,在数据涉及的15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发生了重大结构变迁: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确有下降趋势,但是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是稳定上升的。这一研究发现基于理论认知的突破和变量测量的创新。理论上,我们既遵从我国社会关系研究前驱关于家庭和氏族是紧密人际联系发源地的思想,又吸纳了现代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各种理论和经验研究,明确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场域的观点。本观点认为,家庭和职场都是社会资本的生产和维持的场域,二者相互联系,互为补充。这是一个理论突破。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变量测量的创新:用定位法同步测量以家庭为中心场域的拜年网及其社会资本,和以工作组织为中心场域的职场互动网及其社会资本。基于这一测量创新,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家庭场域社会资本随市场化下降、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随市场化上升的实证分析结果。这一实证结果预示着,未来研究者不但需要持续注重家庭场域的人际交往质量和社会资本的产生及维持,而且更要特别注重以工作场域为中心的人际交往,研究这些人际交往如何从工作关系转变为具有私人情义的个人关系,进而转变为富有持续维系作用的社会资本。这一建议,也是关于社会关系变迁研究的启示,不但适用于我国未来研究,也同样适用于全世界各国的相关研究。

   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联系和人际互动的结果,所以个人特征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分析内容。我们的数据分析表明,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有些个人特征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正在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例如,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群体之间,其社会资本存量的差距正在扩大,值得我们注意。与此同时,就业人员与非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差距也在扩大,退职人员的社会性联系由于他们脱离职场而过度消减,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提升不断恶化,其中的内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我们还发现,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的社会资本存量,随着市场化的提升发生了逆转,虽然体制外人员开始处于落后地位,但是后来他们反超体制内人员,社会资本存量已经高于对方。这一变化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深入研究的跟进。

   上述研究发现对于我国经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第一,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城镇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呈现上升趋势,有利于形塑市场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行动。经济制度方面,丰富的个体社会资本预示着,相互信任和彼此合作的社会关系是信息流动的管道,也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丰富的个体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个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交易成本。第二,社会资本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迅速上升也可能反噬经济制度和扩大社会不平等,所以社会关系治理应是经济社会治理的重要关注点。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产生于人际亲密联系,在市场和社会空间存在较大体制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容易助长任人唯亲和裙带之风,甚至滋养权钱交易和权贵资本主义,影响社会公正,干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行。为此,社会关系治理中需要有效规制裙带网络、家族网络、黑恶势力网络对于宏观社会制度的侵蚀。同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它虽然能为个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收益,但是如果不同群体在社会资本的占有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时,则可能会扩大群体间的社会不平等。第三,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对于社会关系治理提出了如下研究任务:深入探索社会资本的性别不平等及其形成机理,防止社会资本性别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深入探索发挥工作组织社会功能的机制,创造平台开展跨职业地位的社会交往,以丰富较低职业地位的就业人员的社会资本存量;深入探索非就业人员的社会交往模式,创造更多的社区活动平台,使其在离开职场之后仍能充分融入社会;深入探索体制内外的结构边界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制约,使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都能获得市场化发展的社会效应,提升各自的社会资本存量。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3&ZD17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7XJC840002)、中国博士后基金第61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7M610627)的资助。三位作者贡献同等,李晓光(lxgxjtu@163.com)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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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樊纲、胡李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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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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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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