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更新时间:2020-07-20 14:57:28
作者: 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  
在工作场域呈现迅速上升趋势(支持假设1.2),导致综合社会资本总的存量是稳定上升的(支持假设1)。这是令人欣喜的一个实证发现。

   表2还包括了其他变量。为在回归模型中获得关于社会资本时期变化效应的无偏估计,我们测量了若干个体特征,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这些个体特征就是表2包括的被访者的性别、政治身份、相对教育年限、就业状态、单位类型、职业地位(ISEI指数)等,其结果在表2一目了然,这里不做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回归模型分析中使用相对教育年限,而非绝对教育年限。这是因为,绝对教育年限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是变化的,特定个体所受教育的价值取决于该个体在其出生世代中所处的相对教育位置,因此在社会变迁分析中,相对教育年限更能客观反映教育的实际效用。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分场域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

   为了进一步观察社会资本随时期变迁的净效应,也就是考虑了控制变量对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作用之后的时期效应,我们建立了表3的嵌套模型。

   第I组模型的因变量为家庭场域社会资本。观察基准模型可知,与1999年相比,2009年家庭场域社会资本显著下降1.918个测量单位,2014年显著下降3.774个测量单位。纳入控制变量之后,上述时期变化的总态势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统计显著的变化发生在2014年,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下降幅度明显。进一步排除社会资本随个体年龄和出生世代的影响效应之后,上述时期的变化态势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家庭场域所产生和维持的存量社会资本,在个体特征影响、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之外,确实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随着时期的转换,显现了稳定下降的趋势,提供了支持假设1.1的实证分析结果。

   第II组模型以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为因变量。观察基准模型可知,与1999年相比,2009年社会资本显著上升4.216个测量单位,2014年进一步上升了13.642个测量单位,上升幅度巨大。纳入控制变量之后,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上升趋势依然统计显著。进一步控制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以后,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依然随着时期显著上升。这就表明,工作场域产生和维持的社会资本,随着时期推进和市场化深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其增长幅度超过了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下降幅度,为假设1.2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分析结果。

   关于分场域的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总体而言,家庭场域社会资本随着时期推进呈现下降,但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稳定上升。第二,鉴于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表现出两种相反的变迁趋势,研究者在分析社会资本存量随时期的变迁趋势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这恰恰为综合社会资本的测量提供了实证支持,换言之,唯有合并两种场域的社会资本,方能得出更接近真实情况的研究结论。那么,综合社会资本如何随时期发生变迁呢?其变迁动力又是什么?

   (二)综合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

   表4是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的变迁趋势的嵌套模型回归分析。基准模型表明,与1999年相比,2009年综合社会资本显著增长2.298个测量单位,2014年显著增长9.868个测量单位。模型6纳入控制变量后,综合社会资本随时期的增长趋势依然统计显著。模型7和模型8分别控制了年龄效应和世代效应,综合社会资本依然随时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由此可知,伴随着时期进程,社会资本总体呈现出稳定增长趋势,支持假设1。

   值得注意的是,近四十年我国的职业结构正在快速变迁。那么,社会资本的上升是由整体职业结构升级引发的,还是人们社会交往加强促成的?我们通过分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高级职业比例的确不断上升。但是,控制职业结构升级效应之后,社会资本的时期变迁效应依然统计显著,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性联系随着时期推进稳定上升。

   表4的控制变量也显示了具有研究意义的结果。模型6显示,综合社会资本存量,男性高于女性,党员高于非党员,就业群体高于未就业群体,体制外人员高于体制内人员,教育水平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本存量也越高。这些结果表明,虽然人们都有其一定的社会联系,但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是不平等的,个人特征越有社会优势,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模型7和模型8帮助我们纠正了一个长期不解的研究困惑。模型7显示,年龄系数为负,而年龄的平方项系数为正,均为统计显著,表明综合社会资本随着年龄增长先降后升。这重复了很多前期研究所报告的数据分析结果,明显不符合生活逻辑,是一个统计分析偏误。该偏误在模型8中得到纠正。当模型8控制了世代效应之后,年龄效应不再显著,但其系数发生逆转,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迹象,是符合职业年龄段人们的生命历程的一般规律的:随着职场的进入,人们在工作场域内外的人际社会交往不断扩大,社会资本存量也逐步提高,虽然每年递增的社会资本是微量的(年龄系数0.105,统计不显著),而超过了职业生涯高峰拐点后的社会资本存量每年递减也是微乎其微(年龄平方系数-0.004,统计不显著)。出生世代效应方面,相比于1948年及以前的出生世代,1949年—1979年期间出生世代的综合社会资本降低大约10个测量单位,而1978年及以后世代的降低未达统计显著水平,这反映出不同出生世代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对其社会资本的建构会产生深远影响。

   个人特征对综合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如何随时期变化?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人际互动的结果,而个人特征在人际互动中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表5基于3个时期分别建立的存量社会资本的决定模型,回答了这一问题,得到三类趋势性的研究发现。

   第一类,影响稳定不变。这包括党员身份和教育年限,是决定人们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指标。表5显示,从1999年到2014年,党员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比非党员高10—11个测量单位。同期,每提高一年的相对教育年限,人们的综合社会资本就提高1个左右的测量单位(系数值跨时期变化统计不显著)。这两项结果说明,党员身份和教育水平不但影响着人们的分层地位高低、经济收入多少、流动机遇优劣,还影响着人际交往及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源,而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市场化进程中稳定存在。

   第二类,影响不断上升。这包括性别、职业地位和就业地位。从1999年到2014年,男性对于女性的社会资本优势呈现上升趋势,15年间从大约2倍上升到接近4倍。同期,职业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可以带来的社会资本增量,从1999年的0.45个测量单位上升到2014年的0.69个测量单位,15年间增量幅度53%。与此同时,就业者的社会资本存量一直高于非就业者,并且优势逐期递增,从1999年的10个测量单位,上升到2009年的12个测量单位,最后升到2014年的14个测量单位,15年的升幅为33%。一般说来,非就业人员从工作场域退回家庭场域,离开职业生活,经济收入减少,尽管闲暇时间徒增,但其社会交往圈会迅速收缩,并且伴随市场化的推进,非就业者的社会资本劣势不断增加。由此可见,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社会资本在性别之间、职业地位群体之间、就业状态之间的差别,有扩大的态势,而这种扩大态势是否会产生社会问题,值得研究。

   第三类,影响发生逆转。这是数据结果表明的体制影响方向的转变。表5显示,体制外就业人员的综合社会资本,在1999年低于体制内人员大约3个测量单位,但到了2009年这一趋势发生逆转,体制外人员的综合社会资本高于体制内人员10个测量单位,到了2014年这个优势还保持着,优势为9个多测量单位。由于体制外的市场化程度整体高于体制内,因此这有力支持了我们的理论推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场域中,个体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越高。

   (三)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直接影响

   以上我们证明了社会资本总量随时期上升,那么,其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本文作者的基本理论立场是,市场化是推动社会资本时期变迁的根本力量。虽然市场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合成指标(王小鲁、樊纲、胡李鹏,2019),但其核心含义是再分配体制和机制不断让位于市场体制和机制的过程,所以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是广泛接受的单一变量的市场化指标(郝大海、李路路,2006;张顺、程诚,2012)。为此,我们首先使用“时期-城市-社区”将JSNET数据划分为30个时区单位(基于3个时期、5个城市、2类社区产生),其中每个城市内的社区按照居民教育水平是高于还是低于该市平均水平,分为高教社区和低教社区。随后,我们计算了每个时区单位的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比例,作为市场化指数纳入分析模型。

   图1为市场化指数随时期和城市的变化趋势。观察可知:第一,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42%增长到2014年的59%,反映出15年间市场化指数呈现稳定上升态势;第二,市场化指数的上升趋势在五大城市都稳定存在。此外,我们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①发现,全国城镇体制外就业人员的比例,从2003年的不足30%上升到2015年的63%,12年间全国市场化迅速上升。这就意味着,无论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1999年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是稳定上升的。

   为了证明市场化程度对社会资本变迁的直接影响,我们建立了多层次模型。图2是基于多层次模型的系数可视化结果(其中每个模型都已纳入控制变量),观察可知:随着市场化指数上升,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呈现下降趋势(时区单位内部的个体差异巨大,所以统计不显著),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稳定上升(统计显著),综合社会资本也呈现稳定上升趋势(统计显著)。这就说明,市场化进程确实有效提升了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其提升效应是围绕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上升而发生的。

   (四)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的三种机制

   本文理论分析提出了市场化通过经济、社会、科技三个机制影响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变化。表6的多层次嵌套模型用以检验这些理论判断的真伪,其中高层变量为“时期-城市-社区”的30区位单位。

   模型13为基准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数对于社会资本变化的总体效应。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市场化指数(体制外就业人员比例)每上升1个百分比,综合社会资本上升0.428个单位,统计水平显著,支持假设2。虽然上升幅度看上去很小,但从现实情况看是很可观的:如果某社区的1999年市场化程度取值42%(五城市样本均值),2014年上升到59%(当年均值),其他条件不变,该社区被访人的平均社会资本存量在15年间上升了17%,是相当大的上升幅度。

   模型14纳入经济维度变量,检验其对社会资本变化的独立效应。该模型保留了市场化指数,其系数发生小幅度的下降(从0.428到0.376),表明市场化对社会资本的提升效应部分地来自于经济维度。经济维度的第一个测量指标是宏观层次职业的地位指数ISEI:该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综合社会资本将提升0.957个单位,即使在模型15、模型16中依次纳入科技维度和社会维度后,这一正向效应规模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明显增强,且统计显著。同时,经济维度的第二测量指标是夫妻平均劳动参与率:该指标每增加1%,社会资本提升0.093个单位,在三个模型中持续保持显著水平。两项实证发现意味着,市场化进程通过促进劳动参与和推动职业结构升级,将人际交往的更多精力投入工作场域,建构异质性社会资本,从而有效提升社会资本总量,支持假设2.1。

模型15纳入科技维度变量,指标是互联网的使用,检验其对社会资本变化的独立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纳入这一指标之后,市场化指数的系数不但锐减(从0.(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183.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