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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市场化与社会资本的变迁:1999—2014*

更新时间:2020-07-20 14:57:28
作者: 边燕杰   郭小弦   李晓光  
职业选择性和空间流动性随之提高(刘国亮、李娜,2011),加上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增长,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趋于核心家庭化,不可避免地缩小了亲族社会交往的范围,减弱了家庭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生产场域的作用。二是,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持续上升将互动群体生活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向工作场域,个体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作场域中选择异质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优化网络结构,提升资源含量,建构自致性的社会资本,所以强化了工作组织作为社会资本生产场域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家庭和职场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两种场域社会资本的变化态势也是相对而言的,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不会无限下降,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也不会无限扩张。对于个体核心网络而言,两种场域产生的社会资本相互重叠,也会发生相互转化(特纳,2005)。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推断:随着时期推进,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将呈现稳定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是伴随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相对下降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相对上升而发生的,由此我们提出第1组研究假设:

   假设1:随着时期推进,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不断上升。

   假设1.1:随着时期推进,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呈现稳中略降的趋势。

   假设1.2:随着时期推进,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

   (二)市场化的三个维度及对社会资本变化的影响机制

   上述讨论中我们假定,我国市场化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提升的。虽然理论分析和生活体验都告诉我们,这一假定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实际情况的,但理论导向实证研究的准则是,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分析意义的理论概念,必须明确对其进行操作化,将可测变量和指标纳入定量模型,获得直接的数据分析证明。遵循这一准则,我们将对市场化开展必要的测量。尽管市场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逐渐渗透到各个领域,但本文重点聚焦三个维度:市场化对经济领域的主导、对科技领域的推动、对社会领域的革新。这些是市场化影响社会资本变化的三大机制。

   首先是经济维度。市场化的直接结果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新型职业种类的增加,特别是中高级职业数量的增长。例如,在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82年,国家统计局使用的职业编码包括了301种小类职业,2009年国家标准职业编码增加到410种小类职业,2015年则达到434种,三十多年来职业种类增加44%。职业结构的复杂化、精细化、高级化不但反映了经济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预示着不同职业之间功能依赖程度的提升(涂尔干,2000[1983]),跨职业联系和交往机会的增加,以及个人中心网络的职业异质性的增长,因此将不可逆转地提升以异质性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存量。与此同时,市场化引发了经济理性主义的迅速蔓延和扩张,其表现是收入期望日升、消费主义强劲、利益关系市场化和经济生活中心化(李路路,2012)。经济生活中心化的助因和后果是全社会非农劳动参与率的迅速提升,为此,职业人口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于职场生活和职场联系,建构更多的以职场联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引发社会资本存量的上升趋势。

   其次是科技维度。市场竞争和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迅速普及,使得线上社会空间成为社会交往的新渠道和主要形式,形成了日益强大的网络社会(王迪、王汉生,2016;刘少杰,2018)。研究证明,互联网带来了人类沟通方式的根本变化,具体表现为:不但巩固和加强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也增加了与陌生大众的广泛交往机会;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弱关系网络,而且扩大了强关系网络的选择空间(边燕杰、雷鸣,2017);不仅提供了线下亲友通过虚拟空间保持互动的平台,也推动了虚拟空间社会交往向实体空间的转化(边燕杰、缪晓雷,2019)。总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革命性地提升了人们跨时空交往的能力,最终将有效促进个体社会资本总量的稳定上升。

   最后是社会维度。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化,社会生活发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促使社会资本的提升。一是市场竞争和职场竞争刺激了社会空间的竞争精神,比如入托、升学、培训、求职、转岗、创业、就医等,为了增强各自的相对竞争优势,人们普遍求助于社会关系的帮扶和协助,人情交往和投资因此得到强化,提高社会资本的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资本存量(郭小弦,2016,2017)。二是市场化不断增加人们的空间流动,使得个体更有可能和动力围绕工作场域建构非亲属的异质性社会网络,因此扩大了社会资本存量(刘国亮、李娜,2011;刘伟峰、陈云松、边燕杰,2016)。三是市场理性的日益扩张促使个人主义不断上升,心理问题徒增,作为自我保护的一种策略,人们会有意识地扩大和调整其社会性联系,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社会支持和提升心理健康,从而带来社会资本存量的扩充(Yu, 2008;余慧、黄荣贵、桂勇,2008)。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市场化从经济、科技和社会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交往行为,从而显著提升了社会资本存量。据此,我们提出第2组研究假设:

   假设2:市场化指数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1:经济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2:科技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假设2.3:社会市场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就越高。

  

   三、实证分析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来自三期“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的横截面调查(以下简称“JSNET”),包括1999年、2009年、2014年数据。这是我国针对人际社会网络和个体社会资本测量最早、持续时间最久的调查数据,相关测量题器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均有保证。JSNET1999包括长春、天津、上海、广州、厦门5个城市,各城市均以分段随机方法抽取样本。JSNET2009和JSNET2014的调查地增加了西安、济南和兰州,抽样方案与1999年一致。为了开展调查地的跨时期比较,本文保留三期数据都有的5个城市,剔除核心变量缺失样本,获得分析样本9651个。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本文测量三类存量社会资本: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工作场域社会资本、两者相加的综合社会资本。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春节拜年网。自2001年首次提出以来,春节拜年网已经成为测量中国居民关系网络的经典题器(边燕杰,2004)。尽管拜年行为主要发生在家庭场域,但交往对象不拘泥于家庭圈子,也包括亲密朋友、战友、同学、同事等社会联系,其共同特征均以私人情义联系为基础。基于春节拜年网,我们使用定位法测量社会资本,其基本原理是:社会成员分布于职业等级结构,相互拜年者所属的职业等级越高、范围越宽、类别越多,就表明他们的存量社会资本越丰富。

   本文通过春节拜年网的三个指标来测量家庭场域的社会资本: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均值。具体而言,网络顶端反映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的最高值,网络差异是网络成员中职业声望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网络均值为网络成员职业声望的平均值,反映社会网络成员的平均社会地位和平均资源容量(Li, Savage & Warde, 2008)。本文对三个网络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因子分析来提取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因子,表1为因子分析结果。

   表1显示,网络顶端对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贡献最大(因子负载为0.99),网络均值(0.83)和网络差异(0.80)的贡献彼此相当。三个指标对于因子值的总体解释度约为78%,表明网络顶端、网络均值和网络差异确是测量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我们将因子值转化为0到100之间,从而得到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变量,其均值约为68,标准差约为25。为了保证因子分析的代表性与稳定性,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分别以三个网络指标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所得时期变迁趋势与因子值估计结果高度一致。

   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测量依托于职场互动网。工作场域发生的社会互动主要包括组织内部的科层联系性和组织外部的市场联系性,二者都会成为个体建构和维持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边燕杰,2004)。组织内部的科层联系性指的是个体与组织内部不同层级的同事和部门(上级、平级、下级)的互动交往,组织外部的市场联系性指的是个体与组织外部不同的市场服务对象(客户、访客、顾客)的互动交往。这些组织内外的互动交往对象的等级地位越高、异质性越大,所代表的潜在社会资源就越高,反之则越低。为此,我们综合考虑科层关联与市场关联,通过个体与组织内外的互动交往状况,利用定位法有效地测量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

   与家庭场域社会资本的计算方法相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通过职场互动网的三个网络指标来测量:网络顶端、网络差异、网络均值。具体来说,网络顶端是个体与上级领导、上级部门、上级单位的互动频率之和;网络差异是在所有职场内外的互动关系中,个体实际发生的互动关系类型的数量;网络均值是个体在实际互动关系中的平均互动频率。本文对三个网络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使用因子分析来提取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从表1可知,网络均值对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贡献最大(因子负载为0.96),网络差异(0.91)和网络顶端(0.89)的相对贡献相当。三个指标对于因子值的总体解释度约为85%,表明职场互动网的网顶、网差、网资是测量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有效指标。我们将因子值转化为0到100之间,从而得到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其均值约为58,标准差接近27。实证分析中,我们也以三个网络指标直接建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时期变迁趋势与基于因子值的估计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合社会资本是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的简单相加。由于两个场域的社会资本存量已经进行标准化处理,测量单位转化为标准差,因此可以直接运算和比较。我们的思考是,个体一生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互动分别发生在家庭和工作两个场域,所以二者分别是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而其相关重叠的部分并不高,所以用简单相加法来计算综合社会资本,能有效地反映这些结构特征。在其变迁态势上,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社会资本,随着时期的推进理论上存在平行增长、同步下降、此消彼长等模式。简单相加法的有效性说明,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人们对于人际互动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结果,由于任何个体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相对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在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之间,人际互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是零和关系,本着此消彼长的规律性发生变化。所以,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视角测量个体的综合社会资本,它的总量都是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和工作场域社会资本的数量相加。

表2呈现出三个社会资本变量在1999年、2009年、2014年以及合并样本中的均值和标准差。表2显示,按照统一方法测量得到的家庭场域社会资本变量,1999年取值为69.68,2009年为67.77,2014年为65.91,是逐期下降的趋势,15年下降了5.4%。与之相反的趋势是,工作场域社会资本随时期推进而上升。同样根据统一方法测量得到的工作场域社会资本变量,1999年取值为52.87,2009年为57.09,2014年为66.51,15年的上升幅度是26%。一个变量取值随时期下降5.4%,另一个变量取值随时期上升26%,所以由二者简单相加得到的综合社会资本存量指标,是稳定上升的,从1999年的122.55上升到2014年的132.42,15年的上升幅度为8%。从这些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初步判定:伴随市场化的推进,存量社会资本在家庭场域出现下降趋势(支持假设1.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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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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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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