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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中国自由观念的古今之变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9:19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同时还需要依靠一些原始的神学观念来维护宗族自由的合法性。

  

   2、家族自由

  

   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第一次大转型,即由宗族为社会主体的王权时代向家族为社会主体的皇权时代过渡。时至秦汉一统,封建宗法被彻底废除,其族群之首领管理的不再是宗族,而是家族。由此家族生活方式得到确立,相应地以家族为核心安排社会生活,家族随之成为新的社会主体,并通过“移孝作忠”继承了宗族宗法原则,形成了家族宗法以保障家族利益为目的。家族主体享有社会权利并掌握政治权力,也即成为自由的享有者。皇族作为最大的家族自然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各级士大夫家族按其上下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自由。与宗族自由相似的是,家族自由也非皇帝或士大夫个人的自由,而是皇族和各级家族整体的自由。

  

   随着哲学的发端和发展,皇权时代的家族自由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支撑。例如,汉儒董仲舒不仅提出以“三纲五常”为原则的制度建构来维护家族自由,而且还以意志之“天”为根本之“道”作为家族自由合理性的最终来源,强调“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据此说明“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保障皇族自由才符合“天道”。宋明新儒学则将家族伦理观念哲学抽象为形而上的“天理”,通过建构“天理-性命”贯通为一的哲学体系加强论证了家族至上的合理性,并提出以“工夫”通达“本体”的学说,倡导通过个体自觉的克己复礼维护家族利益。显然,不论是神性的“上帝”、“天”,还是哲学性的“天理”都不过是家族主体的一种抽象化,其根本目的都是为家族(群体)自由合理性而辩护。

  

   上述自由的古代形态在西方社会中同样存在着。例如,《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以人做牺牲的祭祀活动实际是一种祈求保障宗族利益的行为,这其中没有考虑作为祭品之人的个体自由权利问题,而体现正是西方古代社会中的宗族自由观念。而在轴心期之后,西方也逐步向皇权时代过渡,这在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著作中已有相应的体现。进而古罗马帝国以“君权神授”作为皇族享有自由的合理性依据,到了中世纪,神学的解释对于君权合理性的根本意义以更加强势的方式体现出来。

  

   不过,中国的古代自由还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即自西周确立的宗法制,不仅确保了宗族/家族的主体地位,而且从伦理价值的意义上,规定了各宗族/家族之间在主体人格上的尊卑等级,并据此将大大小小的所有宗族/家族勾连成一个大的有机整体。其中,王室/皇室位于伦理价值等级的最高端,也是所有宗族/家族的象征,小宗族/小家族对于个人而言是主体,但同时又仅仅是大宗族/大家族的一部分,这种小宗与大宗,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不过是个人与宗族/家族关系的扩大。我们知道,西周就通过分封诸侯“形成了一个以周氏宗族为核心、以姬姓异氏宗族为主干、以异姓异氏宗族为辅翼的宗族群”[14],其根本目的也是在于各诸侯国保卫供奉着周王室,“以藩屏周”。如:《左传·定公四年》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郑玄《诗笺》曰:“王当用公卿、诸侯及宗室之贵者,为藩屏垣幹,为辅弼,无疏远之。”[15]《尚书•康王之诰》曰:“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孔颖达疏曰:“文、武以得臣之力之故,乃施政令,封立贤臣为诸侯者,树之以为藩屏,令屏卫在我后之人。”[16]不论是个人,还是小宗/小家,为大宗/大家而无条件牺牲才符合伦理道德,因为“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仪礼·丧服传》),这也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自由始终的一个特点。

  

   (二)现代自由:个体自由

  

   在中华帝国后期,中国社会生活再度发生了转变,如蔡元培曾特别指出:“梨洲、东原、理初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之先声。”[17]这里的自由已是近现代思想家所主张的现代个体自由了。时至晚清,中国全面进入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即由前现代的皇权时代迈向现代的民权时代。虽然至今我们尚未完成现代转型,但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中国扎根,社会主体也由传统家族转变为现代个体。要知道,现代社会虽然普遍以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为基本组织单位,但是它是基于独立个体而组建的,根本不同于传统的家族、宗族,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现代社会权利的分配皆是以个体为单位而非家庭。因此,现代生活的实质是个体性生活,个体作为社会主体是现代自由的拥有者,相应地,现代自由就是以实现和维护个体权利诉求为实际内容。

  

   对此,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已充分而明确地表达了个体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严复以“群己权界”指称自由,就突显了现代自由的根本特质,即防范群体公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是为维护个体自由的要旨。康有为以个体自由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础,认为:“所求自由者,非放肆乱行也,求人身之自由。则免为奴役耳,免不法之刑罚,拘囚搜检耳。”“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18]梁启超特撰《新民说》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无不适用也。”[19]就是通过培养个体自由意识来“新民”。现代新儒家,如徐复观认为“‘自由’乃人之所以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唯一标识”[20],进而主张创建自由社会;张君劢设计了“第三种民主”,并起草了以主权在民为宗旨的“四六宪法”;牟宗三提出发展健康的自由主义,而且通过构建“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以“良知坎陷”发展现代性的民主与科学,积极为现代自由奠定根本的哲学基础。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虽然尚未完成,但现代自由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由上可见,中国自由观念随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经历了由前现代的宗族自由、家族自由向现代个体自由的转变,与西方自由观念一样都呈现为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在这方面,中西自由观念具有一般共同性,因此个体自由不为西方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般价值取向。

  

   三、中国自由观念的古今异同

  

   自由以古今不同的实现形态共同体现着自由之为自由的一般涵义,即自由始终与主体的存在相同一,自由的赢获意味着主体价值的实现和主体诉求的满足。但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其主体价值和主体诉求都不尽相同,因而古今自由存在着现实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

  

   王权时代的宗族自由最初通过周公“绝地天通”确立宗族主体地位,并通过制礼作乐实行宗族宗法制度而得到确保和维护,这不仅是中国自由观念的最初形态,也奠定了中国古代自由的基本特质。秦汉以降的家族自由通过“移孝作忠”继承了宗族宗法制的原则,由此确立了家族宗法制并据此维护实现了家族主体的价值诉求。在此,我们通过西周初以宗族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方式,或可窥探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差异。

  

   宗族自由作为一种族群自由,自然具有族群自由的一般特质,即在与其他族群共处的境况下,尽可能地维护保全自己宗族的权益,同时争取更多的权益,这与现代性的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族群自由的诉求无二。但是,现代性的国族乃是由独立的个体主体而组成的群体,而根本不同于宗族——以非独立的个人形成的整体,因而,现代国族自由是现代自由在国族时代的一种具体形态,是以维护和发展每个个体的自由为根本目的;而宗族自由之所以是古代自由,在于其仅以宗族整体为唯一的和根本的目的。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仅作为某一宗族的成员,是宗族整体的一个部分,每个人仅作为实现宗族利益诉求而具有价值,而不具备独立价值。宗族成员(包括宗主)与宗族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非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相应地,任何人都不敢、也不能有私,也更不可能存在个体自由。

  

   当时旨在维护宗族/家族整体性的宗法伦理规范涵盖了一切人伦生活内容,其最为基本的要求包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等,如王国维所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21]是时,由于政治分封制与伦理宗法制的交织,主祭权、族权和政权均集于一人之身,因此上级对下级,既行使宗族统率权,又行使行政管辖与指挥权,下级对上级,既承担着宗族依从的,又承担着行政隶属,以至道义上的多种义务,整个社会结成一张纲目分明的宗法网罗,其意是以宗族角色区分尊卑贵贱,侧重强调卑贱对尊贵的绝对服从。例如,“明乃服命,高乃听,用康乂民……勿替敬,典听朕告”(《尚书·康诰》)“聪听祖考之彝训……典听朕教……”(《尚书•酒诰》),臣、子、弟处于服从地位,是被教化、听命者,没有反驳权利和空间,而为君为父者的责任则是“予一人惟听用德”(《尚书•多士》)。

  

   这种要求个人绝对服从,不能专私的伦理准则,在宗族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尤其在政治伦理事务中更为明显。不论天子诸侯,还是庶民百姓,任何个人都不过是宗族整体的附庸。有史为证,每逢重要事件,如天子即位,诸侯即位,卿大夫接受册命,出行征战等都要“告庙”。如:《左传·桓公二年》载:“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伐殷,载文王牌位于军中,“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左传·襄公十年》载:“晋侯有问,以福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告庙”的意义正如《礼记·祭统》所说“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子太庙,示不敢专也”,也就是说,所有的荣耀都属于宗族整体,而非任何个人。

  

   再有,即便是涉及每个人基本情感诉求的事情,如婚丧等,任何人也同样不能自主,而是必须按其宗族角色的等级行事,因为婚丧本身也是宗族主体之间的事情,并非个人私事。如《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2]另如《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孟穆伯死,其从父兄弟襄仲与穆伯有夺妻之恨本不想去哭灵,但认为应坚守宗族道义,因而还是“帅兄弟以哭之”,并也确实由此扭转了宗族内部矛盾,稳固了宗族团结。[23]这里任何没有个体权利的考虑,尽管有个人的情感诉求,但还是会自觉“克己复礼”,因为为宗族无条件舍弃个人是理所应当的。

  

另外,《仪礼•丧服传》规定君为至尊,父为私尊,因此“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礼记·曾子问》)。同时规定父为至尊,母为私尊,母亲去世必须“降服”,所以身为父在为其母服齐衰杖期,“《传》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仪礼·丧服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传》曰:‘何以缌也?’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仪礼•丧服传》)。这是因为“事主之行,竭意尽力,微谏而不哗,应对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为名。子道顺而不拂,臣行让而不争,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义者,国必危”(《战国策·赵策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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