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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卡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伦理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4:07
作者: 史蒂文·卡兹   郭萍 (进入专栏)  

  

   【摘要】基于多元文化的背景,在跨文化伦理规范的对话中,道德相对主义和直觉主义的态度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本上还是理性才使跨文化伦理成为可能。即便在各宗教伦理传统中,理性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各宗教传统中的实例,还能证明理性使各不同文化尊重彼此的差异性。那儒学来说,作为儒家思想的“仁”和作为实践方法的“仁”都是以理性的、人性化的考虑为前提的。理性赋予我们制定、修改、判断和拒绝某种道德主张的能力。因此,我们从合理性原则出发,提出三种结构性的方式,以促进跨文化伦理规范的对话。基于理性推导和实例举证,可以得出两点论断:其一,依其本性,人类未必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其二,在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下,人们之间是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对话的。

  

   【关键词】多元文化;道德相对主义;直觉主义;理性;跨文化的伦理规范;对话

  

   【作者】史蒂文•卡兹(Steven Theodore Katz)(1944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伊利维塞尔犹太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郭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原载《学术界》2014年第8期

  

   出席此次盛会,我深感荣幸。[①] 在此,很高兴能有机会尝试阐述已困惑我多年、甚至几十年的问题,即:我们是否可以捍卫这样一种道德立场,它是超越本土文化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普遍性的?

  

   此次会议主办方所提出的问题,显然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实际上,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可能通过一些可供选择的文化来促进共同的伦理价值和正当性根据的形成。确实,如果这个先验假设不具共享性,那就没必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了。

  

   这当然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老问题,并且通常与道德相对主义、文化多元性等一般性的问题相关。但由于它由来已久,因此仍然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此外,虽然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知识兴趣还有待审查,但它已引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且都直接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即:如果不考虑各自的文化和伦理背景,人类将会如何?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我有必要对接下来的发言做一点说明。我的论文不是为了得出一个针对性的、明确的结论而进行的一番连续不断的完美论证,而是在此次会议主题的启发下,自己尝试性地开始——仅仅是开始——沿此方向做一些思考。也就是说,本文是“日后思考的一个绪论”。

  

   尽管我将竭力证明基于元文化(meta–culture)的道德判断具有积极的可能性,但首先,我仍要强调两点:

  

   第一,我充分意识到,已经被淘汰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并发现要找到超越文化多元性的方法和规则极其困难而导致的一个结果,但它并不只是会导致怀疑论的道德虚无主义。人们发觉,在正确的条件下,怀疑的态度也可以带来富有成效的、互利双赢的对话,借此对话,一个文化道德体系会进一步深化和充实,同时在与其他不同的文化道德体系和“生活方式”的碰撞中更具反思性。

  

   第二,人们实质上已经承认,在多元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对普遍性规则的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因为所谓宗教和政治的“正统观念”不论对其信奉者还是非信奉者都是专制的,所以,怀疑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具有了合理性。正如道德相对主义所争论的那样,如果不存在关于道德的绝对真理和普遍性的道德规范,那么就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声称自身拥有一种特权,以此来制定所有道德决策的条款,或者决定何为优先的道德实践。由此推出,对现代政治和神学的理解是具有多元性的——我们通常将此等同于“宽容”的概念,这促使我们坚定地认为,在这些受关注的领域内不应存在强权。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即便这些积极的价值观被认可,在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分析中,我也并不希望过快地接受道德相对主义就是唯一正确的结论。我想提醒诸位有学识的听众,很多令人困惑的探讨都存在着一个正确答案,但对于哲学问题,比如“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神真的存在吗?”我们并不知道其正确答案,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答案,就等同于“怎样都行”,这样仍然无法解决哲学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来解决这类问题是无法经得起推敲的。不管我们是无立场的还是立场坚定的,也不论我们是否说过什么,都不会动摇这类问题的本体论地位。而且,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也不会影响到神是否存在的问题。神的存在与否不依赖于我们的观点,也不依赖于我们在解决这一本质问题时如何无知。同样,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认为不论在一种文化内部还是跨文化之间都不存在客观的道德真理,于是以此作为判断的一个理由,对跨文化的规范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那么,我们可能是把(对于此问题的)无知性与(此问题本身的)本体性给混淆了。不管我们所证明的道德真理的客观性是否是真实的,也不论对此问题存在多少不同的哲学观点,实际上,道德真理还是有其存在的可能性的。

  

   关于这一可能性,我想提醒大家留意一下雷福特·班布尼(Renford Bambrough)的论证。他的论证建立在G. E. 穆尔(G. E. Moore)对现实主义和常识的论证的基础:

  

   为了证明我们有道德知识,我有必要说,“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即将接受十分疼痛的手术,在此之前,应该先给他注射麻醉剂,因此,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个道德命题是真的。”我认为没有任何命题会质疑孩子应该注射麻醉剂是合理的,因为所有命题都绝对不可能比这命题本身更千真万确。[②]

  

   为了避免误解,我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刚才的论证是形而上学的和逻辑的,这对于我们更为关注的跨文化的道德相对主义的问题并不产生任何具体的答案。

  

   还有另外一个逻辑观察:不可否认,无论争执持续多久,也无论对于某个话题的观点权重有多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简单起见,我都会说,道德现实主义可能是正确的,尽管这是少数人持有的立场。而正如持这一立场的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不管道德问题的分歧有多大,可能都只是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而不是逻辑上和本体论上的。所以,这些分歧的存在与道德要求和道德判断的真理性并不相关。

  

   在探讨跨文化的道德规范的背景下,深入研究之初,我们就要适当提醒自己记住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的主张,至少要以此作为讨论的起点。如果这个基本立场是合理的,那么就可以跨越文化的障碍。在此获得的最基本的结论不管是否正确,都是非常直接的。以基本认识论的主张对道德原则进行解释,就会认为,人在进行道德判断和进行其他判断时,持有相同的认识立场,即:道德知识和道德主张的正当性最根本地植根于非推理性的知识或理由。所以,“不可杀人”并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论证,并且凭借这一基本立场可以超越所有的文化限制。直觉主义者并没有声称这一“真理”会立即不言而喻地被所有人接受,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直觉主义者的首要原则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就像逻辑的主张一样,最终被视为具有不证自明的正确性。在此,人们必须理解直觉主义所指的基本直觉:如果世上所有的信仰都要人们经过理性的推理才能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就无法为自己的任何判断和口头主张进行合理的辩护了。

  

   W. D. 罗斯(W. D. Ross)是这样看待直觉主义的:

  

   [道德原则]非常明显,无需任何证明、或超出它本身之外的证据,就如数学公理一样显著,或者说推论形式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真的,这正如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学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不能被证明的命题,因为确切来说它并不需要证明。[③]

  

   我们有必要以罗斯的观点,密切关注“证据”甚至“自明性”概念的复杂性,但很明显,这种研究已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有趣的是,尽管在这一点上,所有观点的分歧总是对直觉主义的反驳,但在大多数社会中,绝大部分人总能在基本的道德原则上达成共识,如“不杀人”,“不撒谎”,“不偷盗”,“言而有信”,“不剥削穷人和弱者”,“创建公正的社会”等。这种跨文化的广泛一致性,至少已经表明直觉主义的非推论的主张获得了一定的支持。

  

   当然,即使有人持直观主义的立场,但在义务互相矛盾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要求以道德推理来决定应该做什么,以及判断义务在何时不应被视为荣誉。这个普通的认识论问题与道德推理并没什么差别。直觉主义的主张使其超越了理性的批判性分析和讨论,我不想因此而被误解。我也不曾否认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不同的个体和文化中会显示出不同的直觉。这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建议在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的道德分析中,以直觉主义作为解决我们认知论问题的方法。该观点很有趣,并且似乎有一定的可信性,即: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学的背景给予了道德体系的典型特征。此外,伦理价值只是私人的,其本质是个体性的,这种选择似乎并不符合大多数人所拥有的“道德”经验的感觉。毫无疑问,在道德问题上采纳这种主观的立场有可能 ——我只是说有可能——会导致我所描述的“正确的行为”顺理成章地变成错误的。

  

现在回到我们的核心话题。鉴于我们的初步观察,我想再问一次:面对文化的多元性,超越文化的(trans-cultural)道德规范是否还有依据?或者是否必须承认,由于“一切道德真理的主张都是相对的”,那么,例如,伴随着古拉格(Gulag)集中营与针对富农和少数民族的战争的、带有阶级形而上学倾向的斯大林主义,是一种可接受的道德立场,就像为自由民主制所拥护的那样?或者是否由于希特勒对道德作了激进的、种族性的重新定义,就可以免除对他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行为的谴责?或者是否因为这属于当地风俗,就可以认为在1994年发生的为期100天、多达800,000或更多人死亡的卢旺达图西族大屠杀是合理的甚至可被接受的?或者,作为另外一种选择,自由民主党可以批评斯大林,非雅利安人可以批评第三帝国的灭绝种族的道德,欧洲或中国人可以质疑胡图族的行动,在此基础上的行为就自然具有合法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吗?这便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未必那么重要:是否存在某种判定的标准,根据它所判断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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