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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卡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伦理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4:07
作者: 史蒂文·卡兹   郭萍 (进入专栏)  
天主教神学家也开始质疑“自然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权威性,在面临道德选择时,比如在避孕方面,“自然法”是否真的有一个界限,在其范围内可以允许其他类型的伦理思考和合法性思考。

  

   在美国和英国,像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这样的天主教思想家由于广泛地反思自然法传统的价值,已经令他们处于道德讨论的中心位置。但更重要的仍然是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辩论和官方构想,其中特别提及了强制和政治策略在规划和监督道德生活中的作用。此外,我们应该承认,天主教的自然法教义始于一个普遍性的假设,这样就会立即涉及不同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对话。我并不认为自然法有“解决”跨文化伦理对话的可能性。事实上,我非常质疑自然法理论的核心性特征。但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可以充分强调这一传统的合理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伊斯兰教与关于跨文化道德的讨论似乎是最对立的,《古兰经》(5:48)的教导是:“为了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已经规定了法律和指定了路径。神若高兴,他便使你们成为一个民族,但神要通过他所赋予你的东西来考验你,因此,你需要与仁慈竞争。”这便产生了“契约”概念以及伊斯兰社会中对犹太教、基督教、拜火教的“宗教典籍”的保护。虽然这些先前的宗教团体在伊斯兰社会只能作为二等成员,但他们还是被视为超越性的群体和具有实际可行的真理,根据《古兰经》(42:16)诗文的教导:“我相信神已经在所有的典籍中显现。”而《古兰经》的创立是长久以来的许多穆斯林思想家,如阿维森纳(Avicenna)和伊本图发义尔(Ibn Tufayl),以及众多当代的穆斯林神学家不断丰富充实起来的。

  

   最后,既然我们身处山东,就适当简短地评论一下儒学。作为儒家思想的“仁”和作为实践方法的“仁”,都是以理性的、人性化的考虑为前提的,这种考虑涉及对人之为人的条件和要求的一个关键性理解,比如爱、同情和关心他人。通过反思自己的需求,达到对他人需求及其处境的理解。是教育了培养仁爱和美德。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也不能否认,传统的儒家伦理也与“礼”紧密相关,但在儒家伦理的本性中普遍渗透着对于“修身”的强调。正如孔子在《论语》(19:7)中所指出的:“君子学以致其道。”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总结:对于道德哲学家来说,宗教传统是不容易应对的问题,尽管这些传统将会缺乏自己的权重与尊严,如果它们确然如此,但它们并不是理性的“敌人”,也不会对理性的讨论和争辩无动于衷。而且,正如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所有主要的宗教传统一样,现在人们乐意去讨论在道德后果方面所出现的变化。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更深层的思考。我们常常反对宗教传统那种依教规的权威来强制命令其信徒行为的做法。这一看法的确很正确。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人们对一个道德权威——比方说,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或一个圣贤拉比——的诉求,不仅仅是放弃个人意愿,去服从他人的权威,而且也是基于在道德决策问题上所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决定,即这些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知识和经验。与此相关的是,我们要记住,宗教权威并非总是认同先前的惯例,也并不总是确定在一个既定情境中传统道德的恰当性。

  

   在宗教团体内,真正的道德权威往往会以新的方式来解释和应用继承而来的惯例,并向那些涉及到变化的状况或新知识的习俗发起挑战。就我最了解的宗教、道德传统而言,过去的二十年里,犹太教在其他情况下对死亡的医学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与此相关的很多问题在处理的过程中也将面临着变化。

  

   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现代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人们日益意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现代的希伯莱圣贤本质上已经摈弃了对异端行为进行惩罚的传统观点。作为这种再思考的进一步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例证,我还想举一个备受关注的天主教事例,即教皇弗朗西斯最近所发表的对同性恋的评论。这些观念的变化和道德建议的改变带来了深远影响,使人们认识到过去的权威是有局限性的,不可靠的,而我们现在也是如此。

  

   下面,我想通过近来的一些实验性研究来做一个总结。这些研究是针对道德判断的特点而进行的,而且特别考虑到了跨文化的背景。乔治城大学的约翰·米哈伊尔教授(John Mikhail)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关于“手推车问题”的研究,为伦理学家所熟知。下面是在许多哲学对话中讨论过的一个例子:

  

   爱丽丝是急诊室的医生,此时,有事故中的六名伤员同时被送进医院。此六人都有死亡的危险,但其中一名的伤情最为严重。如果爱丽丝只专注于给最严重的伤员手术,倒是可以救活他,但如此一来,其他五个伤员就会不治而亡。而如果爱丽丝可以选择忽略伤情最重的病人,那她就可以救活其他五个。[⑥]

  

   如果爱丽丝选择不去救那个最严重的伤员,这能被道德所允许吗?

  

   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再讨论这个“思想实验”的具体细节,而是直接来看米哈伊尔的结论,这一结论是基于他的大量研究、针对跨文化背景下思考这一类型的问题潜在含意而提出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成人和8岁到12岁的儿童,都具有关于具体道德原则的直观性的或潜意识的知识,包括禁止蓄意斗殴和双重效应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知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无法有意识地获得:当参与者被要求解释或证明他们的反应时,他们始终未能提供充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至少有一些产生这类知识的道德直觉和原则是人们广泛地共享的,而且这些直觉和原则不受性别、种族、国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最后,或许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意味着,道德认识方面长期存在的问题可能会通过运用计算模型来推进其全面研究,这种计算的模型与语言研究和其他认知体系中所运用的模型相似。[⑦]

  

   我认为,米哈伊尔提出的用计算模型推进道德关注的问题的研究,其可信度不高,因此,这个部分姑且忽略。然而,他所记录的那些实证性的研究结果却是有启发性的,这些结果表明,在人类的内心深处,的确具有移向正确的道德方向的趋势。因此,如果这个结果没错,甚至似乎真的可信,那么,我们就能实现一种跨越,即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关伦理的跨文化对话。的确,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东、西方的国际组织所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所证实。例如,《联合国反种族灭绝公约》、《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本国劳动者的169项权利的公约》、联合国通过立法保护多种人权的合法性、在海牙设立的国际法庭,以及在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和普遍性虐待时赋予国际组织加以干涉的权利。所有这一切和其他的协议都表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在道德规则和行为上具有达成一致的能力。由此,在理性推导和实际举证的基础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点论断:其一,依其本性,人类未必是道德虚无主义者或“道德怪物”;其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下,人们之间是有可能进行富有成效的道德对话的。

  

   谢谢!

  

  

   注释:

   [①] 此次盛会指2014年5月在山东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会议主题是“不同信仰下的人类共同伦理”。本文系作者出席本届尼山论坛提交的会议论文。

  

   [②] Renford Bambrough, Moral Skepticism and Mor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3.

  

   [③] W. D. Ross: Renford Bambrough, Moral Skepticism and Moral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 13.

  

   [④] 拉比:意为“先生”、“夫子”,是犹太人对师长和有学识者的尊称。

  

   [⑤] Babylonian Talmud, Baba Matzia, 59a-b, Soncino Press: London, 1938.

  

   [⑥] John Mikhail, Elements of Moral Cogn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78 – 79.

  

   [⑦] John Mikhail, Elements of Moral Cogn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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