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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卡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类伦理

更新时间:2020-07-19 21:04:07
作者: 史蒂文·卡兹   郭萍 (进入专栏)  
所有道德的人都会对一种既定的道德立场或道德体系加以排斥或接受?例如,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们是否能允许奴隶制被界定为“其他人中的一种可能性”呢?

  

   为了支持超越文化界限的道德规范的存在,我们必须从前一个问题开始,即:是否存在所有人类和社会共享的、有效地超越有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条件?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那么对研究元文化规范的现实性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就没有意义了。

  

   对于我来说,尽管现在我要说的可能一开始就被误解为仅仅是一种带有西方偏见的后启蒙的世界观,但我仍坚定地主张,全人类因其理性(reason)能力而联合在一起的信念是具有合理性(rationality)的,这一合理性是基于开展一种跨文化道德对话而做的一个正当的假设(justifiable assumption)。理性赋予我们制定、修改、判断和拒绝某种道德主张的能力。即便在宗教传统中,理性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甚至正因其根源于神启,传统就认定理性是先验的权威,它导致人们重新评估、以至彻底拒绝宗教传统以往所支持的观点。不管是宗教传统还是世俗传统,各传统的自我修正能力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能力,都源于理性在其历史中所起到的这一关键作用。如今,随着人们理性的自我强制的修正,已经不再有大规模的宗教奴役、种族灭绝、“寺庙卖淫”。(当然,尽管作为现实情况,奴隶制、种族灭绝和各种强迫性的卖淫仍然存在着。)

  

   我还注意到,跨文化对话或比较宗教的分析常常会引起异议,当出现变化的时候,“外来的”或“新的”观念被视为无关的、或本来就不相干的,也就是说,这种观念在规范性的讨论和分析中不具有任何地位。然而,很多以前被视为“外来的”和“新的”观念,现在已经被我们普遍接受了。

  

   因此,我从倡导合理性原则的角度出发,提出三种结构性的方式。我想,如果以这三种方式为起点,合理性的原则将有效地促进关于元文化伦理规范的对话。

  

   (1)第一种方式是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对康德观点的改造中得出的。这种方式认同罗尔斯著名的“对于道德决策的需求”的论证,即假定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人人都在“无知之幕”背后。按这样的程序步骤所做出的道德选择,将克服种族、民族、阶级、宗教和性别偏见。在“无知之幕”中,那些进行道德选择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他们不会做出利己主义的选择,也不会做出对任何人有益或有害的选择。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对罗尔斯的这一立场,存在着大量的批评。其中许多批评引出了值得考虑的问题,并指出此理论在具体情况中存在着缺陷,还需要重新调整。如果有时间,我也想参与到这场有关“无知之幕”的重要而基础性的讨论中去。不管怎样,纵观40年来争论的形势,我仍然认为这个植根于普遍理性的立场具有令人信服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存在着最终不可判断的道德体系,而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普遍理性立场的反对。因为,他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的根据,他们自身也要服从“理性”的考察和论证,并且每个体系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即:所做的选择不能带有主观臆断性和先入为主的偏见。

  

   (2)其次,合理性不仅有助于直接的道德选择,而且还能作为一个维护者,来反对与元文化规范相悖的“不道德”行为。例如,运用“无知之幕”的理论,来判断某些作法的不被接受性,我们将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没有征得其同意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利拒绝医疗实验。每个人也都有权利拒绝处于奴隶状态。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让他人遭受无端的痛苦。

  

   (3)第三,合理性以其公正性的特质,能够支配道德决策的步骤。也就是说,如果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合理性并不能决定在某个既定的状况下具体应该做何道德选择,但它会为元文化的选择创造条件。当然,我们所采用的理性程序,还需要以其他一些独特的道德决策方式作为补充。

  

   针对上述这三个关于合理性的建议,我将进一步对五点争议做一下说明。

  

   (1)着手进行道德研究时,要意识到,与一个答案相比,一个理性的程序更需要得到认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道德的多样性的必然形式和道德多元主义的形式,理性的程序可以进行合理的判断。所有这些形式都已经通过“道德/理性的压力测试”。

  

   (2)决不能将跨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理性的道德决策,误解为是对于个人和群体之间差异性的否认。如同那些自由的道德和政治体系也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各方面都相同。依我所运用的这个假定,可以假设,人类——源于文化、且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相互区别而不尽相同的,而这正是对于道德判断具有决定性的一点,但这些差异并不会使各种不同类型的人都具有合法性,这些来自可供选择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对于道德行为来说也不具有合理性。

  

   (3)这进一步意味着,在允许一定多元形式的范围内,理性的道德程序可能最终是这样一种状况,即:需要通过个人及其社会共同体的选择来做防御,而他们对那些选择既不会表示赞同也不会反对。也就是说,当某人依其道德理性选择了X,出现A状况,而同时其他人最终选择了Y——表明此人持不同意见,那么,选择X和Y都可能牵连到选择D、E、F和G。因此,如果不考虑对D、E、F和G的影响,那么坚持选X就是无关紧要的。

  

   (4)相反,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跨文化道德利益上的多元化并不能总是产生积极的后果。尽管它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对这一立场还需要有一种反驳的态势,即:基于历史的记录,可能存在人们不再为多元主义辩护的立场。此外,关于X或Y的否定判断或许需要与个人的基本道德原则保持一致。由于涉及到不当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的情况是如此极端,因此,原则上的反对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种道德的推算很复杂,而且必须考虑到非常现实的可能性,即试图反对个人所不赞成的理性原则可能会更有害。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即使不同意,也不要轻易采取行动,这可能是首选的理性道德选择。这种情况下,需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妥协反而是理性的道德选择。

  

   (5)跨文化的道德判断需要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人的理性以及通过理性对话和人类创新所产生的程序并不可靠。人类的历史已经十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我们承认,在神启中并不存在高于一切的超越性权威,而理性的思考和程序化的演练也可能包含着错误,因此,在跨越道德边界的努力中,我们需要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在多种文化并存的背景下,理性需要在认识上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谦逊。虽然这种谦逊不能证明一切,但它往往可以证明对话和妥协是正确的、而对立和冲突是不正确的。

  

   到此,我想简要地回顾一下前文所论证的第一种组织架构——关于合理性在伦理分析中的作用。我认为,理性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所有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制订、评估、证明和转变各种道德主张。但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宗教,在道德问题上存在着其他可选择的立场,而且每种立场都证明自己是“绝对可靠”的权威,甚至具有超越任何其他宗教传统的优越性,因此,这一观点首先就要面对这些可选择性立场的挑战。

  

   作为一个实证性问题,我们既不否认宗教的多元主义,也不否认每个传统都会坚决发展其自身的主张。此外,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最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层面上,伟大的宗教是彼此不同的。犹太教的形而上学就与佛教的形而上学不同;《吠陀经》中所主张的印度教真理,就不同于圣保罗书信及新约《圣经》的其他正统典籍所主张的基督和基督教的真理。

  

   然而,我想指出,历史上的所有主要宗教传统,最初都非常尊重理性及其在解释神启的要求时所起到的作用(另外是一些非理性的来源,比如与《吠陀经》的权威性相对比的是印度教中聆听的教义),在人的心灵中都保持着这种多样性。

  

   毋庸置疑,犹太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人们在犹太教里发现理性作用居于核心地位。有一个来自拉比的著名辩论可以表明这一点。[④]

  

   拉比提出了所有可以想到的说法,但他们都没有接受。于是,拉比对他们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棵角豆树将为我作证。”随即,将角豆树从原处扔到一百肘之外,其他人断言,得有四百肘。但他们反驳说“角豆树并不能证明什么”,他又对他们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条河流将为我作证。”随即,河水滚滚倒流。然而他们又说“河水无权作证”。拉比又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这经堂的四墙将倒塌下来。”随即墙壁开始倾斜。但是,拉比约书亚对着墙壁大声训斥:“贤哲们讨论律法,关你这墙什么事!”因为惹不起拉比约书亚,于是墙壁不敢再继续倒;但拉比也不是好招惹的,也不敢直立回去,因此,这经堂的墙就这么斜立着。拉比又说:“如果律法与我一致,那么就让上天来证明吧。”于是天降神音,“你们为什么要与拉比争执呢?律法明摆着是与他一致的。”此时拉比约书亚又站了起来抗辩道:“这律法不是在天上。”他是什么意思呢?河耶利米说:“当初在西奈山顶,上帝已经将律法传给了摩西,而摩西在西奈山上写下了摩西五书,少数服从多数。因此,神音从此失效。”[⑤]

  

   拉比当然知道理性是有限制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理性依据新的情感和社会价值,对传统中的关键问题进行重新解释和诠释。例如,当代犹太学者需要解释和重新诠释医学伦理中的基本问题,其关注点涉及妇女地位和性道德领域中出现的事态。

  

   出于理性的考虑,犹太教并不要求非犹太人像犹太人那样虔诚的信仰犹太教,也不会要求他们的行为一定与犹太人一致。这个“自由”的原则既得到了神性形而上学观点的证明,也得到了“mipnei darchei shalom”(鉴于和平)的审慎理论的证明,因此,人们不应该教条化。此外,犹太教并没有垄断拯救,而是认识到“国家之间的正义”“将在未来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当然其重点在于人们的道德素质。对于传统的拉比圣贤来说,基于《创世纪》2:16的“诺亚七律”依据自然正义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基础,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所谓“诺亚七律”普遍地获得道德。

  

由于基督教的观点和道成肉身的神学主张,天主教传统中心具有一种非理性的深度自我认同的倾向。定义化了的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是完全不能被人理解的“神秘的事物”。不过,在道德问题上,天主教会却具有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然法”的伦理传统,并且一直在提倡。当然,休谟(Hume)和康德(Kant)之后的哲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已经使这个传统在现代世界中难以维持。但在内部,教会近来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然法”的含义,他们吸收了托马斯·阿奎那和那些在宗教和道德辩论中发挥理性作用的思想家的理论,以使 “自然法”在新的可能性面前变得更具广泛性和开放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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