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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雪:中国近代“维新”概念的建构

更新时间:2020-07-18 22:56:53
作者: 宋雪  

   彼昏不悟,尚复构怨高丽,使国中改西服,效西言,焚书变法。(陈其元,1874年)(10)

   夫日之变法,志在自强,初不谓其弊之至于此也。(王韬,1883年)(1)

   日语“変法”(へんぽう)一词来自汉语,指对法律、制度的改变(2)。但日本并不以此指称明治以来的政治文化改革。旅日士人其实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概念指称明治时政。他们笔下的日本经验,为清季变法思想注入了东学资源,以明治维新的成功,给变法增添了商鞅、王安石史事之外的参照。将“变法”与“维新”连用,始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日本当东海热流,其人聪巧,旧多制作,暨维新变法,一日千里。”(3)

   “维新变法”即明治维新。这一用法也被康氏弟子沿袭,且所指扩展到中国时局:

   西乡氏巍然为变法之魁,维新以后,参议大政,海外至今称之。(梁启超,1897年)(4)

   今中国有目有心之士,莫不言自强,言自强之道,莫不言变法维新。(徐勤,1897年)(5)

   戊戌前后,“变法”和“维新”已趋于混同,变法自强、革旧图新的理念,成为清季舆论之一端。“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6),晚清士人援引古代典籍,吸收日本经验,以报馆之文和条陈奏章,申说变法救时之论。借自日本经验的“变法维新”,也成为清季改革的代称。1923年,梁启超论及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时,提到戊戌旧事:“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7)

   由于“变法”与“维新”词义的混同,这一历史事件就有了两个同义的名称。“戊戌维新”的最早使用者是梁启超(1901年),“戊戌变法”的最早使用者是蒋百里(1903年):

   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任公,19011年)(8)

   使中国之历史,能如日本之成一完全民族国,而戊戌变法能如彼之所谓大政维新,则今日之新民说,与夫立宪说,诚可为根本之理论。(飞生,19032年)(9)

   二者语义基本一致。由此,效法日本的戊戌变政就有了两个同义名称。

   (三)“维新”与“改良”的对照

   “改良”系外来词,19世纪末由日本传入中国。日语“改良”(かいりよう)意为“短所や欠点を改めて、よくすること;改善”(10),明治时期多有使用,如“历史学改良”“政略改良”等。出版于1886年的《改正増補和英英和語林集成》有“改良”词条,英文释为“to change for the better;to improve,amend”(11)。

   “改良”进入汉语,始于1890年代。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在收录大量相关书目(如《养蚕改良法》《演剧改良论私考》)的同时,以按语形式解说和演绎,申说“改良”的意义。例如,论及“土壤类”书目时,即从哲学高度对“改良”进行鼓吹:“因天之功,补以人力。夫愚者全乎天,智者全乎人,圣者兼天人而用之,以裁成辅相焉,改良是也。凡人治之道,靡有舍改良者也。”(12)

   在他看来,“改良”意味着“进步”,既是蚕桑生产、土木实业发展的要诀,亦与礼乐文章、政史社会紧密相关。同时,其兼及器物体用、社会万端的适用范围,也具有极大的发挥空间。于是,他恳请光绪“察阅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1),在《日本变政考》中,更是极力铺排日本改良之盛况:

   当是时,不独君之以治国改良为主,乃至人民官庶,爱西国之风,上下一心,至于妇人慈善会,罗马文字会,蹈舞会,演剧改良会,讲谈歌舞之矫风,下迄书画改良,言文改良,小说改良,音乐改良,唱歌改良,美术改良,衣食宫室改良,贵贱翕然,惟洋风是拟,西人是效。甚至有民种改良论,换大和民族为高加索民族者。(2)

   在康氏的引介下,“改良”跃为维新报刊的高频词。一时间,“人种改良”“兵器改良”“产业改良”“社会改良”之说蜂起,“改良”成为清季重要的关键词。

   由于和进化论相关的“进种改良”说与儒家传统有所区隔,“改良”作为新名词引入之初,屡遭挞伐。叶德辉曾撰文攻讦梁启超“进种改良之学”,指为“以短衣断发之俗为改良者”之祸首(3);端方列出科举中“不准阑入卷端”之词,“改良”首当其冲(4)。然而,这都阻挡不了“改良”一词在汉语中的爆炸式增长。1901年起,“改良”用例猛增,先后超过“维新”“变法”,乃至于超过“革命”,并始终占据高频地位。从19世纪末进入汉语的“新名词”到20世纪初的社会“关键词”,“改良”的勃兴也体现了清季思想变动与政治潮流。

   晚清“维新”和“改良”都兼有动词和名词用法,但彼时二者仍有差别。出版于1911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收入“改良”词条:“事物袭久而敝,为之整顿修理,而显其本来之美善者,曰改良。”(5)其适用范围,比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维新”更加广泛。根据数据库语料,1905年之前,“改良”主要用于社会风俗、工艺技术方面的改进,其后逐渐扩大到政治思想方面(6)。不过,当二者连用时,“维新政治,改良社会”(7)的搭配,仍体现出语用上的差异。随着清末新政的失败和革命话语的兴起,“国家至不能以改良政策达其目的时,则当以革命为例外手段”(8)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说辞。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围绕“改良”与“革命”的论争,也深刻影响到清末民初的政治结构和思想论域。虽然现代意义上“革命”的最初使用者仍是康有为(“宗教革命”,1897年)和梁启超(“诗界革命”,1899年)(9),但风起云涌的革命观念所代表的彻底变革精神,与“改良主义”(Reformism)(10)形成话语上的二元对立;彼时作为“革命”反义词的“改良”,带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不再与“维新”近义。

   (四)“维新”与“革命”的抉择

   革命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与思想领域最为宏大的事件。在晚清改革和革命此消彼长的关系结构中,革命话语的兴起,直接导致了维新潮流的衰落。从甲午战后一种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彻底落伍和被淘汰,“维新”的生命史,前后不过二十年。旨在“求变”“求新”的“维新”精神如何被后起的“革命”洪流所取代,革命所缔造的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维新的功绩,是这里想要考察的问题。

   “革命”出自《周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东传日本后,“易姓革命”也成为“革命”(かくめい)在日语中的首要义项(11)。不同于中国朝代更迭,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因而“革命”在日本被接受的同时也在被改造。一方面,受中国谶纬思想的影响,日本每遇辛酉、甲子即改元(1);另一方面,则将王朝易姓的意涵剔除,在社会秩序变动的意义上使用“革命”,进而将其作为英语“revolution”的对译词。福泽谕吉在刊行于1866年的《西洋事情》中已使用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2),但二者的对译关系还未确定,1869年《改正增補和訳英辞書》(3)和1872年《英和対訳辞書》(4)对“revolution”的释义都是“回轉,改革(政治ノ)”,出版于1873年的《附音插図英和字彙》始见“革命”:

   Revolution,n.旋轉,運行,循環,革命,動亂(5)

   日语中“革命”剔除了暴力化成分,偏指与“动乱”相对的社会演进。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彙》即以按语形式,强调“革命”的正面意义:

   Revolution:革命、顛覆。按,興国謂之革命,亡国謂之顛覆。(6)

   由于“革命”在日本偏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变革”(7),所以“明治维新”亦称“维新革命”(8),“革命”获得了与“维新”近似的含义:

   日人今语及庆应、明治之交,无不指为革命时代;语及尊王讨幕、废藩置县诸举动,无不指为革命事业;语及藤田东湖、吉田松阴、西乡南洲诸先辈,无不指为革命人物。(9)

   英语“revolution”产生于14世纪,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旋转、循环),本是天文学术语,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17世纪起,逐渐衍生出政治意涵,形容社会秩序周而复始的运转。作为政治术语,它最初带有贬义色彩(10),但相较于“rebellion”(叛乱,造反),“revolution”也有恢复(restoration)和改革(renovation)的含义,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即称为“Glorious Revolution”。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之后,“revolution”的现代意涵基本确立,指改变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包括以和平渐进或暴力颠覆的不同形式,进而衍生到社会各方面的根本性改变(11)。近代日本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一方面引入“米法两国有革命变,诸国之民皆知主张自由”(12)的西史经验,同时强调“恢复”“改革”之意,与“维新”(restoration)语义接近(“明治维新”即译为“Meiji Restoration”)。

   虽然近代作为“revolution”对译词的“革命”系由日本传入中国,但“revolution”概念进入中国实早于日本。182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所编《英华字典》列出“revolution”三个义项:

   (1)Going round to the point of commencement周行;⑵Performing one revolution and beginning again周而复始;⑶Change in the state of a government大变(13)

   三种释义恰好涵盖了“revolution”从天文学术语到社会变动再到政体变革的生命史。马礼逊无法找到恰当的中文译词来解释政体的改变,只好用“大变”概括。

   据邹振环考察,汉语文献对法国革命最早的记述见于1820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于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四日,法兰西或称佛郎察国民作大变,迨于五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国王号卢义第十六代者,在该国京城巴利士被乱臣拟斩而弑也。(1)

   同是以“大变”指称革命,“乱臣弑君”的表述显然带有贬义。在帝制下的中国,任何试图改变统治形态的活动,都被视为犯上作乱。在这一语境下,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在辞典中就将“revolution”和“rebellion”列为同义词,释为“变、乱、反、叛、叛逆、作乱”(2)。在西方,“revolution”虽有反对政府的含义,但通常是正面意涵,和“rebellion”仍有区别:“Rebellion是破坏法律,而Revolution是推翻暴君”(3)。中国古代民变屡起,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在太平天国刚刚被消灭的19世纪60年代,罗存德顺应清朝统治者心态,直接将“revolution”译为“叛乱”。这一译名,直到19世纪末才被日译名“革命”取代。

清季东游的中国士人接触到的“革命”概念,同时包括日本化了的非暴力改革和作为“revolution”对译词的双重意涵,因而“革命”在“出口”东瀛一千年后转为“内销”时,既非严格意义上舶来的“新名词”,也脱离了“汤武革命”的传统词义。两种“革命”意涵先后被旅日中国士人吸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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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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