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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萍:儒家岂能拒绝自由?

——驳陈明先生对自由儒学的质疑

更新时间:2020-07-18 21:44:49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按照儒家的理解,生活本身的情感显现,不仅仅是烦、畏(海德格尔)、厌恶、焦虑(萨特)等生存情绪,更重要、更根本的是仁爱情感,即“爱人”及“爱物”的情感;其他一切正面情感,以及各种负面情感,诸如烦、畏、厌恶、焦虑等,皆源于此。由此,儒家必然将良知确立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的个体的根本主体性,并提升为本体层面的良知自由。作为对现代个体自由根本地位的哲学确证,良知自由并非传统儒学“良知”概念的副本:其一,良知自由不预设任何形下的道德价值,而是一个前道德的、形上的本体概念,因而不同于传统儒学(如宋明儒学)或现代新儒学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其二,良知自由以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为大本大源,乃是现代性个体主体价值的确证,而不是那种维护前现代主体价值的个人自觉。

  

   3、政治自由即对形下政治自由进行的儒学阐释。自由儒学认为,政治自由的合理性并不是出于自然法、理性或功利等,而是形上的良知自由的形下落实、现实展开。现实中的个体作为一个知爱、能爱的存在者,其自由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爱有差等”的维度。个体的知爱、能爱首先体现为爱己、成己,此为儒家推爱的逻辑前提,唯由爱己方能爱人,唯由成己方能成人;而爱己、成己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个体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二是“一体之仁”的维度。个体的知爱、能爱绝不止于自身,而是以爱人作为爱己的必要环节,这不仅是因为唯有互爱才能长久地维护自身权利,而且也是因为爱人以及维护群体和谐本身就是个体主体价值的体现。这一维度不仅能促进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自由的发展,而且能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自由提供有益的思想参考。

  

   由此可见,“自由儒学”三个观念层级的阐释皆一以贯之地秉持着儒家立场,既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格义或套用,也不是任何版本的自由主义。事实上,在中西社会共同发展现代自由价值的意义上,“自由儒学”恰恰是一种与自由主义展开平等对话的儒家学说。据此可知,陈文给“自由儒学”扣上“自由主义的中国版”的帽子,大错特错。

  

   三

  

   陈文之所以质疑“自由儒学”,除了混淆和误解之外,根本还是由于其臆造了传统与现代、儒学与自由的截然对立。

  

   例如,陈文所谓的儒家与自由主义在价值论与方法论上的对立,就是这种臆想的一种体现。陈文认为,“儒学的价值论与方法论则不是,它的古典性表现在对天及其德性的信仰和坚持上”。然而,且不说这句话在表达上的问题,事实上,“天”、“德性”等词语在儒学史上的不同儒学形态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在原始儒学、特别是在孔子思想中,“天”并非一个实体性的本体观念,而是代表着本源性的存在,亦即“生生”本身、存在本身、生活本身,并没有被固化为某种既有伦理政治秩序的象征。相应地,德性作为人之主体性的确证,乃源于天,亦非一成不变,而总是与时代发展相顺应相匹配,正如王船山所说“性日生而日成”[9],故而孔子被称为“圣之时者”[10]。据此而言,由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确立的德性,势必确证着个体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对于当代儒学而言,这个意义上的“天”及其“德性”才是应当坚守的。

  

   但在孔孟之后、秦汉以来的传统儒学中,“天”丧失了上述本源性意义,而被固化为一个象征着皇权帝国纲常名教的本体概念。例如,汉儒提出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天道”,实与人间政事相“感应”,映射着作为帝国伦理政治核心价值的“三纲”,即所谓“三纲可求于天”[11];宋儒体贴出的“天理”,也是“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该皆此理之流行”[12]。与此相应,“德性”也成为与这种“天”“理”内涵一致的固化概念,这就无法发展和确证现代性的个体主体价值。这些观念是与皇权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因而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否则不会成就中华帝国的繁盛。但在现代中国,如果还以此为圭臬,那无疑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那么,陈文所“信仰和坚守”的,是不是这样的“古典性”的“天”与“德性”?

  

   据此,陈文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论和方法论。但陈文并未说明他所反对的“个人主义”,究竟是指以个体为社会主体的现代价值立场,还是那种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价值立场?鉴于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立场,我们有必要做明确的分辨,不能含糊带过。其实,从严复开始就对这两种价值立场做了明确的区分,为此,他在译著中特地将“自由”改写为“自繇”,以此与恣意妄为、自私自利相区别;[13] 后来现代新儒家张君劢也专门提出,代表个体主体价值的立场应称为“个性主义”,而不能与自私妄为的个人主义混淆。[14] 如果陈文所说的“个人主义”是指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恣意妄为的价值立场,则无需多言,因为它不但是儒家所拒斥的,而且也是古今中外众多理论学说、包括自由主义所共同拒斥的;而如果陈文所说的“个人主义”是指的以个体为主体的价值立场,那么,它早已是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也是现代新儒学、自由儒学等许多现代儒学的价值共识。

  

   个体之所以是现代社会主体,这并不是某家某派、某种主义所臆造的,而是现代生活方式本身所造就的。从古代的集体到现代的个体,这种社会主体观念的古今之变,并无中西之分。而自由之所以是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诉求,就在于它是个体主体价值的集中体现。正因为自由乃是现代社会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而非某些人的特权,因此必须划定并且遵守“群己权界”,由此才能导出诸如平等、法治、民主等等现代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现代性理论学说都以个体主体为出发点和归宿,且以个体自由的实现为价值取向,儒学作为与时俱进的理论也不例外。

  

   据此而言,陈文以抵制“西方自由主义”、反对所谓“个人主义”为旗号,实质上是拒绝自由,拒绝现代价值。问题在于:当今之世,儒家岂能拒绝自由?

  

   事实上,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乃是时代的呼声;对此,近代以来的儒家一直在做出积极的回应:自严复译介西方自由主义论著,到张君劢、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展开相关哲学理论的创发,再到目前一些儒者对“自由主义儒学”或“儒家自由主义”的论说,这都足以表明儒家一直在致力于建构儒家的现代自由观念。“自由儒学”也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特别是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探索;正因如此,笔者将张君劢的自由观称为“自由儒学的先声”。而今,陈文却以儒学与自由的截然对立为根据来质疑“自由儒学”,这不仅是对近现代以来儒家之努力的抹杀,而且势必将儒学、将中国社会引入歧途。

  

   参考文献:

  

   [1] 2018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儒学的现代转向”暨《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新书发布学术研讨会。(任剑涛:《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版。)

  

   [2] 陈明:《鸠占鹊巢:自由儒学质疑》爱思想网,另名为《鸠占鹊巢:自由主义儒学质疑》儒家网(www.rujiazg.com)2018年8月10日。

  

   [3] 郭萍:《自由儒学的先声——张君劢自由观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11月版。

  

   [4] 任剑涛:《自由儒学与自由主义儒学——评<自由儒学的先声>》,《天府新论》,2018年第5期。

  

   [5] 参见任剑涛:《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儒学的现代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现代儒学的浮现:从独享政治权威到竞争文化资源》,《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原道》第七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6] 冯川:《“新传统”与“儒家自由主义”就“儒学与现代性话题”与杜维明教授对话》,《博览群书》2002年第3期。

  

   [7] 相关内容可参见拙著《自由儒学的先声》,以及拙文《“自由儒学”纲要——现代自由诉求的儒学表达》(《兰州学刊》2017年第7期)、《“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齐鲁学刊》2017年第4期)等。

  

   [8] 参见郭萍:《“自由儒学”导论——面对自由问题本身的儒家哲学建构》,《孔子研究》2018年第1期。

  

   [9] 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0]《孟子•万章下》。

  

   [11]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参见《春秋繁露义证》,(清)苏兴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44页。

  

   [12] 朱熹:《朱子全书》(第23册),《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6页。

  

   [13]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viii-ix页。

  

   [14] 张君劢:《新道德之基础》,《再生》(上海版)第236期,1948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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