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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笔谈与明清东亚药物知识的环流互动

更新时间:2020-07-17 19:58:50
作者: 陈明 (进入专栏)  

   笔谈是明清东亚(中、朝、日)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当时东亚地区的药物知识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医学虽不是笔谈的重点,但笔谈时涉及的医学内容以及专门的医家笔谈文献,反映了药物知识的传播途径与过程。我们以明清时期东亚笔谈为中心,勾勒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交流的情形,梳理东亚药物知识的内部流通及其与外部接触,可以进一步认识东亚医学知识的环流与多层建构。东亚笔谈对药物的讨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的交流并非一条单向性的单一直线,也不是东亚三地相互的三条并行线,而是多层次的、相互交错夹杂的。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来考察作为东亚地方医药知识的内部环流与外部的接触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样的考察对欧亚的医学交流史研究也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笔谈; 明清东亚; 药物知识; 环流互动;

  

   一般认为,明清东亚世界的建构是以汉字为文化纽带的。除了作为阅读活动的主要载体——汉文书籍的流通(“书籍之路”、“书籍环流”)之外,在日常的跨文化交际中,笔谈(或笔语、笔话)是明清东亚的一种特殊的见面书写交流方式,简称“以笔代舌”。笔谈的文体常采用对话体,多数为问答式,也有相互倾诉式,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具有“临场感、原生态、真实性的特点”1。

   东亚笔谈涉及的时段长(或谓最早出现在遣唐使,但主体是明末至晚清)、地域广(中、日、朝鲜半岛),尤其是人员来源复杂,既有东亚文明圈内的中、日、朝三地人士,也有圈外的西洋人(以传教士和商人等为主)、俄罗斯人、东南亚人(越南、缅甸等)等形形色色。笔谈所涉及的文化背景相当复杂,甚至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笔谈所讨论的内容也非常多元,几乎无所不包,其中的知识呈现多重交叉的格局。纵观这些笔谈,我们发现其中隐约有一条主线,就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呈现从强势到日渐衰弱的趋势。

   就笔谈的内容而言,与儒学和诗词歌赋相比,医学虽不是笔谈的绝对重点,但也是构成明清东亚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以明末至晚清东亚笔谈为中心,勾勒笔谈中有关药物知识交流的情形,梳理东亚药物知识的内部流通及其与外部接触,以进一步认识东亚医学知识的环流与多层建构。2

  

   一 明清东亚笔谈史料的整理及其研究趋势

  

   笔谈是明清东亚民众(以学者为主)之间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互动方式。正如野田笛浦(1799—1859)、朱桥柳等著《得泰舩笔语》(1826)开篇所归纳的:“问答须凭笔”(刘圣孚),“言谈在此书”(笛浦)。狭义笔谈最简洁的定义是韩弼教《随槎录》(1831)中所说的:“笔谈者,以笔代口也。”笔谈产生的条件是双方(中/朝、朝/日、中/日等)没有共通的口语,无法进行交流,但双方均认识汉字,可以写出来交流,即“舌难传言笔能通”(黄遵宪)。笔谈的方式比较灵活,有两人或多人对谈,也有口笔兼用。笔谈的形式对所谈的内容并无实际的影响,只要是兴之所至,双方可以谈天说地,无所不包。其中更不乏“斗酒流恋、卖弄较艺的虚声文字”3。

   笔谈分为两种,一种是与朝天使、燕行使与通信使等相关的多种文献中的笔谈内容,另一种是专门的笔谈文献,即通篇由笔谈的内容构成。朴趾源(1737—1805)在朝鲜正祖四年(1780)赴京,著有行纪《热河日记》。该书不是专门的笔谈著作,但书中多处提及笔谈之事,尤以与王民皞(号鹄汀)等中国学者之间的笔谈为多,“及入皇京,与人笔谈,无不犀利。又见所作诸文篇,则皆逊于笔语,然后始知我东作者之异于中国也”4。朴趾源笔下的记录名曰“谈草”,王民皞则将双方的笔谈,编著为《鹄汀笔谈》《忘羊录》。这些生动的笔谈活动中无疑保存了东亚文化交流与认知的实证史料。

   近年来,随着林中基主编的《燕行录全集》和《燕行录续集》、夫马进主编的《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等文献集成的大量刊印,不少学者对明清东亚文明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新史料、新问题和新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诸如“书籍之路”(王勇)、“从周边看中国”(葛兆光)、“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张伯伟)、“燕行录学”(漆永祥)等新论说。5与此相关,学界也逐渐认识到“笔谈”与笔谈文献的重要性,并开始了颇有深度的研究。6对东亚笔谈类著作,我们应该有两点总体上的认知。一方面,笔谈常常涉及东亚三方(甚至东亚之外的多方7)的知识,即便是日朝(韩)双方的笔谈,也不能仅仅视为是日朝两地的知识交流,而应该在明清全球化初期的视野下,以东亚三方的整体观对之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和深入的探析,方能体现出笔谈著作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笔谈既是一种停留在书面上“无声的对话”式的交流,以及漫漫行旅中不乏娱乐意味的互动,笔谈也是当时东亚社会生活多层面的反映,其中的诗文唱和、知识互动、日常信仰、民间习俗、贸易交换、异域观察等内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在这样的认知下进行考察,才能使作为文化载体的笔谈类著作,复原为东亚之间“活的交际”的“平台”,并逐渐展示出那些鲜活生动的历史场景。

   东亚笔谈活动中,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医家对谈。1617年,朝鲜医官崔顺利与明御医傅懋光之间的笔谈,成书为《医学疑问》。1624年,王应麟(?—1644)整理出《答朝鲜医问》一书。两书涉及中医理论和药物用法,可谓是早期中朝医家笔谈活动的真实呈现。8朝鲜通信使赴日的过程中,日朝(桑韩/和韩)医家(或医官)以笔谈医的现象较为普遍。9现存的医家笔谈类著作不少,10甚至还有为使团人员治病的医方集。11《桑韩笔语》《两东笔语》12《和韩医话》《韩客笔谭》《桑韩医谈》等书籍中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医学知识。参与笔谈的医家有奇斗文、赵崇寿、赵德祚、朴敬行、李佑国、北尾春圃、丹羽贞机、橘元勋等人。日朝医家笔谈不仅涉及医学典籍、医学理论、诊断方法(针灸、脉法)、疑难杂症、临床禁忌等内容,还涉及了六十余种药材。笔谈讨论的主要药物有人参、沙参、厚朴等,涉及药材的名称、产地、形态、味道、栽培过程、加工与存储方式、实用功效、临症事项、优劣比较、真伪辨析等,甚至还有不同地区的同一药材的详细比较、药材的贸易与流通情况。这类笔谈医话是研究明清东亚医疗史的重要文献,值得进一步关注。13

   《韩客笔谭》(《橘先生仙槎笔谭》)中,橘元勋与赵崇寿之间的笔谈也有诗词唱和,然多谈及全元起《素问》注本的情况以及对古本的追溯,也涉及讨论两地风土不同所导致的脚气肿满、阴虚等疾病症状。橘元勋在询问高丽“人参神品”的贮存之法时,赵崇寿就以“别无它道也”之语来搪塞。两人又涉及清代名医“张玉路以竹节参为参芦”、中华竹节参由船舶载入日本以及赵崇寿在大阪见过日本假参等事情。橘元勋再次询问烟草、黄连、威灵仙等药物的名称、产地与用途等,还咨询了中朝两地的医籍刊行、风土与疾病等情况。以橘元勋与赵崇寿之间的笔谈为例,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笔谈的双方大多是学有所成之人,在诗词歌赋和医学方面都有不俗的修养。且日朝医家的笔谈中,时常表现出日本医家询问、朝鲜医家作答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反映了当时的主(日)宾(朝)关系,即朝鲜通信使远道而来,无疑是日本学者眼中的客人;同时也与当时东亚的“文化间的比赛”(即“知识竞争”格局)有密切的关联性。14橘元勋与赵崇寿两人所讨论的内容相当广泛,且多次涉及“不在场”的中国医家,其内容涵盖医说、医著、药物、疗法、货贸等情况,并且扩展到外来的烟草等物品。因此,我们在研究时,对笔谈内容的“宽广度”和深度,都要认真地体悟,不宜忽视某一方面。

   其二,在笔谈的过程中,双方之间的知识并非全面、毫无保留地公开,而是有所选择,其公开程度也存在一定的限度。“秘而不传”在中外医学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尤其是涉及秘籍与秘方(验方)、药物的配制与保存等情况。这种保密与维持医学界的“权威”地位、乃至经济收入等多方面的情况密切相关。比如,江户时期在日本颇有名气号称“和兰秘制”的西洋圣药“底野迦”(又名“的里亚迦”),日本医家就很难得到该药的配方。和兰学者对此方“秘惜不敢传”的原因,是将其当作外来的珍稀秘方,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片仓元周《青囊琐探》卷下将从某译司处得来的“底野迦真方”公布出来,体现了他的医道和“婆心”15,其作为与“秘惜不敢传”的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三,要特别注意笔谈双方关注的重心之所在,以及隐藏在双方“笔下”(或纸背)的一些心理活动与文化观念,包括在笔谈中对问题的回避或者“答非所问”式的“失实”现象。16这一点在笔谈著作中并未有明显、直接的呈现,往往需要仔细的推敲和求证。

   笔谈过程中,双方书写的草稿往往并不及时收集,日后才会整理成册,掌握在一方之手。参与笔谈者或者后来者需要一定的机缘才可阅读。朝鲜的医家对前辈所留下的日朝医学笔谈著作也很有兴趣,希望能够阅读。日本江都医家菅道伯(字夷长)《对丽笔语》中记载,延享五年(1748),赵崇寿在本愿寺与他笔谈时,提及朝鲜医家奇斗文与日本学者的“笔语唱和录”,希望能够阅读。但菅道伯托言该“唱集录”已被他人借去,没有提供给赵崇寿。17菅道伯的这种行为可能与日本当时限制书籍外流的“国禁”有关。

  

   二 东亚笔谈活动中的医药话题与清心丸的使用

  

   东亚笔谈活动中,常常涉及医药的话题,那些散落在各类著作——尤其是书名中并未出现诸如“笔语”、“笔谭”,乃至“医谈”、“医话”之类字眼的著作——中的医药知识的问答片段、或者与医药交流相关的活动场景的记载,也是东亚医学史研究的珍贵素材。

   乾隆年间,来燕的朝鲜学者洪大容(1731—1783)与杭州士人陆飞(字起潜)等人交往,著有《乾净衕会友录》(1766)。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铜兰涉笔》就记载了一条来自陆起潜的药说:

   起潜言肉桂交趾产,近世亦难得。肉桂性引火归源,桂皮性发起伏火,用法大相不同云。吾东之妄以桂皮之稍厚者代用,危哉!危哉!余曾以此语遍告医人及药局。偶于通州药肆觅肉桂,则出示拳大者,价银五十两。有范生随余,潜嘱此非真,中国绝真亦已廿余年云。18

   此段记载虽短,但涉及面广,不仅有交趾(越南)所产肉桂与中国本地桂皮的性能差异、医家误用桂皮替代肉桂、药肆销售价格高昂的假肉桂的现象,而且还有朴趾源将陆起潜叙述的药物知识广泛传递给“吾东”的“医人及药局”。这就是当时药物知识在东亚日常生活中实际传递的一个小小的例证。《热河日记》中还有一部专门的经验方书《金蓼小钞》,它是朴趾源从《香祖笔记》等书中辑录而成。《金蓼小钞》的附录部分涉及朴趾源与王鹄汀的笔谈,其中明确提及一个医案:

   王鹄汀仆鄂哥,年二十一,貌颇姣好,方患痢,苦剧。鹄汀问余:“请教贵国太医。”余曰:“不须问医,掘土湿处,得蚯蚓数十条,入白滚汤取汁,烦渴引饮,以此水多饮之,当有效。”鹄汀立试之,即瘥。

   口外人多瘿,女子尤甚。余授鹄汀一方曰:……。

   已上书与王鹄汀。18

   可见,朴趾源在与中国学者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笔谈的方式,既吸收了中国学者的药物论说,也将朝鲜的经验方传授给对方。对方在接受该方剂之后,用于医疗实践,证明这些方剂能起到良好的疗效。这样的交流不是停留在书面文字上,而是进入实际的应用,完成了传播—接受—运用这样的完整链条。

姜时永《□轩三录》(1853)记载了其赴北京途中与当地人士的多次笔谈。在亮水河畔的陈氏家中,“只有其子清桂略为笔谈,赠以清心二丸、苏合五丸,留唐诗一律,约以回时相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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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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