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邓安庆:重重危机夹击下的人类还有未来吗?

更新时间:2020-07-13 12:21:21
作者: 邓安庆 (进入专栏)  
康德虽然是个二元论者,但他相信身体和心灵相互影响、互为健康的条件。当一个人被剥夺了研究和教育的自由,受损害的不仅他们的思想,同时也有其身体,如大脑。所以,在让事物之本性变得完善的道路上,医生与哲学家之间不会有什么矛盾。哲学的精神不仅能消极地预防疾病,而且能积极地以养生学的方式成就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他还以想象力的自由活动讨论了疑心病和眩晕的治疗方法。康德以其独特的哲学养生术让自己在那个困难的时代获得健康与高寿,其特别推荐的方法有自由散步、审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愉快的社交聚餐等,这些都与自我保存与人道相关。

  

   《康德人类学的伦理维度》指出,人类学是在启蒙时代成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的,康德的人类学是伦理人类学,属于“实用人类学”的子集,它通过提供与人类相关的经验知识以揭示伦理之根源,从而有助于伦理进步。虽然学术界对于康德人类学思想的定位存在分歧,但无论如何只把人类学解读为纯粹道德哲学的补充是难以成立的。康德完全能够相信,人性的经验知识可以运用于道德目的,促进伦理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其理性部分可以促进道德,其受制于情感的倾向则阻碍着道德。因此,澄清康德伦理人类学可以健全关于伦理的世界知识,有助于道德教育与品格发展,进而促成人类最终过上和平而有道德的生活。

  

   《论善的比较研究的前景:对人类学相对主义的阴郁主题的超越》则是对1980年之后西方人类学主题变换的思考。谢里·奥特纳于201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阴郁的人类学与它的理论对手:八十年代以来的理论》的文章,指出当代人类学研究已经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专注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实施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贫困和社群衰败等问题,作者称这种人类学研究为“阴郁的人类学”。同时,奥特纳与之不同地提出了,我们需要确立一种对于善观念进行批评反思的人类学,来对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负面效应。罗宾斯不同意奥特纳对人类学走向的这种判断,因为人类学对新自由主义秩序阴暗面的研究并非刚刚起步,而以对抗新自由主义为目标的善的人类学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现奥特纳设定的理论任务。所以,他通过与奥特纳的对话,主要想达成两个理论目标:其一,善观念批评考察的人类学应该以价值多元主义为基础,考察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善观念,应该超越奥特纳将人类学研究仅仅限制在抗争新自由主义阴暗面这一狭窄的思路,让人类学具有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其二,揭示人类学在当代影响力式微的原因,在于人类学自身视野的局限,这种局限实际上来自经验的局限。要克服这一局限,单纯依赖人类学自身是无法做到的。实践哲学的处境意识和由此走向治疗性的实践人类学依然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人类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达到了日新月异的高度,但人类确实已经病得不轻。有的是纯然的现代病,有的却依然是古墓僵尸病。为此,本期特发孙周兴教授《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经验?——论实存哲学的心理学意义》这篇在第六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上的长篇演讲和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卓尔智联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家蔡恒进教授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这两篇大作与前3篇关于人类学的文章相比,更为直接地探讨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困扰全球的生态危机、政治危机和技术统治的异化现实下,文化似乎已经病入膏肓,人类还有未来吗?如果相信人类有未来,医治人类文化疾病的“哲学心理学”将从何处寻求生命的健全力量,生命意志?还是人工智能?不管它们究竟是拯救的力量还是摧毁的力量,人类要能生存下去,如何学会与自然和睦相处、如何与自身的本能欲望和理性欲望和睦相处以及如何与AI机器人和睦相处,已经是每个人必须思考的迫切问题了。

  

   在我们的经典栏目“规范秩序研究”下发表了陈家琪教授的《秩序伦理讲演录》、庄振华教授的《试论黑格尔伦理学说的特质与限度》和哈贝马斯的《法的商谈理论与民主法治国的关键词》。陈家琪教授借助于约翰.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中对“无情性事实”(Brute facts)与“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的区分,讨论群体生活的伦理秩序,把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区分开来,但这两种秩序又都归结为“制度性事实”以区别于“无情性事实”,但“无情性事实”究竟是哪些事实呢?他试图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这两种事实的表现形态,以理解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以及政治秩序所具有的伦理意味。

  

   庄振华教授的论文重提关于道德性与伦理性两种实践哲学传统之争,认为黑格尔虽然反对康德道德主观主义,但其伦理思想始终还是以康德道德哲学为参照系,甚至将之当作现代普遍的世界观。黑格尔本人并不拒绝道德,但主张使道德扎根于“事情本身”之中,这事情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伦理性。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关注风俗伦常的思想家不乏其人,维科、伏尔泰和赫尔德对各民族风俗的比较更使这方面的研究蔚然成风,但是,像黑格尔这样将生活的伦理性发展成一个庞大体系,并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历史这些通常被认为与伦理有所差异的东西纳入一个逻辑条贯的伦理学架构中的,却再无第二人。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黑格尔伦理思想内在的局限,正如谢林批判的那样,他过度强调事物观念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事物原初发生,即原初伦理关系在存在论上的呈现,他在批判和超越现代主观性哲学的同时也与其他现代思想一道预设了一种内在性的世界观,遗忘了伦理形态先于理性的崇高秩序。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规范秩序研究的领袖人物,我们在思考现代规范秩序重建的时候,他的思想绝不能够缺席。在《法的商谈理论与民主法治国的关键词》中,哈贝马斯阐明了他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这本堪称现代规范秩序经典著作中选择商谈理论方法的四个动机。首要的一个,就是在功能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恪守传统的民主理念不再可能,交往理论才能兼顾复杂的现代性与传统民主;传统的自然法和现代实证法之分歧也需要依赖一种商谈伦理的程序原则;“人民主权”和“法律的统治”这一现代法治主义的内在困境,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和社会国家法律范式之间的冲突,都需要商谈伦理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理念和方法。

  

   在另一个经典栏目“美德伦理研究”中我们刊登了三篇大作。

  

   一是意大利著名海德格尔研究专家,长期探究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关系的佛朗哥·沃尔皮的《海德格尔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该文指出,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忽视了实践哲学,在明显给予存在论以优先地位的时候拒斥通常的伦理学,但是,他在20年代的研讨班上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虽然他的工作重点是去伦理化,将伦理问题存在论化,但是这一工作却启发了他的学生们,在20世纪最令人绝望的时刻,开启了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之路。海德格尔的学生们没有全盘接受他存在论化。而是在实践哲学的框架下复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阿伦特对实践(praxis)的重建,伽达默尔对实践智慧(phronesis)的重建,里特尔对伦理(ethos)的重建都为当代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吴龙灿教授的《儒家耻德及其当代意义》。该文认为先秦儒家已经洞悉耻在伦理生活中的根源性地位,羞耻感既是人禽之别的底线,也是道德行为的动力。在西方关于羞耻观念的参照下,我们可以发现,耻即为孟子的道德本心或四端之心。从道德角度看,“耻”对于确立道德自我,树立道德理想,培育道德仁心,努力成就君子人格,都是基础性的价值。从伦理角度看,“耻”作为仁心在人伦关系的不同范围中扩充为忠恕之道、礼乐教化和正义原则。“耻”是人摆脱动物性走向人性、超越人性走向神圣性的价值理性,是善恶之辩的枢机。重视耻德具有普遍意义。

  

   其三,国内对于作为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一直缺乏深入研究,尤其是其政治伦理,连介绍的都非常少。为此,本期专门约请丁毅超博士撰写了这篇《作为德行之首的审慎——论伯克政治思想中的德行》,希望以此推动关于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的探究。

  

   与此相应,为了把当今国内外许多精彩的学术会议讨论的内容尽快反映出来,我们在本卷开始,专辟了一个“学术现场”栏目,本期刊登的是我们今年元月初新冠疫情已经爆发而毫不知情的特殊情况下参加的“古典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审思”会议的精彩辩论实录(上),力图留下学术交锋时的思想火花。

  

   在《描述伦理学》栏目下刊登了致力于“乡村伦理”重建的王露璐教授的《理想·现实·外来——<白鹿原>中的“乡土伦理”及其人物具象》。

  

   在我们特别看重的“书评”栏目,刊登了胡自信教授为今年百岁高寿的张世英先生《九十思问》的解读文章:《哲学家身上的民族精神》;王志宏教授的《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和李金鑫博士撰写的《制度正义与秩序建立:伦理反思中的现代性生活世界》,通过解读高兆明《制度伦理研究》,以寄托我们对于他不幸离世的哀思。

  

   编完本期文稿,越发感觉到做道德哲学的不易。正如尼古拉哈特曼所言,“伦理学是人心中首要的、最实际的哲学兴趣……是哲学思维的起源和最内在的动机,……而且亦是哲学思维与一般人类思维的终极目标和最大展望。伦理学活于未来中,它永远将目光朝向远方的东西和非现实的东西,甚至要求以未来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东西,因为它是超时间的”。可是同时,伦理学的问题意识又无不来源于现实的处境,来源于对经验人性的观察与反思。可是,就是这个经验的人性太过于丰富和复杂了,它有时纯洁得像天使,崇高得像神灵,令人敬仰,而有时又堕落得禽兽不如,表现得如同一只疯狗,令人厌恶。我们既期望“天不变道亦不变”地把握人间“常道”,尽情至性地享受静好时光,欣赏荷塘月色,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总是伴随着人类的日常。伦理学不仅需要高度的形而上的思辨,同时又必须阐明面临各种复杂处境的“实践智慧”。虽然“明智”(pronesis)起来对于人而言永远不会太晚,但是伦理的实践智慧绝非能够靠背记书本知识和标准答案而来,它是从做人为人的伦理生活中而来。过于聪明的人常常只知“权变”而不知遵守常道法则的重要,而过于本分的人却又只懂常道而不知权变,最终失去对人之为人最为重要的自由之价值的领悟。

  

   在我们共同经历这场世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闲潭云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哀叹,但同时不要完全失去对人性的信心,对神性的敬仰,对未来的思索。人类真的是到了最为危险的时刻,人类究竟有没有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明白该做什么。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088.html
文章来源:《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