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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

更新时间:2020-07-09 10:36:36
作者: 刘宁  
集中体现了杜诗诗体研究的重大创获。本书运用体式研究的方法,对杜甫的五古、长篇七古、短篇五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这几类体式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具体论题及主要观点如下:1.在分析杜甫五古、新题乐府和律诗绝句等不同诗体叙事方式的基础上,反思了杜诗作为“诗史”和史书在性质和功能上有何本质区别,以及杜甫如何运用五古、五言新题乐府、七言新题乐府的不同表现方式来描写史实。在不适宜叙事的律诗、绝句和排律中,杜诗如何体现叙事的特长。2.指出杜甫的七古和歌行在艺术风格、体制声调、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能随物赋形,开创了许多新格和新调。除了首先利用“行”诗和七古宜于叙述的特性来陈述时事的重大创新之外,还区分了短篇和长篇七古的体调,显示了“歌”诗、“行”诗和七古的抒情脉络、节奏幅度的差异。3.指出杜甫五律的“独造”主要体现在取景造境内涵的极大拓展,以及对“物色生态”穷理尽性的深入体察,并能运用五律句、字组合不受散文语法逻辑限制的自由度,使其所造之境的象外之意和所写事物的内在之理包含在无字之处。从而使五律达到了更深邃的表现层次。4.指出杜甫极大地开阔了七律的题材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七律的表现艺术。他不但赋予七律写景造境、抒情议论等多方面的表现功能,而且在体调上解决了初盛唐七律与八句体七古歌行不易区分的问题。他利用早期七律曾经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转折变化的自由度,充分发掘了七律体式的独特潜力,七律因此获得“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后应用最广的诗体。5.指出表现对时事的思考和批评,是杜甫对五绝题材的重要突破,这类小诗不但突破了传统题材范围,而且根据内容的变化,通过句意的跳跃或典故的多义性等引起思理逻辑方面的联想,在艺术上属于有别于盛唐绝句的变格。杜甫七绝更多地表现了轻松愉悦的抒情基调,尤其突出地呈现了诗人放达幽默的性情和风致,以及对深层审美感觉的追求,这是其七绝的“别趣”,同时他突破传统作法的禁忌,以各种“创体”辟出新径。6.分析了杜甫近体诗、七古、五古中的“奇思”。杜甫的近体诗加强了对直觉、幻觉、错觉等内心感觉的探索乃至潜意识的捕捉。杜甫七古的超现实奇想多出现在“歌”体中,大多是发自现实生活的奇想,五古融合多种心理感觉和超现实想象。对五排写景抒情的潜力也有独到的发现。全书的讨论始终关注到杜诗历史批评的三个主要争议:1.“诗史”说能否体现杜诗成就;2.如何评价杜甫晚年尤其是夔州时期的诗作;3.怎样看待杜诗的“变体”,通过诗体的研究,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回应。本书运用诗歌体式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杜诗诗体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有关见解很值得关注。

   杜诗诗体的研究,针对各类体裁从语词、语序、章法结构、抒情特征等多个角度,都有丰富的探索。

   一、关于古体与律诗的讨论

   关于杜甫的古体诗,霍松林《纪行诸赋的启迪,五言古风的开拓——杜诗杂论之一》[106]指出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从命题到以纪行为主线的结构模式,上承纪行赋,其中《自京》一诗题中的“自京赴奉先县”,取法《北征赋》题下注“发长安至安定”、《东征赋》题下注“发洛阳至陈留”。两首诗中大量铺陈与描写,以及以议论收尾,也体现出与纪行赋的接近。王斐然、段晓华《浅论杜甫五古中的“势”》[107]从“势”的角度,对杜甫五古的抒情结构与特点,做了动态的、综合的观察。分析了章法顿挫之势、沉郁的情感之势、风骨与力量之势等。葛景春《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108]认为吴体是杜甫“自为音节”形似七律的新体古诗。杜甫新创的吴体诗,是其对新诗体的探索。

   关于杜甫的律诗,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一》《杜甫五律体制研究之二》,[109]指出杜甫五律严守声律规则者占45%,其余则由正格律句和变格律句混合组成。押韵严格依照平水韵,覆盖了平水韵28个平声韵部;大量使用宽韵。对仗规则严密;种类题材多样;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兼具雄浑、豪健、清奇、自然之美;章法以起承转合为主,句式错综、词语省略、词序倒置。叶汝骏《杜甫五言律诗章法研究》[110]讨论了五律的起承转合之法以及连章组诗的章法。

   关于杜甫的七律,孙立尧《杜甫七律语序阐微》[111]对杜甫七律“句首词”的选择、“插入语”及“关系语”的位置、“首尾句”“连锁句”的运用,以及因此造成的语序变化和由此类变化引起的“奇格”及“多义性”,进行了深细的分析,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对比了古希腊语《荷马史诗》、梵文《薄伽梵歌》、拉丁语《埃涅阿斯纪》的相关语序特点,视野开阔,论述深入。刘顺《唐代前期七言近体的韵律规则与句法机制分析——兼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112]认为唐代前期在近体声律规则建设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上四下三基本节奏的尊重、病忌理论的推进以及调声术的构建上。杜诗“沉郁顿挫”的生成,自句法与韵律的技术层面而言,主要源于句法上“三顿”法的使用以及声律上对旁纽与小韵、韵律单位重音模式及平仄组合规则的利用。兰香梅《杜甫“大拗”律诗的声律分析——兼谈杜甫拗律的归属》[113]分析杜甫的“大拗”七律的声律特点,指出杜甫的拗体诗拗而不乱,自有其变化规律,并未违背律诗在声律应用上的基本原则,即平仄相对,平仄和谐,用粘对的规则组织句子,在字数、句数、对仗、用韵上都符合律诗的要求。张英《论杜甫的正体七律及其声律特色》[114]将通见标准平仄句式以及在共约性允许换易平仄处换易平仄,包括换易之后的“拗救”者,皆视为正体律诗,认为杜甫的正体七律体现了他对历来七律形式的总结,为七律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七律体制研究之一》《杜甫七律体制研究之二》[115]认为杜甫七律的声律.确立了四种正格律句和三种变格律句,其对仗体制:1.对仗规则严密,杜绝一联中重复用字;2.对仗数量多、种类多样,最先将“狭义当句对”引入七律。其题材内容,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内心体验;风格沉郁顿挫、慷慨悲壮、老成稳健、萧散自然;章法上主要有钩锁连环式、起承转合式;联章组诗章法有无序式、有序式;属对自然天成、句法错综、字法状物精准、常字生辉。刘占召《“以古为律”与杜甫七律艺术的革新》[116]对杜甫七律如何借鉴古诗艺术做出分析,指出修辞上,杜甫通过运用拗律、用词拙朴等手法,变传统七律之圆转和谐、华美清丽为奥峭顿挫、朴质疏野;篇章结构和表现功能上,吸纳古诗叙写人生事态驱驾才势、曲折尽意的特点,变盛唐七律板滞僵化的情-景结构为气脉动荡、首尾浑成;诗学精神上,吸纳《诗经》的“比兴”精神改造源自齐梁的用于应酬、应制的七律诗体。魏耕原《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117]将杜甫华州之后开始创作的一种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的七律,称为白话七律,认为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牛睿《杜甫七律拗体的规律探究》[118]认为杜甫的七言拗体有拗必救,有突兀必有平缓相对,整体音调浑融和谐。

   对律诗的分析,还注意到组诗章法、用韵等层面,如叶黛莹、尚永亮《论杜甫格律组诗的艺术开创》[119]指出杜甫格律组诗有主题集中、诠次分明、章法一线的特点,最大程度地发挥了篇章连缀的整体效用,极大扩充了组诗的容纳承载量,通过巧妙组合营造独特的戏剧效果,通过隐含的时序使组诗各篇内在贯通。看似不自觉的词语重复以及意象的并置叠加,形成情感之潜流与层进层深。韩潇《论杜甫律诗中情感表达效果与用韵技巧之关系》[120]指出杜甫巧妙选择恰当的韵部与特定的情感相配合,从而创造出浑融的诗境;在诗篇内部和联章组诗中,结合情感变化的脉络,通过开合、等呼等音韵要素和韵部的变化,形成与之相对应的韵律线索,全面增强诗歌的表现力。詹杭伦《论杜甫律诗的意脉结构》[121]结合具体诗例,梳理了宋元明清诗评家对杜甫律诗意脉结构的论述。韩晓光《杜甫律诗中的语词超常嵌合》[122]从感知方式、结构形式和审美功能等方面,对杜甫律诗语词的超常嵌合做出分析。

   关于杜甫的排律,许德楠《“铺叙感慨”的需要、诗体发展的必然——略论杜诗的排律》[123]指出杜诗的“铺叙感慨”乃至“乱离叙述”,需要篇幅较长的排律、歌行、乐府等作为载体。林继中《论杜甫铺陈排比的叙述方式》[124]指出排律 “基因”源自赋的铺陈排比的艺术精神。跳脱的叙述方式与反讽的内结构,则是杜甫排律成功的要素。毛若苓《生涯与时代:杜甫长篇五排的结构主线及组织方式》[125]指出杜甫的长篇五排围绕“生涯”与“时代”两条相呼应的线索进行书写,构筑整体框架;通过对句、联之间对仗、承接和呼应关系的控制,来控制诗歌中两条线索的分合,把握诗歌的整体节奏变化。莫砺锋《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126]分析了杜甫排律题材的丰富多样,主题倾向的鲜明阶段性变化,认为杜甫是排律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高峰。

   二、关于绝句、歌行、乐府的讨论

   关于杜甫的绝句,刘曙初《论杜甫五绝的正与变》[127]认为杜甫五绝有与初盛唐一般审美风尚相符之“正”,又有大异其趣之“变”。“变”体现在注重文字本身的审美功能,包括声音与形体。刘青海《对杜甫变体七绝的再认识》[128]指出杜甫大部分七绝创作于入蜀之后,且一开始就是变体,其变体七绝发端于晋宋的徒诗体七绝,而非盛唐乐府体七绝,因而其在艺术上主要取法初唐七绝乃至晋宋以来广阔的徒诗体绝句传统,而与盛唐诸家异径,创造出以逼真再现自然和社会生活为主的审美类型。魏耕原《杜甫绝句变革的得失及其意义》[129]具体讨论了杜甫绝句变革的表现,指出其以体物取代言情,属于绝句之变调,在绝句组诗、题材拓展及口语汲取上的创新,议论以及幽默的拟人化的运用,都体现出鲜明的特色。裘寅《杜甫组诗<江畔寻花>结构研究》[130]认为这组诗有三种结构模式在交织运用:1.叙事结构;2.定性发展;3.重覆方式。

   关于杜甫的歌行,辛晓娟《杜甫歌行艺术研究》是一部思考颇为深细的专著。本书通过对杜甫现存140余篇歌行作品进行编年梳理,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等五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指出杜甫歌行艺术以“革新为复古”的精神实质,在歌行一体高度成熟、日趋走向文人化的盛唐,杜甫有意识回归更早的乐歌传统,从抒情、叙事、审美风貌、体制、音乐等五个方面继承了汉魏乐府的精神内核,开拓了歌行艺术的表现力。在抒情方面,向前代乐府歌行学习,将歌的抒情手法引入诗歌之中;叙事综合了《诗经》与乐府两大不同的叙事传统,以《诗经》为精神内核,记述重大历史事实,展现诗歌的史学批评价值;向乐府叙事传统复归,强调叙事的虚构性、情节性、传奇性等娱乐特质。创作出一批写人叙事与伦理价值完美融合的杰作,深刻影响了中唐叙事诗的繁荣。审美风貌深入研习掌握初盛唐歌行通体高华流利的艺术特征,一方面以革新的姿态,用大量率意句子入诗,破其“丽”;另一方面,又以一种超越后的姿态向丽的基调回归,用重大的悲剧色彩冲破丽的凝滞感,产生瑰玮沉郁的艺术效果。体制上,杜甫歌行“自创新题”,摆脱了拟篇法和赋题法的局限,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运动”。音乐上,突破前代特有的音乐节奏,完成了七言是个从“曼声促节”向“沉郁顿挫”的节奏特色的转变,也标志着七言歌行的音乐节奏系统从正音到变体两方面达到高峰。魏耕原《杜甫歌行大篇结构论》[131]指出杜甫歌行有侧重对比、反衬、详略、多少的二分结构、富于变化的三分结构、多分结构等。

关于杜甫的乐府诗,王维《杜甫新题乐府论析》[132]认为杜甫有七十三题可作新乐府解。这些诗歌对其后的诗人进行乐府诗创作影响深远,堪为中晚唐及后世“新乐府运动”的先导。吴淑玲、韩成武《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133]杜甫乐府诗的艺术新变体现在完整的故事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长于剪裁和细节描写、善于通过人物语言传达情境、叙事视角的多样化和场面的客体化。内容上的全方位拓展,极大拓展了乐府诗的写作范围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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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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