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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中国大陆新世纪杜甫研究综述(2000-2018)

更新时间:2020-07-09 10:36:36
作者: 刘宁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中“薛十二丈”“郎”“卓女”和杜甫之间的关系问题。王氏对与这三个问题相关的文献材料多有错解、误解,其续娶说难以成立。

   关于杜甫二子,曾祥波《杜甫二子考》[60]提出骥子为宗文,熊儿为宗武之新说。[61]孙微《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62]据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觐叔父序》对此说进行了反驳,认为仍以旧说为是。

   关于杜甫由华州至秦州问题,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秦州考论》[63]认为杜甫罢官是由于其华州任内荒怠职务,尤其与触犯禁内外官员“私出州县界”的法律规定有关。杜甫因为牢骚太盛而行为有失检点,导致罢官是必然的,而西行秦州则是他罢官后无奈中的仓促选择。王勋成《杜甫罢官说》[64]认为杜甫于天宝十四载(755)秋,因曾献三大礼赋而被授河西县尉,不拜,旋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自此起至乾元二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正好四年,应罢秩守选。此后需守选五年才可准其参加吏部铨选。罢官后没有生活来源,故赴秦州。王勋成《杜甫授官、贬官与罢官说》[65]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杜甫仕途起落经历,指出杜甫一生授官四次,贬官一次,罢官一次。第一次授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其授官原因是献《三大礼赋》而被玄宗所赏,命中书门下试文取得了献赋出身之故,由吏部注授。至德二载四月逃至肃宗行在凤翔。五月,由胄曹参军提升为左拾遗,这是第二次授官,由中书门下敕授。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房琯之党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为中书门下以敕书形式贬谪。乾元二年九月,杜甫因一任四考已满,被吏部罢官停秩,开始其流浪生活。广德元年十二月,杜甫在梓州,由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敕授为京兆府功曹参军,但未赴任,此为第三次授官。广德二年夏秋之交,杜甫在成都被严武聘为剑南东西川节度参谋。十二月,又因严武举荐被中书门下制授为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此为第四次授官。自此以工部员外郎为前资官漂泊而终。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旧说认为严武病卒,杜甫无所依靠,故而离去。陈尚君认为杜甫离蜀的真正原因,是入京为郎,时间在永泰元年严武未卒之时。[66]孙羽津《再论杜甫去蜀之原因》[67]通过对杜甫相关诗作及其职官、章服等问题的考辨,认为杜甫去蜀原因,仍以《旧唐书》“武卒,甫无所依”之旧说为信。

   在对上世纪提出的老问题做新探索之外,新世纪还关注到一些新问题。张忠纲《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认为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孙微、王新芳《一段被忽略的历史:杜甫是玄宗封禅泰山的亲历者》[68]认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是指杜甫于开元十三年在洛阳亲睹玄宗封禅泰山出发仪仗之事。以封禅泰山为标志的开元盛世给少年杜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辉煌印象。韩立平《杜甫“卖药都市”辨》[69]从隐逸形象的塑造对杜甫《进三大礼赋表》中的“卖药都市”一语进行了新的阐释。薛天纬《杜甫“陷贼”辨》杜甫其实是出于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在确认无性命之虞的情况下“潜回”长安,并非陷贼。[70]邓小军《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考——兼论唐代的皇帝直接授官》[71]从唐授官制敕格式、宋元明有关伪造制敕之刑法规定,考证唐授杜甫左拾遗告身是真品。这些观点都丰富了对杜甫生平经历的认识。

   二、交游研究

   交游研究在新世纪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相对以往有了很大的推进。

   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外一种 杜甫亲眷交游年表)》[72]对杜甫的交游做了十分全面的钩稽考订,全书包括“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包括杜甫家人、宗族、亲戚、交游行年考)、“杜甫亲眷交游年表”两部分。家人指有血缘关系之同宗,宗族指五服之外从亲,亲戚指杜氏外家外祖父及诸舅、姑父母、姑表亲、姨表亲等;交游指杜甫一生中所交往、接触之人,以及杜甫诗文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陈尚君序高度评价此书的创获,指出“本书的下卷《杜甫亲眷交游年表》将杜甫生平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排出约一百六十年间的年表,弄清了自杜甫祖父杜审言以下的几百位人物的生平情况。从谱例来说,也是有开创意义的。作者仔细阅读原诗、排比文献,罗列出494人的大名单。……遗漏的,印象中好像仅有我在《全唐诗补编》辑自《古今岁时杂咏》的那首《寒食宴苏二宅》之苏二”。作者广稽文献,对清末以来的石刻文献,也有较充分的利用,考辨精当,是新世纪杜甫交游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关于李杜关系、杜甫与严武关系,都是20世纪颇受关注的问题,新世纪对此有进一步讨论。胡可先《杜甫与安史之乱》[73]认为杜甫忠君爱国,只身逃离乱军,赴灵武投靠肃宗李亨,李白参加了永王李璘起兵,对于李白因永王失败下狱,杜甫不同情,李白与杜甫在后期思想上的差距,使得李白对于杜甫,表现比较冷淡。安史之乱使李白与高适由密友转为政敌。李白在狱中希望高适施以援手相救,但高适毫无反应。

   关于杜甫与严武,傅璇琮、吴在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74]对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的意见做出了辩驳,认为是深文周纳。李俊《杜甫两依严武事迹发微——以入幕和为郎为中心》[75]认为严武首次担任成都尹欲征杜甫入幕未果,代宗即位后,朝局发生变化,严武再次镇蜀,征杜甫入幕为参谋,待为幕宾,在措置蜀中军政及收复西山三城时,杜甫皆参与谋划。西山战事大功告成,严武受赏为检校吏部尚书,幕中并有封赏,杜甫因授检校工部员外郎,随即引退出峡。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下)——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76]认为唐肃宗对杜甫以墨制放还,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是不合法放逐,是对清流士大夫的打击。邓小军《杜甫与李泌(上)》[77]认为李泌是唐代玄、肃之际最优秀的政治家。邓文以杜甫写到李泌的九首诗篇及相关唐史史料为依据,讨论杜甫对李泌的政治期望,以及杜甫与李泌的关系。伍钧钧《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探析》[78]分析三人游历梁宋前的经历及心境,并参考现存诗篇及唐代的地理志,探索其游踪。辛晓娟《杜甫与高适蜀中关系新论》[79]认为杜甫、高适在蜀中关系疏远,是因为两人军政意见分歧,杜甫性格有过于刚正、不尽人情的一面。胡可先《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80]指出杜甫家族与韦氏家族存在多层婚姻关系,与韦见素族人、画家韦偃、吏隐文人韦讽以及韦之晋的关系都值得关注。杜甫晚年与韦迢关系密切,韦迢之子韦夏卿曾担任过宰相,其女韦丛嫁与元稹,杜甫之孙杜嗣业请元稹撰写《杜君墓系铭》,很可能通过韦丛达成,李杜优劣论公案,也可以追溯到杜甫与韦迢的交谊。刘占召《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81]指出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对其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的诗风变化有重要影响。

   三、行迹研究

   杜甫行迹研究,在新世纪受到特别的关注,宋开玉《杜诗释地》[82]对杜甫诗文中近3000地名名胜一一诠释,七十余万言,体例完备,考辩翔实,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纠谬辨误,颇多创获。行迹研究还被纳入地域文化观察的视野,得到广泛的拓展。

   葛景春、胡永杰、隋秀玲著《杜甫与地域文化》[83]将杜甫一生所经历的诸种地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划分,深入讨论了杜甫与洛阳京城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中原文化、长安京城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南朝文化的关系,指出以洛阳、长安为主的中原文化是杜甫思想形成的基础,并成为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而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等异乡的地域文化,乃是杜甫精神的兼调。

   蔡锦芳《杜诗学史与地域文化》[84]梳理了杜诗学在各个地域的历史发展情况,指出各地的杜诗学都鲜明地打上了各个地区的烙印,江苏从区域上来看,是苏南发达,苏北比较零落。从朝代来看,元以前研究并不太多,明代较有起色,清代最为兴盛。

   除上述综论者外,还有围绕不同地域考察杜甫行迹、分析其创作特点的研究,有关论著论文有:中原:葛景春主编《杜甫与中原文化》[85];山东:张忠纲主编《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86]、张忠纲《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87];陇上:薛世昌、孟永林《秦州上空的凤凰:杜甫陇右诗叙论》、刘雁翔《杜甫陇上萍踪》[88]、刘雁翔 《陇月向人圆:杜甫秦州诗图景》[89]、温虎林《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90]、高天佑编著《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91]、聂大受《杜甫陇右行迹及纪念物探赜(上)(下)》[92]、刘跃进《漂泊无助的远游——读<秦州杂诗>二十首及其他》[93];夔州:谭文兴《杜甫夔州诗研究》[94]、蒋先伟《杜甫夔州诗论稿》[95]、封野《杜甫夔州诗疏论》[96];湖湘:丘良任《杜甫在湖湘——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97]、袁慧光著《杜甫湘中诗集注》[98]等。

   此外,对杜甫某些特殊经历,也通过梳理其行迹而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师海军《杜甫鄜州避乱行实考》[99]对杜甫“安史之乱”中避乱鄜州的行踪详细考辨,钩稽其路线,纠正了历代注杜家的疏误。查屏球《微臣、人父与诗人——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100]对在战乱初期一年间的行迹详做了详细梳理,订正了前人注解之误,为解读杜甫这一时期的创作奠定新的基础。郝鹏展、李令福《杜甫在唐代长安城南的居住环境》[101]探讨了杜甫在长安城南宅院的位置、选择城南杜曲东村建造宅园的原因,对理解杜甫在长安城南的生活与创作有积极的意义。查正贤《杜诗“庞公”意识发微》[102]指出在杜甫流离陇西以及西南时所作诸诗中,经常出现汉末著名隐士“庞公”这一意象。它在杜诗中有着颇为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杜甫在乱世流离中以隐逸自视的自我意识,是杜甫自我形象的写照;另一方面,基于自觉的家声意识,杜甫又以“儒”否定了自己“庞公”式的隐逸生活,信守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超越了普通士人的隐逸意识。

   李俊《杜甫夔州诗歌的“纪异”意识》[103]指出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歌受到纪异传统的影响,记载了大历元年到大历二年之间夔州的旱雷、冬雷、苦寒等反常气象状况,由此申论到政局的得失和时局的安危,表达内心的忧患。他用纪异的手法不断疏离自己与夔州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过客情怀。

   赖瑞和《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104]和左汉林《朝圣:重走杜甫之路》[105]是两部记录著者本人寻访杜甫行踪的著作,前者是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九次在中国大陆旅行的记录。后者著者将杜甫曾经到过的地方,基本走了一遍,拍摄了12万张照片,按杜甫行踪顺序粗略叙述。书前附有杜甫行踪示意图,分故乡、漫游的时光、在长安的十年、安史乱中、奔逃陇蜀、蜀中岁月、自成都至夔州、落幕荆湘等章节。两书寻访态度严谨,对理解杜诗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杜甫行迹与地域文化之关系的博士论文,有李霜琴《杜甫两川诗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4)、张倩《杜诗与长安文化》(陕西师范大学,2011)。

  

   第三节 诗体研究

  

   20世纪的杜诗艺术研究,主要侧重艺术风格和语言修辞的讨论。新世纪以来,艺术风格的讨论显著减少,语言修辞的分析继续平稳推进,诗体的研究则吸引广泛关注,这与新世纪文体研究的影响显著增强有密切关系。杜甫集大成的艺术成就,最为集中地体现在诗体的艺术开拓之上。学界对杜诗的各类体裁皆有深入的观察,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

葛晓音《杜诗艺术与辨体》在深度与广度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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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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