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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丽娃河畔与“历史”结缘

更新时间:2020-07-08 17:18:53
作者: 王家范  
我们年级的被撤换下来,“大字报教学”无果而终。

  

   1959年秋季后,国内的运动喧腾热闹一阵子之后,渐趋平缓,教学秩序也开始恢复正常。大三开始上两门近代史课程,中国近代史由夏东元老师主讲,教学改革,用课堂讨论替代“大字报教学”。课堂讨论竟使我脱颖而出,开始被年级同学与老师所注目。我的学习热情也被调动了起来。

  

   夏东元老师最初在政教系教政治经济学,后来调到历史系改教中国近代史。这一经历使他的课程具有鲜明的个性,注重经济史与经济分析,特别对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作用,有不少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洋务运动史研究专家。他的观点有时很冒,例如说到资本原始积累,他认为在中国是一极积累贫困,一极却没有积累资本。这一句“名言”给他带来不少麻烦,后来挨过批判,但他仍很坚持。这些都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已对经济学有了兴趣。这应归功于陈彪如老师的启蒙。现在说出来,人们大概难以置信:外系的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居然是由中国最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学家来执教。也幸亏有这样的机会,一生总算当过他半年的不正规“学生”,成绩也还可以,总之要比陈琦伟早得多!(说笑话)令我们同学惊诧的是,陈老师从不带讲稿,从口袋里摸出几张小卡片就开讲,思路清晰、语词精确简练得几乎不用任何润色,就像已经出版的著作一样。他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后来再读王亚南、胡如雷的书,才明白陈老师完全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在论证逻辑逐次展开,层层剖析,环环相扣,像是一本《资本论》入门的书。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二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去读萨缪尔森《经济学》之类的“异端”书籍。

  

   夏老师的上课,像前面说的冒尖的情况极少。他其实已经比较谨慎,在历史评价上,有时耐不住要抛出自己的得意看法,最后却都会加上限制词。比如:“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是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我们做学生的慢慢也学会了用老师的格式说话,但说着说着就会笑出声来,毕竟少经历,不懂其中的苦涩。夏老师不仅自己贵有独立之见,也非常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见解,展开争辩,每个单元都安排有课堂讨论。久旱逢春霖,如鱼得水,我遂全身心地投入,每次都积极发言。强劲的争辩对手往往是我高中乙班的校友王义耀(城里人),故年级里有“昆山二王”之称。有时也会像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他是正方,我就故意充当反方。

  

   记得讨论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不用说夏老师是正面肯定的,很欣赏洪仁玕。义耀仁兄赞同老师的观点,把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井井有条,准备表现一番。为了做好他的对立面,我到图书馆专门找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把《资政新篇》细细读一遍,做了笔记,也看了罗尔纲等人的书。这套丛刊由中国历史学会主持编纂,搜集十大重要事件的原始资料,汇编成十种。前八种出版于1951—1958年,所以当时还是蛮新鲜的。据搞近代史的人说,《丛刊》十种滋养出了一批专家,他们成为60年代开始不断崛起的中国近代史各相关领域的权威。为了唱对台戏,我摆出的观点很别致,说洪仁玕在香港明显受到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企图把太平天国政权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违背了农民革命的初衷;而且,正像毛主席所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最终也只能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果照此办理,广大农民不仅得不到解放,还将沦入新的灾难和痛苦之中,成为“无产者”。幸好洪秀全还有头脑,搁置他的方案,避免了历史悲剧的发生。这次辩论的“成功”,除故立异说、出奇制胜外,还在于直接引用原始史料,摆出凭史料说话、居高望远的架势,利用了同学们大多数都没有去看原件(包括义耀)的弱点,主要是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我心里清楚,这一诡辩术压倒了义耀兄,语惊四座,却骗不过夏老师。对这种武断的主观推理,他内心恐怕未必赞同。意想不到的是,夏老师不仅宽容,而且很欣赏我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有见地。后来听说,讨论到我的留校,争论激烈(“又红又专”是一项重要标准),夏老师与教世界近代史的冯纪宪老师都是大力为我说话的。他们是我能够侥幸地留在华东师大教书的真正恩师。\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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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私家历史2018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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