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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治哲学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0-07-08 10:07:46
作者: 李佃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术有着一种如饥似渴地跟踪和捕捉国际学术前沿的“冲动”,而罗尔斯及其政治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译介,似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种译介活动的起始点是《意大利哲学讲坛上的时髦学说——新契约论》一文在《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的刊载,而标志点则是《正义论》中文版(何怀宏等译)于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正义论》中文版出版之后,关于罗尔斯理论的介绍与研究,一直在政治哲学的话语系统中起着引领风潮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及其政治哲学的译介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界限,从而与中国学术的走向发生了一定关联。换言之,这种译介不仅是中国学术界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体现,而且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的促动力量。

   其次,我们再来看现实方面的原因。

   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认识论、知识论等理论哲学分支相比,更接近社会生活和现实问题。而古往今来几乎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都是在把握和反思各个时代重大现实和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的政治哲学发展逻辑具有重要启示。可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在很大意义上,则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中,孕育和包含了一系列需要用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加以破解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具体来看,随着社会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深化,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价值主体和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这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需要在理论上来阐释和回答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如何为社会生活特别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树立一种规范性的目标,从而使个体价值与共同体价值、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协调在一个合理合适的平衡点上。进而论之,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平等与正义的关系、权利与正义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道德的关系,如此等等。这些由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变革所带来的问题,显然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本身,从而与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层次的勾连。这些问题固然也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视角来加以探索和解答,但政治哲学的介入和回答却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意义。事实上,粗略地说,西方近代以来一直到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几乎都是以思考和阐释与这些问题相同类的问题为己任的,所以,个体、共同体、权利、自由、平等、公正、法等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前提性价值和关键论题。而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则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才具有了学术上的合法性和理论上的自我奠基。这一点,不管是对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哲学的出场和发展,还是对于把握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都是至关重要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逐渐具备了政治哲学发育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但在2000年之前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哲学的研究总体来说并没有达到一个突飞猛进的程度,而是处在一个以译介为主的试验和探索的阶段。在这20年里,涉足政治哲学的学者,主要来自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就研究对象来说,在西方哲学的视域内,主要涉及罗尔斯、诺齐克、麦金太尔、哈贝马斯、阿伦特、泰勒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以及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孟德斯鸠、柏克等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在中国哲学的视域内,则主要涉及老子、孔子、荀子、韩非、屈原、董仲舒、朱熹、黄宗羲、严复、孙中山、梁漱溟、张君劢等的政治哲学思想。在这些研究对象中,罗尔斯、卢梭及老子,是最受关注的人物。

   学者们在这个试验和探索的20年中所进行的译介与研究,为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也还存在一些在学术试验阶段所难以避免的不足:首先,政治哲学的学科观念和主题化意识并未根本性地建立起来。这个问题,不仅是指政治哲学在这个阶段完全没有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二级学科中独立出来从而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学科,更是指人们在这个阶段尚缺乏以“政治哲学”为前提来确立学术叙事的自觉。比如说,当人们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时,“政治哲学”可能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和内核,毋宁说人们更注重的是以政治哲学为视角来考察这个哲学家的思想。在这个情况下,“政治哲学”似乎成为从属性的东西,而非主题化的、第一阶的问题。其次,与第一个问题相关联,政治哲学的属性、特质、论域、边界等前提性问题并未得到澄明。之所以说存在这个问题,是因为人们虽然在“政治哲学”的名称下进行了这样那样的研究,但对于政治哲学的概念却基本没有进行必要的追问。这种追问之所以又是必要的,则显然是因为人们只有对“什么是政治哲学”之类的问题形成清晰的认识,才真正有资格涉入政治哲学所涵盖和链接到的问题。而事实上,以论文的发表为例,在这20年的时间里,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仅有万斌的《略论政治哲学》(《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3期)、刘晓的《政治哲学初探》(《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及韩冬雪的《政治哲学论纲》(《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等少数几篇文献,对政治哲学作了概念上的追问和界定。第三,政治哲学对现实问题应有的敏感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彰显。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历史进程虽然既为政治哲学的发育提供了土壤又为政治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课题,但不容否认,在这20年里,人们在很大意义上并不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审视、把握、概括,来有目标、有规则、有重点地确立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的。所以,总体来看,这20年的政治哲学探索所呈现给人们的,还是一种与现实存在隔膜的学术性话语。这种话语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哲学界的学术化转向是一致的,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政治哲学研究者们应当满足的东西。

  

   三、政治哲学在21世纪的深入推进和多样化开展(2001年至今)

   政治哲学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展现出无限可能性的显学,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如果说在之前试验和探索的20年中,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是以缓慢的速度在逐次递增,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则明显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政治哲学在这个新时期走向兴盛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种兴盛的标志之一和原因之一,则是不同学思传统的介入和不同学术力量的参与。在这个时期,人们不仅对先前的研究对象——如罗尔斯、卢梭、老子等等——进行了更为集中、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且又自觉地将学术兴趣不断向外扩展。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休谟、亚当·斯密、黑格尔、边沁、穆勒、马克思、施特劳斯、德沃金、阿马蒂亚·森等过去未被重视的政治哲学家,现在同样进入了人们的学术视野,甚至于受到了人们的格外关注。而就中国传统哲学来说,人们在这个新时期对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挖掘与阐释成为新的亮点,而孔子、王阳明等人也由此成为新的研究焦点。如果说政治哲学在这个新时期是以多样化的姿态得以开展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在合并“同类项”的意义上,从这种多样化的开展中梳理出三个关键人物——罗尔斯、施特劳斯、马克思。

   (一)罗尔斯研究的发酵及其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罗尔斯《正义论》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随着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文版(万俊人译)在译林出版社的出版,关于他的研究在短短几年中就迅速发酵为广受关注的热点。不仅如此,罗尔斯研究的发酵,同时还意味着“罗尔斯效应”的形成。罗尔斯作为一位当代政治哲学家,在学术志趣上与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近现代政治哲学家存在不可否认的分野;他作为一位英美传统的政治哲学家,在研究路径上与以卢梭、康德为代表的欧陆政治哲学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而他作为一位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在价值立场上与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及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同样存在一目了然的不同。然而,有趣的事实还在于:对于罗尔斯而言,其所讲的“正义”不是一个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概念,而是以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家所证立和辩护的权利和自由为价值前提的;其所使用的契约论也不是一个完全独创的方法,而是“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2](初版序言P1)的结果;而其对自由至上主义的批评也并不代表两种传统的完全对立,毋宁说他与后者在肯定“平等的权利”这一点上是享用共同的价值前提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不具有排斥他者的封闭性和孤立性,相反,它构成了对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政治哲学思想资源的一种创造性整合。在这种整合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罗尔斯本人,也能够看到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马克思乃至诺齐克的身影。在很大意义上,正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这种巨大包容性和涵摄力,决定了他在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论断:“若想理解几百年来西方政治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罗尔斯将是一个必然的落点,甚至于在逻辑上,将是一个必然的起点。”[3](P145)事实上,在21世纪政治哲学的多样化开展中,的确存在一个相当明显的“罗尔斯效应”。这个效应,不仅体现在人们以对罗尔斯的认识、了解、研究为前提而对当代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而且也体现在人们以这种认识、了解、研究为前提而对以契约论为代表的近现代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探究与分析。这个效应甚至还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综合研究上:如果说人们先前对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阐发并没有超出儒家自身以德治、仁政、王道为标志的概念系统,那么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项工作,则开始从两个方面与罗尔斯进行了对接,即一是以借鉴、参照罗尔斯公平、正义的概念为前提,来从中国传统儒家中挖掘、开显与现代政治哲学相对话的思想资源[4];二是用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来批评性地回应罗尔斯基于公平的正义理论[5]。

   (二)施特劳斯研究的异军突起及其延展

政治哲学在20世纪走向复兴的过程中,施特劳斯是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不过,由于施特劳斯并不是像罗尔斯那样“接地气”地向人们讲述政治哲学,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政治哲学的接受度是远远低于罗尔斯的。不过,施特劳斯为人们所认识、接受乃至反复研究,是迟早的事情。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年中,这位政治哲学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刘小枫、甘阳、彭刚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施特劳斯的著作被相继地翻译成中文出版。例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了彭刚翻译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华夏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则陆续出版了刘小枫主编的《施特劳斯集》,包括《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政治哲学》《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及《古今自由主义》等等。如果说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人们认识和了解施特劳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进而也促成了施特劳斯研究的异军突起,那么在这种译介与研究的基础上,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如同“罗尔斯效应”的“施特劳斯效应”。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以回归古典为前提、以辩护诸如德性和卓越等超越性价值为宗旨、以批判不断展开和推进的现代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具有政治哲学样态的批判理论虽存在诸多不同,但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却又是属于同类。在一定意义上,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不管是对阿伦特的考察还是从政治哲学角度对批判理论所进行的研究,与施特劳斯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在这个新时期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强烈兴趣,进而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再考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施特劳斯译介与研究活动的一个自觉不自觉的延伸。在此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施特劳斯不仅教导人们如何恰如其分地面对现代性,而且也教导人们如何实事求是地面对古典,特别是如何虚心地向古人学习。而与此同时,由于施特劳斯是通过与现代政治哲学进行对比来向人们介绍古典政治哲学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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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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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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