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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涂航:文化帝国主义的回潮?

—— ——重估民国教会大学的历史遗产

更新时间:2020-07-07 17:33:59
作者: 裴宜理 (进入专栏)   涂航  
学堂计划为中国国内和海外学生开设一年制的“中国学”硕士学位项目,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目的在于培养“理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地位的新一代世界公民”。

  

   与上纽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燕京学堂的落成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激烈辩论,从社交媒体到权威期刊和大众读物。争议的焦点不仅在于旧燕京大学在历史记忆中扮演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形象,而且涉及到北大作为中国顶尖学府的自我定位。质疑者认为,该项目直接把奖学金和住宿等资源向外国留学生倾斜,可能会创造出学生中的“特权阶层”,进而危及北大的办学宗旨。

  

   此外,学堂计划将北大静园六院作为住宿和办公用地遭至了北大学生的强烈反对。静园六院长期以来是北大诸多文科院系的办公场所,而抗议者似乎并未提及静园原为燕京大学女生宿舍。相对于学生关于选址的抱怨,北大教师的批评则更为直接地探讨了北大和燕京大学的历史承系。在一篇题为《谁的燕京学堂》的文章中,北大英文系系主任高峰枫教授认为北大与燕京大学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办学机构:“燕京大学被撤销后,虽然其文科、理科部分教师和学生被调入新成立的北大,但这绝不代表两校合并。北大虽迁入燕园校舍,但在教育理念、办学方针等精神层面并没有自觉地吸纳燕大的传统,也更谈不上传承其精神。”

  

   高峰枫进一步将燕大浓郁的宗教气氛与北大承自“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的世俗主义对立起来,并得出结论说:“北大之于燕京,只是居其地,而未尝摄其魂。”接着,他引用一位北大校史专家的话说:“北大有义务维护燕京大学的建筑,却没有义务延续燕京大学的精神。”最后,高教授质疑燕京学堂所提出的“中国学”学科究竟如何与西方传统意义上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汉学”(Sinology)有所不同。另一位资深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也撰文批评所谓的“中国学”是个含混的大杂烩:“洋与土,古与今,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人文学术和出谋划策,教学和科研,全都搁在一块儿,头绪纷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搞不好。薄皮大馅,一煮就破。”其他批评者则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学“全英文授课”这一学术帝国主义行径,并将燕京学堂在北大校园中的特殊地位比作“国中之国”和“租界英文学堂”。

  

   不仅如此,不少海内外的学者将“中国学”近年在中国高校遍地开花归咎于其背后的政治动力。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对于钱教授这样的批评者,中国高校设立的各色中国研究和遍及全球的孔子学院一样,体现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而非学术考量。换句话说,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资产。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中国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吸引外国留学生。尽管如此,中国高校则试图强调各自的历史遗产来使得自身形象更加具有世界主义风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大学的历史提供了诸多灵感。然而导致教会大学关闭的冷战政治和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全球战略使得任何对教会大学的客观评价显得格外艰难。因此,无论是教会大学遗产的诋毁者还是支持者都未能深入挖掘教会大学自身的办学历史。这段复杂而又丰富的教育史话值得当今的中国大学认真发掘和考量,以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四、作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民国教会大学

  

   民国教会大学在传播西方价值(世界主义的或是帝国主义的)的同时,也孜孜不倦地探求着高等教育的本土化路径。其大学校园内别具特色的建筑风格便是校方重视中国文化的明证:当许多新的中国建筑纷纷模仿功利主义的西方建筑风格之时,基督教大学的建筑师们则试图在他们的建筑中融入中国美学元素。

  

   这种本土化的驱力不仅体现在外在建筑风格上,也深刻影响了行政管理和课程设置。20世纪20年代末,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下,大多数基督教大学任命了中国校长以取代外国传教士校长,取消了强制性的教堂礼拜和宗教必修课,并且开设了教授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教育”的政治课程。为了应对20年代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很多教会大学还积极创办了国学和中国研究项目来淡化其外来者身份。

  

   诚然,教会大学的创办是与西方传教士撒播福音的目的息息相关的。这些机构向海外董事会汇报,获得了大量外国资金,并开设了博雅教育课程以介绍西方的价值观和知识。然而,这些大学也孕育了许多闻名遐迩的中国研究项目。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包括北平的燕京大学、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尽管该校以全盘西化的教学著称)。这些高校将严格的西式教育与中国文史哲课程相结合,并聘请了许多著名汉学学者前来授课。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指控这些学校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荼毒学生,并最终关闭了所有教会大学。然而这些举措一笔抹杀了教会大学为探索一套融合中西的教育模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尽管基督教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基督教教育,把它们仅仅当做西方宗教信仰的传声筒未免太过简单。早在1928-1929学年,成立不到十年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便开设了50门课程,而其中一半是中国史。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史课程的数量增加到了35门。与此同时,燕大的其他人文学科(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科学(地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也开设了许多中国研究课程。燕大积极发展汉学研究的举措不仅仅是为了回应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的批评,也反映了中国学界当时整体转向“国学”的时尚风潮。国学热潮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毫无疑问,国民党将国学看做促进中国文化和政治统一的手段。国学的兴起固然有本土政治的因素,同时也受到欧美学术模式的影响。尽管早期的国学运动透露着一种排外的文化本土主义情绪,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引导下,国学热也逐渐获得了世界主义的情怀。“五四运动”之后,胡适于1922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门”,目的是在西学挑战下重新评估中国文化传统。

  

   对于胡适和他的北大同道而言,北大国学的宗旨在于“通过探究欧美现代性来思考重塑中国传统的路径与可能性。换言之,国学不啻于以西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使得中国传统不再是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对于深受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影响的胡适而言,以“科学之方法”学习中国文化传统是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关键手段。两年后,东南大学开设了类似的国学研究中心。1925年,清华大学也设立了融合中西学术实践的国学研究院。北平和南京的高校率先开创了国学研究的新范式,这些举措有助于以世界主义的眼光重思中国传统,进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资源。

  

   燕京大学之所以于1928年开设汉学研究中心,显然是受到中国顶尖公立大学不断推广国学研究的影响。然而,燕京大学此举并非完全是迫于国内的压力,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为其提供了学术的国际视野。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总部设在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独立基金会,根据1928年的章程,它的使命是“通过建立、发展、支持、维护和/或开展多项教育项目,来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教学、研究和出版。”一份当时的哈佛校报指出,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旨在弘扬学术的全球视野:“该研究所的目的是促进美国和中国学院加强关于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希望能够鼓励中国人以西学范式来研究中国文明,并且将中国文化介译到西方。以此为宗旨,燕京大学为燕大以及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了各式研究生课程,并且强调对中国文化之关注,以回应近年来兴起的中国民族意识”。

  

   在“五四运动”兴起不到十年,当爱国学生呼吁以西方“科学”和“民主”来谋求民族富强和对抗外国列强之际,哈佛燕京学社希望以推动关于中国文明的创新研究之道来使中国和西方受益。这一全球性的努力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支撑,而燕京大学则成为其在中国的主要基地。

  

   燕京大学能被选中作为这项跨国事业的中国合作伙伴,首先要归功于其富有远见的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的努力。作为一名出生于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是最早意识到将中国研究纳入西学课程的外国教育家之一。得益于哈佛燕京学社资金的大量注入(其资金完全来自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燕京大学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令人羡慕的位置,能够从那些经费不那么宽裕的公立大学聘用一批顶尖学者。不久,燕大就拥有了一批声名显赫的教师,其中包括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陈垣(1880-1971)和 钱穆(1895-1990)以及哲学家张东荪(1886-1973)等。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与燕京人文学院院长洪业(William Hung)的积极领导相得益彰,使“燕京大学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研究重镇”。由洪业主导多年的位于燕大校园内的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成为汉学研究和出版的中心,为课堂教学和图书馆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当时执教北大的胡适如此评价洪业执掌下的哈佛燕京学社:“因燕大成为一个中国本色的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以后,燕大的本国学术表现尤其卓越,这在基督教大学中很特别的。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在洪业的指导下,燕京大学寻求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北大、中央大学和清华既有的学术体制。洪业没有单独创立一所国学院,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研究融入已有的科系。在他看来,“成立一个独立于其他科系之外的‘中国研究'的荒谬程度无异于将欧洲科学、文学和历史等学科合并为‘欧洲研究系'”。作为一位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洪业坚持认为中国研究应该由具有“现代学术素养”的学者进行,他们精通外语并且熟悉中国以外的学术世界。他的目标在于“训练新一代的学贯中西的中国史学家,进而以现代之方法寻求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之道”。

  

   洪业的多数弟子系燕大的毕业生,并且在哈佛大学或学习,或任教。这些学者成了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编纂处的重要参与者,而这个系列则成为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这项大规模的学术工程系统地编纂了中国古典词汇索引,并辅以关键词、事件、时间地点等信息。这项工程比计算机化的数据库早了好几十年,旨在让没有接受传统教育的现代学者能够轻易获取古代经典。

  

   胡适并不是唯一一个盛赞燕大学术成就的人。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中国14所一流私立大学进行了专项考试,两名来自燕京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最高分。加州大学同年开展的一项国际评估,将燕大评为亚洲两所最佳大学之一,这使得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资格。在洪业的领导下,燕大的整体学术成就为最前沿的中国研究提供了范例。1937年,洪业本人因其在汉学引得中的贡献,被法国铭文与美文学术 院(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授予声名卓著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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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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