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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莹:无主体的主体性:当代法国哲学中的主体政治系谱学

更新时间:2020-07-06 17:52:12
作者: 夏莹  
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3]69于是“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哲学在它自己的土地上与哲理神学家分了家,按照他自己的原则,把神学撇到了完全另外一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3]65为什么黑格尔如此高度评价笛卡尔,因为笛卡尔在摒弃了神学之后找到了一种以思维为内容的主体性原则,主体不是一个拥有肉身的任意个体,它是一个仅仅在思考(包括怀疑、感觉、思想等等)着的大脑。思维的确定性成为主体性的主要内涵,正是这种确定性成为了近代哲学的起点。它所构筑的意识内在性原则成就了包括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建制。因此,当海德格尔反思整个传统哲学的时候,我思的逻辑起点再一次成为了批判的起点,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发现了‘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更准确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4]在这里,海德格尔点出了笛卡尔式的主体性原则的要害所在,即我思的纯粹思维性所获得也只能是一个思维的确定性,而活生生的作为现实的人,仍然在思维之外无法被理解。正如陈述中的五分硬币与桌子上的五分硬币无法获得完全的一致性,“我思”对于“我在”的确证也因为这一点而失去了理论的合法性。海德格尔呼吁的现象学正是要探寻一种路径来打碎思维的主体性原则,以便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个思维的主体,而是一个个拥有肉体的个人。这样的人因为他的具体性,他的现实性,因此他是有限的,他的有限性表现他的“身不由己”。这是主体性哲学在当代面临着的严峻挑战。主体哲学的式微在某种意义上还原了现实的人的存在,虽然我们不再诉求于思维的确定性,却又陷入了一种非确定性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现象学之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是这一结果的典型表现。在此,失去了主体的我们不得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么赞同这种“怎么都行”的后学逻辑,随波逐流,没有目的和方向,人的能动性尽失;要么重新为探寻一种目的和方向,但却可能不仅让超验性的神死灰复燃,同时还可能复苏纯粹思维的主体哲学。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寻一种出路?这在当代哲学成为了一个问题。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最为敏感的是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激进性维度要求一种主体性原则,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强烈的主体政治。但由于晚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研究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晚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探寻的铁的自然规律与早期马克思的激进的主体政治立场是否存在矛盾?换言之,如果笛卡尔式的纯粹思维的主体哲学被瓦解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历史规律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协调关系。当马克思让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关注现实的人的时候,历史究竟是被人构造的,还是历史构造了人?当我们在要么肯定主体性原则,要么否定主体性原则的思维框架下,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是一个事关社会变迁是否还需要革命,以及如何革命,怎么革命等问题。这一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性的问题,这对于马克思思想而言是如此,对于所有试图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论家来说也是如此。

  

   二、当代主体政治的可能性情境

   于是,在此,问题由主体哲学又折回到了主体政治。“主体是否存在”在今天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让我们回到马基雅维利的主体政治。在其中,主体绝非笛卡尔式的主体,它是一个“君主”,一个有着特定地位和头衔的人,这就如同马克思所谈论的“工人”与“资本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孤立存在着,他们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君主,是相对臣民而存在的主体,他的主体性在于他的统治,这一统治并不发生于思维当中,而是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个现实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就是当时四分五裂的16世纪的意大利。这个现实有着既有的存在样态,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在时间上晚于这个既存状态,那么这个君主作为政治主体所能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反思马基雅维利的时候这样描述道:“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是绝对的主权者,历史指派给他的明确‘任务’,就是给一种已经存在的‘材料’、一种渴望获得自身形式的质料——民族——‘定型’。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旨在完成‘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要求:创制一个民族。”[5]换言之,这个君主一方面在“创制一个民族”中发挥着自己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是在完成一个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要求的规定下的创制,这是怎样的一种主体性原则?显然不是笛卡尔式的主体,后者是一切确定性的源泉,虽看似具有强大的能动性,但却因其固有的思辨性与抽象性最终将这种能动性让位给了神抑或如神一般的绝对精神。因此主体所内涵的能动性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发挥需要一个历史性的限定,这里的“历史要求”变成了君主“创制一个民族”的保障。这一独特的主体原则被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捕获到,引发了他们对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热衷。葛兰西撰写《现代君主》,阿尔都塞则在晚期所完成的《马基雅维利与我们》则成为了阐发其独特的主体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他们借助于马基雅维利思想建构了独特的主体原则。在这一主体原则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主体政治路径的问题意识。

   葛兰西所讨论的“现代君主”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们构筑了一个文化领导权(hegemony)从根本上打破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本质主义规定。因为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在于整合各种可能革命的力量,构筑一个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变迁的革命主体,其中不仅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都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这一点与经典马克思理论中彻底而清晰的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较量相差很远,它的产生基于更为复杂而多变的革命主体与革命形式。严格说来,基于被规定下来的、静止的主体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是真正的主体政治。因为被规定的主体只能构造出被规定的政治秩序,而一旦一种秩序成为一种永恒的理念,就会变成为社会发展新的桎梏。从马基雅维利以来构筑的主体政治从来都是充满着非确定性的,因此充满着多种可能性的政治策略。他围绕君主讨论政治,所凸显的正是这种非确定性,因为君主是一个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社会关系中存在的现实的人,正因如此,它的创制活动之所以能够产生所需要的是作为主观条件的能力(vetù)与作为客观条件的幸运(fortuna)之间“相遇”。这种相遇构筑了一种被阿尔都塞津津乐道的“conjuncture”(局面、时局、情境)。无论是马基雅维利还是葛兰西,他们的主体理论都可以在阿尔都塞的conjuncture获得进一步的说明。

   情境,带有着偶然性,但它却主宰着结构的复杂性。情境不同于特定的要素,它是多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同于situation。后者仅仅作为“具体情境”的意义上被理解。[6]395 conjuncture在某种意义上是诸多situation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晚期阿尔都塞借用马基雅维利的研究阐发了这样一个理论的翻转:“马基雅维利没有根据形势(conjuncture)来思考满足统一的难题:却是形势本身从反面、然而也是客观地提出了意大利民族统一的难题。马基雅维利仅仅是用它的理论立场表达了由形势的具体情况客观地、历史地提出的难题:它不是由单纯理智上的比较提出来的,而是由现存阶级力量的抗衡和它们不平衡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由它们偶然的未来提出来的。”[6]396换言之,不是主体根据特定的形势来思考历史的问题,而是特定形势要求主体如此这般的看到历史问题。阿尔都塞在这里通过用conjuncture来替代situation,表达出了偶然性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如果说,在对于非确定性的讨论当中,情境还被囿于一个整体框架当中,成为这个整体框架中变动性的、非确定性的要素,那么当conjuncture被阿尔都塞强调出来的时候,社会发展的总体结构的规律性和确定性被彻底打破了,不是总体结构“决定”形势,而是形势“决定”整体结构。在此,所谓的“决定”不是确定意义上的决定,而是由阶级的对抗与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偶然的未来所确定的。当阿尔都塞提出所谓的“surdétermination”——我们一般将其翻译为“多元决定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上来讨论问题了,更是与多元论无关,相反,他所意指的是非确定性所敞开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这一关系的敞开性所带来的政治实践的可能性空间。

   政治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主体行动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在情境中行动的主体也只有在行动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除去这种情境,它没有任何实在性,它是一个“空”。这一点,或许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如阿尔都塞一般如此清晰的自觉,但不管怎样,阿尔都塞却依照其思考的逻辑将其直接阐发出来:

   情境是一种相遇,“虽然马基雅维利规定了幸运和能力这两个项,规定了它们吻合和不吻合的相遇法则,但他却给这一相遇中主角的名字留下了彻底的空白;他没有明确他们的身份。发生这种相遇的地理空间,以及在那里与幸运相遇的个人,都没有名字;确切地说,它们是未知的。这种未知性还不像方程式中的未知量x,y,可以用来解出这个方程式。它们是绝对的未知,因为马基雅维利对它们闭口不谈。这种相遇将在意大利的那块地盘发生呢?马基雅维利没说。是谁具有这种能力,知道怎样抓住到来的幸运,并给质料提供它所渴望的形式呢?马基雅维利没说。他好像在一般理论中躲了起来,等待着历史的回答。”[6]469-470

   在这种表述中,不断出现的空白与未知,都说明了在这一语境下的主体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空白的主体位置。这个位置如同一个空着的椅子,它期待着某个主体有一天,在某一情境下占据这把椅子的位置,但在这个情境中的主体没有出现之前,这个椅子的位置总是空着的,但无论这个主体会何时到来,这个空着的位置却总是在的。换言之,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特定情境中一定存在着主体,但至于这一主体的实在性却决不能被预先规定。就这一点而言,阿尔都塞进一步推进了葛兰西,因为对于后者而言,斗争的领导权掌控者还是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只是究竟谁会被整合入这一政党的序列,似乎是非确定的,但却仍然是可以列举出来。然而对于阿尔都塞而言,主体却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不可求解的未知数。主体的确定性遭到了更为彻底的破坏。而其所构筑的主体政治也不得不面临着更多的变数。

   葛兰西与阿尔都塞,两者谁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主体政治理论的本意?这个问题完全不重要。对于今天的主体政治理论而言,他们所反映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形势的变化。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期待着无产阶级,这是初期资本主义时代压迫与被压迫的形势较为简单的情境下必然产生的一个理论结果。无产阶级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是鲜明的,因而是确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中不断实现的自我调整(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成为了资本主义病症的诊断书),阶级的划分失去了固定性,压迫也似乎失去了残酷性。当阶级被阶层所替代,当压迫仅仅意味着不同收入等级的划分,革命的意义与合法性,甚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都变得需要质疑了。革命的时机与革命主体都失去了显而易见的状态,我们面对着的是各种反抗的微观形式,颠覆性的革命诉求变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今天主体政治复兴的一个基本条件。马基雅维利之所以得到当代思想家的青睐,就是因为他所处的16世纪的意大利同样是一个混乱的阶段,人们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中的地位与关系都不甚明确,这一状态正如今天所有力图坚持革命,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看到的当今时代。

主体政治源起于马基雅维利,因此,正如我们反复指出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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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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