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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雨辰: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20-07-06 17:40:14
作者: 王雨辰  
自卢卡奇开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坚持以实践为基础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实践自然观,其核心是反对脱离人类实践抽象地谈论自然,强调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的优先地位,但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去探讨脱离人类实践的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类近代哲学本体论问题,而是立足于人类实践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哲学所讲的“自然”总是社会历史中的“自然”。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只不过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对象则是在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主要是针对西方绿色理论。

   为了反对西方绿色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误读,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通过考察唯物主义哲学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种理论传统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坚持严格的决定论,伊壁鸠鲁则是一种辩证决定论。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从而和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近代科学革命的哲学反思,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内在一致,从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内在地统一起来了,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不仅反对那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理解,而且也批评西方绿色思潮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和实践抽象地理解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是“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对自然的这种理解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3](P35)。认为这种抽象的自然观必然会割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导致了一种漠视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片面强调自然的权利的激进环保运动,无法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强调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能脱离文化和自然维度,并通过把文化和自然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通过批判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缺陷,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坚持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决定论,它反对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生态价值观问题,强调必须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也意味着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引入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之中。

   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是卢卡奇最先提出的,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其理论的特点在于,揭示技术理性的哲学和社会基础以及技术理性盛行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强调技术理性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的工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只不过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统治工具的视角讨论技术理性之外,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同技术理性的内在联系,并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造成生态危机。为此,他们详细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控制自然”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人们用实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后果。

   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最为深刻,这鲜明地体现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论”以及马尔库塞、弗洛姆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批判上。

   “文化工业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其核心观点强调文化工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其特点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生产和复制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化、一律化、大规模复制和思想无深度、平面化的特点,违背了文化产品个性化、创造性和提升人性的特点和功能,具有引导人们在无深度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丧失批判和反抗的功能,既是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又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则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作出了系统批判。马尔库塞是通过提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就是借助科学技术进步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制造与人的自由解放相背离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的内心向度,引导人们到商品占有和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弗洛姆则提出了“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来批判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造成的人的总体异化。所谓“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就是把追求、占有和消费商品看作是人生的幸福和目的;所谓“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就是强调通过人的创造性发挥和实现人的潜能的积极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结果使得当代西方人已经完全被资本所支配,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占有、商品消费而没有独立人格的异化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主要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支配和控制人,属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做法,指出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又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建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其本质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造成了人的生存的异化,而且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期待和依赖,其结果必然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并造成生态危机。由此,他们要求理顺需要、消费、商品和幸福的关系,把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看作是实现西方社会变革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生态批判有机结合,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也是其鲜明的理论特点。

   第四,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自然解放的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和引申,成为其理论建构中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把自然从技术理性和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避免自然的商业化、军事化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二是把人的感性冲动从技术理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感性冲动和自主意识,为西方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前提和基础。马尔库塞所谓“自然的解放”并不是要人类回到前技术状态,而是要在不断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实现人和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并提出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而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但又像马尔库塞那样仅仅停留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是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时也强化了生态危机。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之一,一般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界定。所谓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指以拉克劳、墨菲提出的“霸权理论”“接合理论”“多元民主”和“偶然性”等思想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本文论及的主要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当代工人阶级的分化和阶级意识的危机断言,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政治主体和多元社会结构,他们断定,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阶级政治已不再可能,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多元政治主体有机地连接起来。他们由此通过借用和改造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结合后结构主义,建构起他们的包括霸权理论、接合理论、激进与多元民主、反本质主义、偶然性在内的话语和激进民主理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后马克思主义建构霸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正如拉克劳、墨菲指出的那样,葛兰西的著作中“包含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4](P3)。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还原论的解释出发,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功能不仅仅是要发现历史规律,而且是要落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世界观批判、文化批判,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通过对意大利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的结果。但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到文化、道德领导权,重视“文化领导权”在当代西方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强调“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文化革命与经济结构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列宁建立在阶级统一性基础上的政治领导权,强调文化和道德领导权能够超越阶级统一性政治,并把不同的阶级主体接合起来,因而更能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多元政治主体出现这一新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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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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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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