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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鹏:“思维如何回到神?”——黑格尔早期对启蒙的批判与反思

更新时间:2020-07-06 17:16:53
作者: 肖鹏  
[另一方面]同时具有这种信心,相信神灵是按照道德规律统治人的,所以它在神的崇高性面前显得是有人情味的,与人的弱点、对自然的依赖和有局限的眼界是相适合的。”[7]85在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描述中,命运也显得温情脉脉、有人情味的。而在成熟期,黑格尔不仅注意和肯定了人与命运统一的方面,但他认为这只是形式的自由,同时在人的不需要慰藉的对命运的顺应中还看到“个体在其特殊性中没有把自己当作目的”这一层面。[9]291这里差异已经呈现出来。此外,无论是图宾根时期,还是成熟期,黑格尔始终将希腊世界看成是“美的精神”的体现,只不过在成熟期黑格尔认识到这个世界所具有的居间性、它所维持的统一下潜藏着的分裂与斗争,这与图宾根时期刻意美化希腊世界和谐一面是有很大不同的。

   黑格尔这一时期虽然认识到启蒙理智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对其展开批判与反思,但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使他很难从启蒙的阴影中走出来。黑格尔一方面还没能清楚地区分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虽然仰慕古希腊宗教与城邦生活之间相融无间,但他还不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其实体性的面向。这两个方面是相伴而生的,因而这一时期黑格尔关于启蒙、宗教与政治的思考像是各种思想元素的杂拌。这样一种杂拌一方面表明各个思想要素的内涵还未真正厘清,它们之间的矛盾还处于一种潜藏状态,另一方面对它们的理解就存在着回旋的空间。对于黑格尔从感性的角度来批判启蒙理智,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从浪漫主义的抽象主观的角度加以解释。因为黑格尔这一时期理想的宗教乃是古希腊宗教,这是一种感性的宗教,并且直到晚期黑格尔依然认为,在希腊人那里“只有具体的、依然感性的生命力,它出自精神的东西,却只有感性的当下在场”[9]269。希腊人的感性存在显然不能从抽象主观的角度加以理解。同样,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虽然通过道德规定宗教,但也强调希腊宗教与城邦生活之间的关联,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抽象主观的角度来理解他对宗教中感性作用的强调。但是由于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还没能从哲学的角度把握古希腊的实体精神,没能将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区分开来,这就使得他不能确切地把握到感性的真义。

  

   二、 黑格尔基于康德哲学对启蒙的批判及其局限

   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从道德的角度来规定宗教,并从教义、感性和公共性3个方面对作为民众宗教的古希腊宗教与基督教进行对比,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不过,黑格尔在写作“1794年伯尔尼方案”、《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时,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显然是受到康德的实践哲学的影响。总体而言,黑格尔这一时期的思路与图宾根时期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对民众宗教的关注,因而这一时期对基督教的关注也应当从这一思想背景来理解。[11]31

   黑格尔这一时期的作品通过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使基督教的教义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不仅如此,黑格尔在这一时期将康德与启蒙理智进行了区分,这明显不同于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的手稿中虽然没有提到康德之名,但认为宗教在于促进人的道德,并提及了康德关于道德行为中合乎法则的与出于法则的区分。[7]78-79在这里黑格尔认为康德在道德方面与启蒙理智一样忽略了人的感性。在“1794年伯尔尼方案”的手稿片段[“研究(1792/3—1794)”之“14、当人们描述基督宗教时”[7]128-138]]中,黑格尔明显受到康德在《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关于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的区分的影响,区分了基于实践理性需要的信仰和历史的信仰。[7]132-133而在《基督教的权威性》第一部分的未修改稿中黑格尔未刻意强调这一区分,他主要立足于康德的思想,认为真正的宗教(包括基督教)的目的和本质是人的道德,把道德品质的价值与伪善地单纯严格从事外表的宗教仪式的价值对立起来。他认为判断一切教义、宣传教义的手段及宗教义务的神圣性的基准是它们与人的道德关系之远近,“所谓权威宗教即是以权威为根据的宗教,完全不把人的价值或者至少不完全把人的价值放在道德里面”[7]229。而在1800年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进行了修改,修改的部分反而一再强调宗教中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的区分,基督教的权威性问题也就是如何“把本来是偶然性的东西当成永恒的东西了”。[7]343这显然受康德对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的区分影响,尽管此时黑格尔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已经从主客观分裂的角度来理解实证,并已经不再同意康德在理性宗教与历史信仰之间建立的知性对立。[12]107 不过,黑格尔关于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的这种表述表明,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的修改并没有毫无节制地将自己的新想法加进来,而是照顾到原文思想的连贯性,修改也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权威性》中所要论述的问题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在表述上也更加的高屋建瓴和清晰。基于这种区分,黑格尔批评了启蒙理智的肤浅,“假如一个宗教把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相结合,如果理性只固定地看到暂时的东西,因而大叫那是迷信,那末应该责备的是理性,它认识得太肤浅了,它忽视了永恒的东西”。[7]346对于基督教体系形成过程中 “混杂不清的动机、很不圣洁的考虑、不纯的情欲和许多时常完全基于迷信的精神需要”这些要素产生的影响,在《基督教的权威性》原稿中黑格尔只是认为对于这种影响的研究是教会史的目的,而在修改之后他认为把各民族的宗教信仰看成是由于外在因素形成的,“这种说明方式包含着对于人的深刻轻视和对于他的理智的极端迷信”[7]342。这样一种说明方式显然针对的是启蒙理智对待宗教的方式。黑格尔认为这种说明方式没有触及主要问题,“即指出宗教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适合,尽管在不同世纪里,这个本性有一定的改变,换句话说,问题的提出,是要联系各民族、各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性格来问宗教本身的真理性,而答复却说,宗教纯粹是迷信、欺骗和愚昧”。[7]342黑格尔并不认同启蒙理智的这种做法,认为“人的本性永远地并且必然地以宗教情感作为他的一个较高需要,而且他用以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这就是说,他的信仰、他的崇拜、他的义务体系决不能是纯粹的愚昧,也不能是为一切不道德的行为留活动余地的不纯粹的愚昧”。[7]342

   通过阅读文本可以发现,黑格尔在写作《耶稣传》和《基督教的权威性》原稿时主要依赖康德的思想来对基督教进行重新的阐释。黑格尔这一时期对康德的倚重表明他对后者态度的某种改变,不再将康德与启蒙运动等而视之,更没有像在图宾根时期那样将康德与启蒙放到同一个层面进行批判,而是将康德拔高到启蒙之上。如果说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出于民众的教化与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而批判启蒙理智偏重理性而忽略了人的情感,那么在修改稿中黑格尔借助于康德批判了启蒙理智认宗教为迷信的肤浅。可以看到黑格尔这一时期对启蒙理智的批判更深入,对基督教本身中暂时的东西与永恒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在之后的《精神现象学》中他在另一层面继续深化了此一批判和认知。

   不过,尽管黑格尔区分了康德与启蒙,并借助康德批判启蒙,但与图宾根时期一样考察宗教的出发点仍是自我意识,基督教的本质与目的也还是道德。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中黑格尔称耶稣是一个道德宗教的教师,不是一个权威宗教的教主,“他所劝导的不是基于权威的道德(所谓基于权威的道德不是毫无意义,就是名词上的直接矛盾),而是从人自己的本性里发挥出来的自由的道德”。[7]229-230那么,奠定在道德基础上的基督教如何面向公众呢?这里有必要在道德教育方面对黑格尔与康德做一番简单的比较。邓晓芒教授认为,康德“论证了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外在教条的灌输,而是对每个人的理性本质的内在的启发,道德教育的方法虽然可以把榜样的示范当作初级入门的手段,利用人的感性初步形成某种道德习惯,但这还只是道德教育的准备性的第一步,真正的道德教育却在于从这种榜样的感性激动作用中领会到它的理性的普遍法则、并最终归结到自己心中的自由意志的自律,这才能使学习者摆脱伪善,从表面的合法性进到真正的道德性。”[13]1耶稣作为道德的化身,以自身为榜样向公众进行教导,但黑格尔不是将耶稣当成是一个个体,而是把他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他的教导也不单纯是个体内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传统的教会信仰权威如何对不成熟的民众进行教化的问题。康德的道德教育更加强调个体的自我启蒙,而耶稣为了与教会信仰权威抗衡必须建立同等的、神圣的权威,“他必须要求对他的人格有信仰,而他的理性宗教所以需要这种信仰只是为了反对或抵制犹太教的那些权威性的教义”。[7]236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对他人格的宣扬较之他所教导的真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耶稣也由一个道德宗教的教师摇身一变为实证宗教的教主。这种偶然性的因素一旦变成基督教信仰的权威性基础,基督教就难免踏上实证化之途。如此一来,道德律本身也成为某种权威性的东西,人们放弃了他们的天赋与能力,自愿屈服于一个永久的管教。而当权威性的宗教与政治联手的时候,人在现世的自由也被剥夺殆尽。

在分析基督教权威化的原因时,黑格尔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的理性能力之不成熟,不过他认为,无论何种情形,人内心的理性火花仍会不时闪烁。[7]307黑格尔认为神学家都不否认理性有自我立法的能力,问题只在于如何使道德律成为主观的。如果此一问题得到解决,基督教无疑有成为民众宗教的可能。黑格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多式多样的。[7]305但是,平卡德认为,对基督教是否成为新的“自由宗教”黑格尔在《基督教的权威性》一文中未予回答。对于黑格尔未予回答的原因,平卡德推测黑格尔怀疑基督教由于其作为实定宗教的文化和历史包袱不能够成为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优美宗教,从而不能胜任“自由宗教”的角色。[4]69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疑难使黑格尔无法作出回答。自图宾根以来,黑格尔考察宗教的入手点都是道德,尽管受到希腊宗教的影响,但是对于宗教的实体性一面和古希腊的个体性原则与近代的个体性原则没有完全清楚的认知。黑格尔对宗教的期许与他对宗教本质的具体规定之间存在着分裂。当试图以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宗教来教导民众,重塑民族精神的时候,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对撞。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借助康德的思想将宗教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并以耶稣作为道德宗教的化身,而当耶稣以道德宗教的教师走向民众时,他感受到的是极端的对立,正如1800年《基督教的权威性》第1部分第1节至第4节修改稿中对耶稣教导民众遭遇挫败的描述:“他以为他的民族足够成熟,通过从不成熟的人中(这批人后来表明还有许多的缺点,他们也只能重复耶稣的话)派出一批人,他的民族可以得到鼓动与改变。只有由于他的一切努力毫无成果的沉痛经验才熄灭了他的青年式的天真朴素的语气,才使得他以沉痛猛烈的态度,以一种敌人顽抗所刺激起来的气概说话。”[7]349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多年后的反思之语,因为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已经注意到客观性的重要性。耶稣所感受到的与现实的对立和在现实中遭遇的挫败实际上早已蕴含在黑格尔图宾根时期对真正的宗教的规定之中。因此,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要作为民众宗教,不仅是要面对个体的成熟与否的问题,更在于整个民族的成熟与否的问题。当耶稣在整个民族不成熟而试图对民众进行教导的时候,他自身作为道德宗教的教师难免异化为权威宗教的教主,基督教作为道德宗教也难免异化的命运,即变成一种权威的宗教。黑格尔在分析基督教之所以取代异教以及其实证化时注意到了时代精神的转化这一客观的层面,也就是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之丧失。[7]321不过,黑格尔这一时期还是将宗教的本质规定为道德。因此,尽管黑格尔将康德与启蒙区分开来,试图超越近代的个体性原则,但由于他还是从启蒙理智的自我意识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这使他很难对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完满的解释,并对它们之间的对立给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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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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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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