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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继武:中美国家安全观比较分析

更新时间:2020-07-06 16:36:13
作者: 尹继武  
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评判突显二元的对立,即清晰评判相关行为体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与意图。美国对于国家安全的追求主要基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标准,即民主国家的非威胁性以及非民主国家在意图上的威胁性。这里同样体现出一种二元对立的安全哲学。其二,国家安全的个体理性特色。美国将联盟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全球战略支援体系的基础,这种安全的护持是基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个体理性,即美国的安全是安全的核心,而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受到威胁,具有相应的策略性和双重标准。美国自身在本土和国家安全方面受到的军事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最为关注的目标。其三,绝对安全的追求。美国基于自身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安全追求上具有相应的进攻性,以自身的绝对优势作为安全的基础,因此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树立美国的优势。

   中国的安全价值选择则体现了一定的多元性、集体性和相对性。其一,中国的安全价值是包容共存的。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自身的生存哲学是共存,而非二元对立的非兼容性思维。对于安全威胁和挑战,也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思维,即安全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其二,安全的系统性与集体性。安全的维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中国国家安全的内涵也是系统的,其中11个安全领域是紧密联系的关系。从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安全的关系来看,中国强调相互依存和系统的辩证关系,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方式,共同解决彼此的安全问题,从而实现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其三,安全的相对性。中国总体的安全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即通过防御性的安全维护力量,实现中国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平衡,对外“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在军事安全手段的建设方面,中国强调技术上的进步,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状态,而非追求绝对的安全状态及相应的手段支持。总体上,中国的安全哲学是一种积极防御性的、注重多元平衡与系统状态维系的安全文化。

  

   安全思维的政治化过程: 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原因

   中美的国家安全观是一对具有相对差异性的范畴,在中美权力接近与转移时期,这种差异及其影响更为值得关注。安全观是国家安全思维的系统化呈现,而安全思维又是基于国家的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中美国家安全观差异的形成原因包含三个层面:文化背景、政治基础和实践机制。

   (一) 文化背景

   作为国家安全思维方式的系统化提炼,安全观受到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影响。文化背景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和安全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形成的安全观的本体价值取向,例如,是强调二元对立还是多元包容,是侧重合作还是冲突的解决方式,是重视总体利益还是个体理性利益等。

   第一,文化传统。美国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理念的塑造,作为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社会注重个体之间的边界与隐私,但是美国更有一种普世的情结,致力于将自身的民主价值理念推广到全球,这也是受到美国宗教文化的驱使。美国人际交往中注重对于利益及其边界的界定,因此,对于安全利益及威胁的判定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而二元对立的思维构成了安全利益判定的基础。对于安全利益及其维护的清晰二元界定,也受到美国“低背景文化”的影响,即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威胁是可以进行清晰界定的,不受作为背景因素的关系、文化和情境等影响。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集体主义和关系导向的,所以中国的国家安全观也具有更多的集体,主义倾向。中国自身的安全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安全的情势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中国的安全目标不仅仅包括自身的安全,也包括促进国际安全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将自身国家安全内涵具体细化为11个安全领域,而且认为这11个安全领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此外,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和平与和谐,注重以包容、兼容的方式处理相互之间的安全困境和博弈,而非以消灭对手的方式获得自身的绝对安全。

   第二,安全文化。美国的安全文化是建立在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基础上的绝对安全的理念。在个体主义的理性思维影响下,安全具有相对的零和性,尤其是对于相互处于竞争状态或对抗状态下的行为体而言。美国国家安全文化重视安全与安全威胁的清晰界定,只有在消除不安全或安全威胁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而联盟和实力建设成为消除安全威胁的基本手段与策略,同时从价值观方面对相关安全威胁加以改造,使之符合美国对于同质性安全的追求,即只要我把你变成同一类人,那么安全威胁就会消失,安全关系就会重塑。美国的安全文化注重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决定性要素的塑造,因此,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处于安全焦虑之中,不断地寻找敌人,消灭敌人,增强实力,寻求绝对的安全状态。

   中国的安全文化强调相互依存性以及集体与合作的可能性。安全是一种相互关系的状态,安全状态的达成和优化取决于对相互关系的调适,而非简单的军事手段的解决。另外,安全利益之间并非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是可以通过优化形成合作与集体安全的状态。基于对话和协商的路径,中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强调通过对话来转化和化解外部可能的威胁,同时强调和平与和谐共处的愿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在国内安全的类型及维护上,中国安全文化中的系统性和联系性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系统联系性看待中国的安全建构。

   (二) 政治基础

   安全观的政治基础是指一国的安全观必须经过国家政治的社会化机制,从而对各自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安全目标、利益和策略等进行界定。一方面,安全观受到国家实力的影响,国家实力是安全观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安全观是建立在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体制之内的,反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和倾向。

   第一,国家实力。中美各自不同的国家安全观是由其各自的实力及在国际上的实力位置所决定的。中美两国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意识形态以及地缘环境和历史文化是两国安全观差异的基础。

   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国家实力逐渐超越传统的霸权国,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受此驱动,美国的国家安全观从孤立主义走向全球主义,美国自身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也在安全观中得到体现,离岸制衡成为美国的主要策略。美国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自身的实力受到欧陆大国、移民等因素的威胁,一直实施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在实力逐渐在全球占据优势后,美国将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纳入到自身的安全利益内涵之中,也逐渐将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推行全球秩序的基础。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开始扭转自由国际主义的秩序理念,重新回归美国优先的安全维护理念,从国际回归到国家本身,也是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安全反思的结果。

   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基于平等、公平和正义等基本价值的国际安全关系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自身实力的影响。由于近现代史上实力相对衰落并遭受到殖民侵略,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中国,其自身倡导的安全价值更多反映了弱者的诉求,强调以平等、公平和正义为基本的原则。在中国实力逐渐发展后,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的中心地位下的全球公平视野成为中国对外安全理念的基础。因此,追求新安全观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安全理念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安全战略诉求的重要目标。

   第二,意识形态。美国自诩代表着当今世界的西方民主政治国家潮流,在对外政策和安全维护过程中,美国的民主价值理念及其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显露无遗。美国基于其所谓的民主价值理念,将是否是民主国家作为判断安全威胁来源的重要依据。所以,意识形态不仅决定着美国对外的威胁评判,也反映了美国在安全判断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即非民主国家的威胁必须以民主和军事改造的方式消除。美国的对外安全思维体现了其长久的意识形态根基,尽管特朗普时期美国回归到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安全构建的思想基础。

   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国并不在美国所认可的西方民主制度之列。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中国在安全观的倡议方面,坚持的是平等、正义、包容和多元的原则,并非以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来看待国家间的安全博弈。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家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为根本,这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三) 实践机制

   从历史动态来看,中美的国家安全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变化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战略文化和领导人的安全信念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平衡。战略文化相对而言是静态的,是国家长期沉淀积累的关于战略及其目标实现的信条,而领导人的安全信念会受到领导人更替、实力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变化会 对国家安全观产生影响。

   第一,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或思维是更为基础性的、决定一国安全与战略选择的内在要素。美国的战略思维受到其自身的历史、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特定的国际战略博弈环境的影响。总体来说,美国对外战略思维更具有进攻性,体现了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强调美国的利益边界在全球,而非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土之内。美国战略思维的特性表现为逻辑思维、类属思维、机械思维和外化思维。一直以来,美国对外安全的维护,将战场与博弈地点控制在本土之外,只有恐怖主义这种非传统力量才改变了美国的传统战略思维。此外,现实主义也是美国战略思维的根基,强调力量与实力的重要性。因此,建设世界一流的绝对军事实力,实现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投射与战略布局,是美国对外战略与安全的基本考虑。

   中国的战略思维到底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存在着较多的争论。西方学者一直以对外行动和实力发展作为分析中国战略思维的依据,得出中国是进攻性战略思维的结论。这种结论与中国自身的特性并不相符,中国的安全维护是防御性和被动反应式的,在自身安全利益遭受到危害的情况下,中国才使用武力等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常规外交中的政治与战略沟通都是坚持协商与对话为主的安全维护方式。中国的安全维护动机包括国家利益,威胁和挑战的回应,如荣誉、自尊、民族情感等非物质性要素是更为深层的内涵。所以,中国的安全战略思维并非是基于纯粹的现实主义哲学。

   第二,安全信念。一战前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传统,以自由民主价值理念为基础,试图主导当时美国的对外安全政策理念,但直到二战前后这一理念才在国内获得较高的政治认可。美国不同的安全哲学都是受到特定领导人的推动,反映了美国自身实力变化、不同战略传统的作用——除了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传统外,还包括重视商业利益的汉弥尔顿主义、重视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等。特朗普时期开启了美国国家安全新的阶段性的反思,即对先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思,将美国的安全利益重新从国际层面向国家层面收缩。这种变化受到领导人自身个性和政策理念的影响,但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是其在当前能够占据主流地位的基础。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变化体现了不同领导集体的安全信念变化。特定领导人自身的经历和价值观影响了他们对于安全威胁和挑战的界定及应对方式的选择。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的领导人,对于发展的重视以及国际和平环境的需求,同样决定了中国对于新安全观的追求。在中国自身实力发展更快,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更为接近时,中国的安全观更多地具有全球性关怀,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自身安全利益的维护。

  

   结语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安全思维和观念差异对于双方之间战略沟通的成效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对中美国家安全观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规避战略沟通误差,增进双方战略理解。

   首先,要警惕权力非对称下的战略误解。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及其变化是中美在国家安全观上存在差异的基础要素。作为处于相对衰落中的霸权国,美国对于中国的实力增长及其相关防御性的对外战略与行为更为敏感,更容易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具有“恶意”的竞争者。

   其次,规避文化认知差异对于安全沟通的不利影响。中美安全思维的差异与中美文化认知差异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例如,一元与多元的价值对立、敌我思维与包容思维的差异以及同质化措施与求同存异理念的差异等。基于这种认识,安全观也体现了国家安全观念的文化认知特性,那么中美在战略沟通过程中,双方各自的安全文化特性,对中美关于战略问题的性质判定、策略选择、原因和责任推断以及问题解决方式等都会产生影响。

   第三,重视合作意图可信性的塑造。中美战略沟通的核心问题是双方对于彼此合作意图的有效、可信的传递与理解,否则中美难以解决彼此战略意图中的不确定性,容易走向诸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安全困境冲突之中。在关于安全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观念中,中美对于合作意图的可信性认知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的方式是,以状态和关系的塑造确认彼此意图的合作性与非恶意,在策略上偏向于协商、沟通与合作等方式。而美国的安全观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思维,以实力和意识形态属性对意图进行判定,尤其侧重战略冲突等方式。这种对于各自战略文化习惯的倚重,导致中美在战略沟通过程中围绕意图的可信理解存在诸多偏差。

   传统中美战略关系研究大多聚焦于战略共识塑造、战略利益协调和分歧管控等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走向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发展及对实力的有效运用,而正确认知彼此安全观的特性及其对于战略沟通的作用,无疑是影响这一走向的微观战略基础环节。(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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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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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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