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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浩:冒名顶替上学的罪与罚

更新时间:2020-07-06 16:04:44
作者: 车浩  
是不是也算一种对于真正被害人的冒名顶替呢?

   人们很容易这样想,特别是之前对苟晶有多同情,现在就有多郁闷。随着剧情反转,公众的情绪也开始反转,网络上已经出现了大量攻击苟晶的言论。

   但我不这样认为。我们关注个案,同情案中人,是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自己重蹈他人悲剧的覆辙。但这个悲剧不是完全按照个案细节反复上演的具体悲剧,而是一种超越个案的现象悲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彻底地活成他人,苟晶自己也不能活出第二回人生。

   造成这种现象悲剧的原因,也从来不是个案中的偶然性,而是那些贯穿陈春秀、王丽丽、苟晶等不同案件的共性的、必然性的黑暗力量。

   所以,因为有像陈春秀这样的被冒名顶替上学的被害案例真实存在,甚至可能还会不断曝光出更多,就证明了,苟晶被冒名但没有被顶替,也就只是一种个案中的偶然。

   暗黑之刃砍下来,是被砍伤还是被砍死,都是偶然的(请深入研究构成要件行为风险与结果归责问题)。就算苟晶夸大了自己受伤的后果,也丝毫不能影响她揭露出了一股可能伤害每个人的力量。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必再纠结于那个引起直观情感冲击的死伤程度,而应当是反思如何抗击和打败这暗黑之刃。

   苟晶讲出的,不是她自己的真实的故事,但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真实的陈春秀们的故事。她是撒谎夸大了,但是也成功引起了全社会对冒名顶替上学这一毒瘤现象的空前关注,又何尝不是对更多的默默被害的陈春秀们的慰籍和解救呢。

   说谎骗取同情是可恨,但客观上也有功。放过她吧。

  

   柒

  

   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曝光后,媒体又报道了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建议,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中增加条文,专门惩罚顶替入学的行为。

   具体罪名的建议,包括“妨碍高等教育考试录取公正罪”“冒名顶替入学罪”“盗用、冒用他人身份罪”或者“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罪”等等。

   这些立法建议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想要积极回应民意诉求。立法也肯定是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回应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如果最终非想要立法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放在《刑法》第284条之一下面修改。

   首先,可以通过对“考试”的扩大解释,把招生录取环节也纳入进来。其次,可以通过对“作弊”的解释,把招生录取环节的弄虚作假也容纳其中。这些解释,都没有超出汉语日常用法中对“考试”和“作弊”的理解边界。在这种解释基础之上的修法,在法律文字变动上的成本是最低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太赞成针对冒名顶替上学这种现象过于急迫的修法。接下来,谈几点善意的提醒,供立法者以及呼吁立法者斟酌参考。

   第一,立法需要一个过程,而大量案件就已经发生在当下,远水解不了近渴。

   第二,刑法不溯及既往,专门为某种行为创设新的罪名,恰恰意味着,在新法出台之前,此类行为是无罪的,否则,还需要立法干什么呢?提出立法建议,往往是意味着,已穷尽了已有的刑法手段而仍然无法实现正义。

   但是,就冒名顶替上学案而言,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是否已经穷尽了刑法手段而不可解,因此才不得不诉诸立法?

   本文的分析,就是想说明,认为现行法无能为力从而必须制定新法的结论,恐怕还不能轻易得出。它既无法及时回应人们对陈春秀、苟晶案等现存案件如何解决的关切,也没有真正用尽解释论上的途径。

   第三,刑事立法是大招,应当是逼不得已的最后一步棋,而不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急行军。任何一次立法,往往是对现有法秩序的打破。如果一个社会总想要通过不断的立法获得进步,那就永远行进在不断打破旧规则或增加新规则的路上,无法真正实现以稳定的可预期性为核心精神的法治。频繁的立法,本质上是反法治的。

   久而久之,让人们轻易对现行法失望而总是寄望于制定新法,并不会真正树立起法律的威信,而只会侵蚀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这样的立法思路,短期内或许能彰显立法成就,长期来看可能是自毁大厦。

   这里就涉及到对一个理想的立法者形象的期待了。立法工作不是只凭借积极倾听民意舆情、自身治理经验丰富、善于总结分析问题,就能够完全胜任了。因为法治实践的真正运行,从来都不是仅有新法条的生产就行了,还要依靠对法律的运行承担组织、协调、融贯和体系化任务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次立法,不仅是立新,也存在错误破旧的风险。不仅是要填补一个可能疏漏的正义漏洞,也要考虑对既存法秩序的体系性和安定性的价值冲击。

   包括冒名顶替上学案在内,很多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其实完全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运用法学理论和实务经验得到妥善解决。

   相反,如果罔顾甚至绕过既有理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直接针对每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现象立法”,看起来是积极回应舆情民意了,但长期以往,必将导致“刑法的形式化、规范的僵尸化、犯罪的孤岛化”(参见陈金林教授论文《现象立法的理论应对》,《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

   这样看来,不对立法与法治之间的张力有深刻理解,并掌握相应的法学理论和实务经验,仅凭善良和智慧,恐怕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立法者。

   这,或许离中国的立法现实太远,但人们总是要有期待的,长路漫漫,理想在前,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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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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