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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努力

更新时间:2020-07-05 16:43:11
作者: 郑谦  
除介绍大寨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顶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击退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外,又高度评价大寨批判“经济挂帅”“物质刺激”,实行的“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的管理制度。文章称:“这套制度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打倒资产阶级‘私’字,树立无产阶级‘公’字的办法,解决了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经济和人们头脑里的‘私’字之间的矛盾,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人民日报》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大寨大队改革劳动管理制度,是经济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在定额管理,按件计工的劳动管理制度下,劳力强、抢工分的人富起来,劳力弱、不抢工分的人穷下来,人民公社内部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大寨大队除实行大寨式工分外,还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需自报”的口粮、蔬菜等实物分配等制度。9随着全国农村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一心为公,自报公议工分”的劳动管理制度在许多地区推广开来。山西、山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市、自治区,实行大寨劳动管理制度的社队已占全部社队的半数以上。10

   除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制度外,大寨经验还要求减少或取消自留地、限制或取消农村集市贸易、限制甚至消灭社员家庭副业等。诸如此类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对包括《农业六十条》等在内的20世纪60年代初一系列调整成果的否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向1958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回归。这些做法破坏了调整时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政策,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在全国普及、推广,必将对农村经济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既然存在“左”的错误,就必然会产生对它的抵制与抗争,特别是在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抵制与抗争在运动初期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时也没有消失。1967年1月11日,即“全面夺权”风暴已迅速走向高潮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再次强调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手工业合作社、合作商店等,现在都不要改变为国家所有制。2月10日,国务院农林口各部和北京郊区的群众组织向全国农业战线发出的紧急建议中提出,农村各项政策,凡中央没有作新规定的,不得任意更动,需要整改的问题,原则上放在运动后期处理。9月16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要求:农村各项政策,凡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没有作出新规定的,一律按原来的执行。1112月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重申: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也不要搞捐献。1969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再次强调:“对运动中新出现的政策性的问题,特别是牵涉到所有制的问题,要谨慎对待,请示报告。”《红旗》杂志的文章也指出:“要坚持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则,把它同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区分开来。”“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的利益,在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和政策的前提下,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12

   宣传大寨经验与要求维持原有政策规定的实质,在于否定还是坚持《农业六十条》,在于否定还是坚持调整时期的各种政策。从更深的层次看,后者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尽管这种力量当时还比较弱小,但它的存在毕竟对极左思潮形成了某种牵制,使其未能大范围扩散。在各种纠“左”努力中,1970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具有比较突出的典型意义。

  

   三、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基本肯定《农业六十条》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于1970年8月25日在昔阳召开,8月31日转移到北京,10月5日结束。会议的原定主题是解决南粮北调问题,但实际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会议第一阶段是在大寨大队和昔阳县参观;第二阶段(9月1日至13日)为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分析,总结和交流各地学大寨的经验,主要解决学大寨学什么和怎么推开的问题;第三阶段(9月14日至10月5日)分组讨论实现《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政策问题。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59人。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党的九届二中全会(8月23日至9月6日)正在江西庐山举行。

   会议转发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典型材料,如《走“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山西长治县北呈公社南呈大队)、《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支援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河北万全县安家堡公社供销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展塞外山区水电》(河北青龙县革委会)、《农业大发展必须有“五小”工业来支援》(河南省泌阳县革委会)、《厂社挂钩好》(北京起重机器厂革委会)等。

   长达40多天的会议,以9月14日转入会议第三阶段为标志,实际上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种区分,明显地反映出当时形势的特点:一方面,与运动第一阶段相比,“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虽然失去了狂热的势头,但仍然十分广泛、严重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迫切需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

   在会议第一至第二阶段的参观和“路线分析”“大批判”中,代表们的发言照例大多是些“规定动作”:形式主义的套话、空话和表面文章。如:“自从‘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农村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受到有力地打击,许多‘老大难’单位面貌为之一新”;“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为,以钱为纲,重副轻农,弃农经商、经工;投机倒把,副业单干;“三自一包”的流毒还未肃清;损公肥私,扩大自留地;分光吃净,瞒产私分;等等。

   会议进入第三阶段后,开始讨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措施和农村各项具体政策问题,各种套话、空话顿时少了许多,要求坚持《农业六十条》、落实政策的意见成为主流。代表们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同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上相适应的,应稳定不变,要改大队核算,需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按《农业六十条》规定,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既要反对“工分挂帅”,也要反对“死分死记”不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做法;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用工和开支;在大力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继续鼓励社员个人养猪;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给生产队一点自主权,等等。总之,在这些事关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政策问题上,讨论的结果实际上还是要坚持《农业六十条》的内容,明显地不同于当时大红大紫的大寨经验,而这又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进行的。会议本身已经说明,“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危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纠正这些错误的条件正在成熟。

   会议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与另一个背景密切相关。1970年9月6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9月12日,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广泛组织讨论。《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第七条规定:“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这些规定表明,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在有关农业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当时反对极左思潮的力量一度占了上风。此后,在全国范围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起码都得到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农业六十条》没有变,也不能变。

   1970年9月23日,根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农业学大寨》。与会议一样,这篇社论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两个部分。从字面上看,社论中充斥着“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之类的语言和对当时大寨经验的种种赞美,以及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但是,如果与此前各种学大寨的文章相比,这篇很有来头的社论还是有些重要的微妙之处。在回答“学大寨学什么”这个“当前深入开展学大寨群众运动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时,社论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大寨经验中第一位的东西。学大寨首先要学这一条。至于经营管理、生产技术方面的一些具体办法,那是第二位的东西,一定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况办事。学大寨,不学第一位的东西,只学第二位的东西,不学根本,只学表面,肯定是学不好的。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别人的某些具体做法,还有可能‘学歪了’。只有正确地解决学什么的问题,才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落实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保证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社论机智地将大寨的“根本经验”与“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并将后者定位于“第二位”,实际上降低了大寨“大队核算”及“记政治工分”的普遍意义,给抵制极左思潮留下了相当空间。社论批评“生搬硬套”的错误,指出存在“左”的干扰,并提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及保证学大寨的正确方向的任务,给深受大寨“左”的经验影响的广大社员、干部以调整政策的根据和勇气。

   1970年10月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及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工农业生产情况时,他说,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要吸取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要注意平衡;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有关政策问题要讨论,要留有余地。周恩来还强调1970年间他在各次专业会议上反复说到的一个问题:协作是社会主义协作,风格是共产主义风格,不要搞一平二调。13周恩来的这些话,矛头直指当时包括农业在内的各领域中泛滥的极左思潮,在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1970年10月5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结束,同日通过《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12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如同《农业学大寨》社论一样,《报告》把大寨的“根本经验”与经营管理中的一些具体办法加以区分,实际上贬低了“大队核算”一类“左”的错误。在谈及农村政策时,《报告》强调: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农业六十条》,对巩固集体经济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作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农业六十条》中关于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仍然适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切不可重犯穷富拉平的“一平二调”错误;在保持集体经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副业;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等等。

   《报告》引用代表们的发言指出:“前些时候,有少数地方不顾条件,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刮过一点任意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收自留地的风。面不算大,但波动不小,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有点形‘左’实右的思想苗头,很有必要提醒各级领导同志充分注意。”“我们一定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克服某些地方存在着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报告》进一步批评说,“目前,有一些领导干部,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有些人“不是用革命带动生产,用一好带动三好,而是用革命代替生产,用一好代替三好”。实际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已在一定程度上把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它是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产物。

   以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为契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左”的内容被淡化、形式化,而在不同程度上恢复和坚持《农业六十条》、纠“左”和落实政策的内容却不断发展起来。这种变化在当时各领域、各行业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构成1970年的一个重要特点。

  

   四、批判极左思潮与进一步落实《农业六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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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党史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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