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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儒家经典中的“和”及其文化根源探讨

——以《礼记》为例

更新时间:2020-07-05 16:27:49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四、如何理解“和”?


   和龢盉

  

   我们发现,与harmony在西方语言中源于音乐曲调和谐相似[45],汉语的“和”在先秦指乐之和甚多。比例在〈乐记〉中,“和”字出现41次,占《礼记》中“和”字总次数三分之一以上;在整个《礼记》中,“和”指音乐之和有30次(包括声和、乐和),占《礼记》中“和”字总次数四分之一以上。[46]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味和,味和出现次数虽不及乐和次数多,但也不少(《礼记》共出现10次),而且其含义非常重要。比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国语*郑语》分别记载晋晏子、郑史伯论“和而不同”,皆以味和为说;联系《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可知味和对于理解“和”之义很重要。

   “和”之所以与乐和、味和有关,可能是因为“和”的早期形式包括龢、盉。清人钱坫指出:

   琴瑟之和当用龢,和羹之和当用盉。[47]

   今按:“龢”,从龠、禾声,本指乐声谐调(《说文*龢》)。此字很古老,见于甲骨文。又《说文》:“龠,乐之竹管也,三孔以和众声也。”龠甲骨文作,“正像编管之乐器”[48];李守奎认为“管口上的‘’当为人的口形,即‘口’字的倒写,人口与竹口相对,表明其为可吹奏的乐器。”[49]又:“盉”,从皿、禾声。《说文》:“盉,调味也”;“和味必于器中,故从皿”(段氏)[50]。段玉裁指出:

   调声曰龢,调味曰盉。今则和行而龢、盉皆废矣。[51]

   龢、盉后世逐渐被“和”字取代,后人即使不复知其本义,但仍可从文献中发现,“和”字常用于指乐之和或味之和。[52]

  

   和与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味和与乐和之“和”,来源不同,含义亦别。如果说味和主要指功能上的和谐,乐和则决不仅指功能上的和谐,而且包括心理上的感应。前面我们说过,《礼记》中“和”用于音乐不仅指声和,而且指人心感应外物的方式: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这里的“哀心”、“乐心”、“喜心”、“怒心”等,是指人心内在的情绪状态(可能由外物引起)。情绪不同,发为乐音自然不同,而导致情绪不同的原因则是外物是否“正”。正因如此,乐和体现了人心之和,反映了政治之和。故〈乐记〉强调“乐者,心之动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郑玄注〈乐记〉“乐由中出”时也说“和在心也”,即乐和源于心和。此外,《礼记》中有12次自我之“和”,以气和和心和为主。此外,《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徐锴解曰:“言有所感动,和气浃其心。”[53]《左传*昭公21年》说“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注曰“君子心和”,朱注曰“和者,无乖戾之心。”

   反过来,正因为乐对应于人心状态,乐也可以促进人心之和,故乐能用来移风易俗,即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之说。按照《乐记》说法,这是因为“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荀子*乐论》则具体分析了乐影响人心的规律:“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

  

   和与人

  

   孙隆基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把‘人’分成‘身’与‘心’的设计”,与西方文化把“人”分成“灵”与“肉”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后者预设了灵肉冲突的永恒性与合理性,而前者正好相反,认为身心和谐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心’的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与关怀”,因此,用“心”“克服各自的‘身’之存在,达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感通’”,就是一种理想。[54]由此可以理解,中国人的“和”表现在个人那里是身心和谐,表现在人际之间就是心心相应、心心相通。因此,“心和”不仅指个人内心之和,也应指人与人之间心相和,即人心之间的感应。

   不过,《礼记》中人与人相和虽然甚多(包括表3中人伦类33次,政治类6次),但并未明确地提到人与人心相应。明确讨论人心与人心之间的感应之和,出现于《周易》、《尚书》及其古人注解。我认为《礼记》所谓人和、政和、民和,也应该包含人心相感应这一含义。

   徐锴释《尚书*皋陶谟》曰:

   禹拜昌言,皋陶赓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人心和矣。[55]

   圣王在位,天人大和体现为人心之和。所谓“人心和”应包含人心与人心的相互感应。

   《周易*咸*彖》曰: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此处,天地相感如果说是“二气交感”,而圣人与人民之间的交感则是指圣人感动人心,也可以说圣人与人民心相应。若依孔疏,圣人与人民之感指“圣人设教,感动人心”[56];若依程颐,“圣人感人心”指圣人以其至诚之心感动天下人之心,因此是圣人之心与人民之心相互感应:

   圣人至诚以感亿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周易程氏传》卷三〈咸〉)[57]

  

   和与生

  

   为什么“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我认为这与中国人的生命观有关。

   中国人认为人的生命是“血气心知之性”(〈乐记〉),并非灵与肉的分裂或紧张。中国人的理想生命状态是身心和谐,而决不是身心分裂。因此,“和”无论是指个人内心的心和、气和,还是指人与人外在的人和、民和,都被认为是生命健康成长的条件或标志。比如《荀子*天论》说“萬物各得其和以生”,似认为万物皆须和以生。《礼记*乐记》“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之言,将“和”作为万物健全成长的必要条件。《国语*郑语》载郑大夫史伯称:

   夫和实生物……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

   这里“和实生物”之“物”含义较宽,包括一切人间之事。因此“和实生物”具有治道方面的含义,指“和”为成就万事的条件。但从原文“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之言看,作者也认为个体生命的健全成长也依赖于人体各个器官的和谐。

   应该说,“和”的上述含义还与中国文化中的此岸世界观有关:当下生命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其生命状态的最高理想也应当是其各方面、尤其是身心等之完整的和谐。

  

   和与天

  

   “和”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核心范畴之一,还与中国人的宇宙观有关。

   因为中国人的世界只有“这一个”(古人称为天地、六合或宇宙),所以这个世界的和谐、安宁是所有人安全感的终极寄托。《周易*乾*彖》“保合太和,乃利贞”之语,《礼记*月令》“天地和同”之言,均表达了古人这样一种宇宙观:因为世界只有这一个,所以他们无比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太平无事、和谐安宁,不要有伤害或毁灭。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世界观的重要来源。也正因如此,古人认为“和”合于天地之道。

   《庄子*天道》:

   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与天和者也。

   此处“和”可读为“合”,指德行当效法天地之道。

   〈乐记〉则说:

   乐者,天地之和也。

   此处“和”亦可读为“合”,指音乐效法天地节奏,然亦寓意乐音之和源自于天地之和。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国名臣子大叔论礼:

   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其中“哀乐不失”指“好、恶、喜、怒、哀、乐”这“六气”之和。这里显然认为,之所以“和”为个体生命健全成长的条件或标志,是因为“和”符合天地之道。

  

   (本文压缩版发表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3期)

   注释:

   [1] 本数据主要依据尹小林,《国学智能书库》,北京: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礼记》部分亦参照其他电子版本校对。

   [2] 《尚书》“和”共43见,除人名共12次,实为31见。其中〈尧典〉人名“羲和”4次,〈胤征〉人名“羲和”4次,〈顾命〉人名“和”1次,〈文侯之命〉人名“父义和”3次。

   [3] 《周礼》“和”共50见,除〈春官宗伯〉地名“云和”1条,〈夏官司马〉门名“和”(“和之门”、“以叙和出”)2次,〈夏官司马*大驭〉器名(“鸾和”),实为46次。

   [4] 《礼记》“和”共115见,除作器名“鸾和”之“和”4次(〈玉藻〉〈少仪〉〈经解〉〈仲尼燕居〉),实得111次。

   [5] 《左传》“和”共82见,除人名“宋公和”(隐3年)、“和组父”(襄3年)、“医和”(昭元年,2见)共4条,地名“菟和”(哀4年)1条,器名“鸾和”(桓3年),实得76次。不除。

   [6] 除《公羊传*隐公3年》人名“宋公和”1条。

   [7] 除《榖梁传*隐公3年》人名“宋公和”1条。

   [8] 郑注“和而后月生”曰:“此气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进爵位也。”方按:气和实指阴阳和。

   [9] 孔疏:“谓堂上下礼乐交相应会,和谐之至极也。”

[10] 孔疏“甘受和”曰:“甘为众味之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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