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月峰:折中的“重估”——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提出看五四新文化的多重性

更新时间:2020-07-05 16:18:48
作者: 周月峰  
崇拜国故,而其实不知国故究竟是什么的人,不但不配谈新潮,也还不配谈国故咧。36

   在此信中,胡适反复谈及“整理”和“国故”,成为之后提出“整理国故”的滥觞。

   胡适在信中未明确“整理”之后的旧思想在未来文明中有无地位,但从其比喻来看,最终的“清水”包含了“碗里[原]来泥水中所含的清水”,则旧思想中整理后的部分似仍要留在未来文明之中。这显然与此前傅斯年、张东荪的观点均不同。然而,张东荪在复信中却称“筛滤的比喻就是‘整理’的确解,真是把我心中所要说的完全说出来了”,并说自己也要“尽一些微力”。他再次阐述自己对旧思想的看法,认为“国故派的思想决不是真的旧思想,所以支配现在中国的就是‘虚伪’,伪忠伪孝,伪仁伪义,伪伦理,伪政治,伪教育,无一物一事不是伪的”,此处仍是将“旧思想”与“现在的思想”进行了区隔,使“旧思想”不必为糟糕现状负责。紧接着,他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转而认为要改造根性,廓清虚伪,就是要“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输入进来,他方将固有文化整理起来,两面夹攻,自然可以达到目的”。37

   当时张东荪与胡适方才开始论交,并且刚经过与傅斯年极不友好的论辩,故在与胡适的书信往来中,似乎带着点谨慎,有意无意顺着胡适的思路说。但正因借助了胡适“整理”的概念,张东荪可以将“固有文化”(虽需要整理后)作为正面力量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一起夹攻“支配现在中国”的思想。相较于此前所说“历史上的思想虽不必使他再生,但是不可一概抹煞”,有了本质区别,又转到了温故知新的一边。如此看来,似乎张东荪反而是在与胡适的论述中渐渐为“固有文化”在新文明中留下了一席之地。38这或可以说是张东荪为“再造文明”所拟的办法。

   傅斯年、毛子水等新潮社同人无疑会关注到这一场由傅斯年本人引起的、有胡适参与的论争,这也是为何傅斯年当时想作一篇《国故论》,而毛子水稍后写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用意之一便是论证“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这是针对张东荪对固有文化不再生不抹煞观点的另一回应,也是自己一方“骂”国故的根据。但另一方面,或许又由于后来张东荪将“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毛子水才需要说明“国故虽然应当研究,但是比较起现在世人所应当研究的科学起来,直是‘九牛一毛’”;傅斯年又再次强调,“研究国故好像和输入新知立于对待的地位,其实两件事的范围,分量需要,是一和百的比例”。39

   在胡适、张东荪、毛子水、傅斯年各自的方案中,对“整理”的理解以及“整理”后的固有文化在未来文明中的位置或许仍有差异:同一“整理”,在张东荪论述中,对应的是“附会”与“一概抹煞”;在傅斯年的论述中,对应“追摹国故”;而在胡适的方案中,“整理”对应着“盲从”“调和”。可以看到,“附会”“盲从”“追摹国故”意思相类,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然傅斯年、胡适侧重于此,他们的“整理”是要将神圣化的国故重估甚至抹煞,最大程度降低国故地位;而张东荪更多针对“一概抹煞”之说,因国故已被过多抹煞,他的“整理”则变成了重估“已死”的国故,使其地位有所提升。可见,在表述上,“整理”是一个折中各方的词汇,它既能接续《新青年》派一贯反传统的立场,找到了“破坏旧有的主义”之根据;但同时“整理”又非破坏,故也能让为国故免除责任、主张“不骂不破坏”的张东荪赞同;又因“整理”之后的国故仍然可以是“清水”,所以甚至连倾向东方文化者也能接受。他们方向不同,甚至相反,但“整理”则一,“重估”则一。可以说,“整理”“重估”是双方(或多方)在实际争论、妥协中逐渐取得的彼此都能接受的一种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因胡适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有反传统的一面,很多人即因这一反传统色彩而把五四视为西方意义的“启蒙”。不过,胡适这一表述来自尼采,而尼采恰以“反启蒙”著称,两者不无矛盾。40然而,如果回到上述两场争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傅斯年援引“让每件东西的价值都被你重新决定”还是胡适提出“整理”,其实都是应对蓝公武、张东荪等人及背后对古今中西均需“重估”之风的挑战,实际上是以“反启蒙”的口号回应对“启蒙”的质疑,所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被提出和流行的五四时期本就隐含着“启蒙”与“反启蒙”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

  

   三、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多重含义

  

   《新青年》一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这在欧战结束之前更是如此。在那时的“思想界”中,《新青年》一家独大,他们从讨论洪宪帝制、孔教入宪一路而来,“相知深切”,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语言天地”,在这一“语言天地”中,“外国偶像”需要崇拜,“固有文化”需要破坏,几乎是“天经地义”之事。41然而,到了欧战结束前后,各派纷纷汇聚到“思想界”,没有了“彼此不言而喻的‘假定’”,故不受原有“语言天地”限制,又受“重估”之风影响,开始质疑《新青年》的“天经地义”。且质疑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旧派,而是同为新派的类似《时事新报》同人的社群。

   对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及其中“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整理国故”的解读,需放回到上述两场有关“外国偶像”与“固有文化”争论及背后“重估”之风的语境中方能更好理解。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争论与口号的提出未必全是因果律支配,更像是“互缘”,有“不断的联带关系”。42两场具体的争论类似“重估”风气中的插曲,成为胡适、傅斯年调整表述的契机。实际上,蓝公武、张东荪等人正是胡适此文的对手方之一,比如胡适说“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便是指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的张东荪一派。43且在胡适“再造文明”的方案中,“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隐约可见他半年前与张东荪书信往来中的想法,延续着张东荪“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输入进来,他方将固有文化整理起来”的表述。正因要兼顾自己主张和多方质疑,胡适才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援引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开放、折中甚至略显笼统的表述。同时,因其开放、折中,故能为各方接受,也能接续《新青年》传统又能暗藏胡适自己的主张。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开篇即点出其写作缘由是当时“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讨论“新思潮的性质”,他读后均不满意,觉得“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评包世杰《新思潮是什么》“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此句最能说明《新思潮的意义》并非纯粹是一个发表主张的宣言,它首先是一个统合性的文本,是要让人“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 义”。

   胡适显然意识到,当时新思潮中已非《新青年》一家,并且各家各派多不一致。这也是许多时人的共同观感。许德珩就认为,当时的“文化运动太无轨道”。张东荪听后“很有感触”,也认为文化运动“太没有方针”,故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共同点”。4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的用意与张东荪相通,所以他说:“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那便是“评判的态度”。据他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认为尼采的名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45也就是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首先不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而是对于“无论怎样不一致”的种种新思潮的统合。

   这也与胡适当年“立异以求同”的主张相关。此前梁启超一派的孙几伊曾对胡适表示“吾们纵然不免小节目上有不同之点,但是主张的大体总是相去不远”,胡适回应说“吾们是立异以求同”。胡适对张东荪也有过类似表示,说张“‘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46胡适对“异”相当包容,这一点与钱玄同不同。故钱氏曾批评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胡适回应称“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并且,“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而钱玄同则是“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值得注意的是,“使人‘同’于我的‘异’”一句已说明胡适也承认自己也仅是众“异”之一,表明他非常清楚新思潮中有众多“异”的存在,而他只是希望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公共的一点”。例如,在对待宋春舫时,胡适便说只要“算得是一个新派人物”,便“不当把他骂出我们的大门去”。47可以看到,即使新思潮中众多观点与胡适相异,他也并不骂出去,求同而能存异,仍承认其为新思潮。就此而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评判的态度”成为胡适所能接受的新思潮的底线,并借此容纳多元的新派。48

   正如余英时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仅提出‘评判的态度’作为所有参与者的共同精神”,“只能要求工作者具备‘评判的态度’便足够了,至于他们个人的思想或信仰取向,则是完全不相干的问题”。49实际上,当然并非“完全不相干”,其间仍有亲疏之别。但在纷繁复杂的五四思想界中,但凡具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或“评判的态度”这一精神的,胡适大致尚能接受其为新思潮,至于重估、评判之后的思想文化取向,即使有些他自己并不认同,但也并不严格排斥。甚至于这个底线有时显得过于宽泛,以至于连“当时批评五四的所谓守旧派也和他们‘进步的’对手一样,不但具有批判的精神,而且也采取了西化的立场”,似乎也符合“新思潮的根本意义”。50同样的,胡适心中的新思潮大概也包括了他自己极不喜欢的对“西欧文明”的重估、抹煞。51

   进而言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对在“外国偶像”和“固有文化”争论中受到质疑的一种回应,在表述上进行了折中,同时也能应对其他类似质疑。当杜亚泉批评“今日之揭橥新思想者,大率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时,蒋梦麟可以借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批评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一句来回应,认为杜亚泉的话“实在是太武断了。他们抱新态度的人,何尝一味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不过把他来下一番批评”。并举例说:“如从前的一把太师椅的价值是银四圆,八仙桌的价值是银十元。现在要把他们的用处和式样与现在的新式椅桌比较起来,下一个批评,重定一个价值,没有把他们都当柴烧的意思。”52蒋梦麟与之前的傅斯年相似,“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其辩白己方不存在对方所指控的“错误”的一种说辞。

   正因为这一口号是用以统合“无论怎样不一致”的种种新思潮,故在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之后,种种新思潮均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援引,即时人对该口号的认知是多重的。例如,主张破坏传统的人就看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二千余年来被认为金科玉律的旧传统观念,来一个重新估计”,并且估定的结果是“发现其全部历史中都写着‘吃人’两字”。53而试图维护传统的杜亚泉也只是希望新派“对于旧习惯加以批评,若批评之后,确是应该推翻,然后大家推翻他”,主张的也是重估。54后来熊以谦在驳斥鲁迅“少看中国书”的主张时,便也引用该口号来为中国书争一席之地,他认为“圣经贤传上的嘉言懿行,我们也要从新估定他的价值”,“今鲁先生一口抹煞了中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那种行,明白点说,怕不是糊闹,就是横闯吧”!55杜亚泉与熊以谦都是借“重估”来反对“抹煞”。此外,立场倾向宗教的人在面对非宗教同盟时也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我辩护,“希望反对宗教的大同盟略退一步而变为研究宗教存废问题的大学会,先把宗教的价值重新估定一下再说”。56基督教信徒包世杰甚至认为,汉口圣公会主教“刷新基督教”与尼采“打破基督教”的主张都是“重新评定真价值”,也属“新文化运动的精神”。57

不过,当时更多的人强调重估是对中、西两方面的。新潮社的吴康认为“‘重新估定价值’六个字,正是‘怀疑’的真精神”,只是他怀疑的对象并不像胡适那样侧重中国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966.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