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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 颜青琪: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

更新时间:2020-07-03 22:48:12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颜青琪  

   1949年~改革开放,粮食作为基本食品的数量短缺,是社会面临的最大不安全因素;

   1979~1984 年,粮食安全基本解决,但提高产量的代价是农药化肥的普遍使用、直至过量使用,这是食品源头安全问题的萌芽;

   1984~2000 年,食品安全问题起步期,《食品卫生法》颁布,国家制定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生产和监管标准;

   2001 年至今,食品安全问题集中爆发期,2009年《食品安全法》发布,传承多年的“食品卫生”概念,被“食品安全”取代(徐楠,2012)。

   其后,以2003年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2006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2010年集中爆发的“地沟油”事件,……作为食品安全危机的节点性标志,一次又一次将全体人民推入食品不安全的风险中(徐晓新,2002;王秀清、孙云峰,2002)。中国社会在短短十年内,步入了对食品安全的普遍警惕和食品信誉的巨大危机中。

   当人们惊恐“吃什么都不安全”之时,就不仅仅是食品生产和销售领域有了问题,而是表明这个社会生病了。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2010年爆发的“地沟油”事件后,有不少媒体和研究者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公众的关注和公共舆论也呈现燎原之势。但是,风波一过应有的警醒和探究就烟消云散,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要么因与自己不直接相关而冷漠,要么很快被新的更惊悚的热点事件所替代。殊不知若不能将每一具体事件上升为公共议题,若不能直面社会危机,危机就在所难免。

   显而易见,食品安全危机恰恰是贝克意义上的没有“外部”、没有“他者”的风险,所有人身在其中,无处可逃,今天是他人的不幸,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而此风险不仅来自于未知,更来自于信任缺失。尤其是在一个现代/后现代社会中,系统信任的丧失,即对体制、专家和正规渠道信息等系统信任丧失殆尽,而这种信任缺失会使人们的风险感急剧提升,甚至陷入恐慌,塔西坨陷阱效应凸显。然而吊诡的是,风险意识甚至恐慌并不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化解危机,因为人们并不知晓风险的结构性原因,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是否有着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路径?生产绿色安全农产品的社会企业的社会自助与社会自救是否可以奏效?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努力能否带来社会信任的重建?这种重建是人际信任的复归?还是新社会关系信任的建立?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社会分层结构与特点

  

   吉登斯、贝克等认为,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即它不放过任何人。风险社会的结构不是由阶级、阶层等要素组成的,而是由个人作为主体组成的,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这种秩序的唯一治理主体,风险的跨边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出现并达成合作关系(杨雪冬,2004)。

   在应对食品安全风险上,消费者通常采取哪些策略呢?根据公众卷问卷调查[4]的结果:排在前三位的方式分别是超市绿色、老家获取和自行租种;有24.0%的人采取海外购买的方式,22.1%的人通过单位供应14.5%的人通过社会化组织,10.3%的人通过有机集市的方式,等等。仅有21.4%的消费者未采取措施。[5]

  

   从社会结构层面思考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学的应有之义。虽然如吉登斯等所言,风险社会的秩序是平面扩展型的,是“平等主义”的,但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行为选择方面却是相当不同的,或者说是等级式的、分层的。在食品安全状况日趋恶化、社会保护与解决机制仍未建立的前提下,作为个体的同时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开始了种种“自救”的尝试。在此,规避食品安全危机的社会分层机制得以显现。

   社会分层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基本国情,对于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根据陆学艺(2002)的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当代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如下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十大社会阶层。按照大致划分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应对和规避食品安全危机的策略、机制和逻辑有所不同。

   其一,单位制解决方式。即单位自建的农产品供应基地,生产各类蔬菜、水果、粮食、禽蛋和肉类以供应单位所属人员和食堂。其所使用的肥料、农药等多是有机或生物性的,种植与饲养都有严格的标准化程序和要求。这些被称作特供产品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等,就是绿色安全无污染的食品。[6]

   作为一种食品供应体系,特供食品生产具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而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限定于单位内部,与农产品市场不发生直接关系,自然也无法提供覆盖全社会的解决方案。对于这种在单位身份范畴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不少见于媒体报道,但囿于条件限制专门的研究比较少。

   其二,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的高价购买策略。这种基于食品市场的解决方案有两种路径,一是在市场上购买有绿色安全标志的食品,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青睐高价洋货”(帅满,2013;鲍小东,2011)。根据零点公司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5个城市1059名中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者进行入户访问,36.6%的受访者表示有过境外购物经历,在这部分人中还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未来还计划进行境外购物;14.3%的受访者表示未来有进行境外购物的计划。同时,调查显示,有一成多的受访者通过代购网站进行境外购物,北京的受访者对代购网站的依赖度最高达到28%,这其中最想购买的就是“食品”。[7]

   由此可见,对于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等及以上阶层而言,他们可以选择用“花高价买洋货”的方式来尽可能地获得安全的食品,比如婴幼儿奶粉。二是选择某一专业生产安全食品的社会企业,作为长期客户,消费其提供的绿色安全食品,当然是以高出一般市场价格的水准购买。对此后面会进行专门讨论。

   其三,农民的“分种”策略。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对于肩负着城市居民蔬菜、水果和肉禽供应的农民而言,他们在食物生产的源头进行了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分类处理:即分种自己吃的和卖给城里人吃的(王世腾、张超,2013)。他们通常在房前屋后种植一小块菜地或少量果木,不打农药化肥,用于自己消费;而将大面积种植的通常使用农药化肥(常常残留超标)的作物卖到城市农产品市场。这体现了这个阶层群体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独特的生存逻辑和价值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部分有农村“老家”的市民会从老家亲戚手中获得这种安全食品以满足安全消费的需要。“分种”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值得进行深入探究。

   其四,城市平民的“生产自救”策略。普通市民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需在安全健康和可以承受的价格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的选择也相对多样。譬如,他们会在自己的居住地附近、自家小院、屋顶甚至公共绿地开辟小块园地种植蔬菜,一些市民在自家阳台上、花盆里种植一些常用的辣椒、蒜苗、韭菜等佐料性蔬菜,也有培育不需土地的芽苗菜和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的蔬菜;还有一些市民承包社会企业发包的小块田地,自己劳动种植一些绿色蔬菜或由社会企业代为管理;他们通常也会在超市中选择购买价格尚可接受的绿色安全食品,或在周末前往社会企业和相关组织举办的“农夫市集”进行采购,等等。[8]

   这种“生产自救”反映了普通市民阶层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生活策略。但显而易见,其作用和效果常常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饮食安全的全部需要。

   其五,城市贫困群体和农民工群体的无所应对。作为社会下层群体,由于其知情权、知识能力、消费能力等方面的弱势和窘迫,他们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能力也是最弱的。这类下层群体通常只能买得起什么吃什么,而很难顾及食品的质量、营养和潜在危害,即使对他们的孩子也无法考虑到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9]

   而对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其流动不定和偏低水准的生活境况更使其无暇顾及和应对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能够选择的可能只是听天由命了。

   通过对以上五个阶层群体的勾勒和分析可以发现,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以各自的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如果将食品安全问题看成一种社会性的风险,那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已经逐渐转为规避风险的逻辑(阎云翔,2011),或者毋宁说社会地位决定了应对社会风险的策略。而应对风险的不同机制和逻辑反过来进一步分割且固化了社会分层结构。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这种分层化和个体化的“自救”方式仅仅是有限地解决了特定群体的食品安全需求,却不可能从社会系统层面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且,它使得整个系统的问题被分割开来,悬置起来,甚至趋于恶化,出现马太效应。因此,寻求根本上的社会共治和社会自救的之道,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三、社会企业:寻找安全食品的社会自救之路

  

   在上述食品安全危机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之下,一种探寻制度化解决路径的努力从社会自身逐渐产生和扩展起来,这就是专业性地生产绿色安全农产品的社会企业的发展。社会力量的加入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同时使得社区的发育与社会信任的重建也成为可能。本研究即试图从社会企业来探讨立足社会与市场的危机解决之道。

   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也就是信任基于何种理念。福山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亚当·斯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紧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而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在福山所分析的各国案例中,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报”(福山:2001,7-13)。

通常,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于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常来自于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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