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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兴:考古学空间性研究:从文化史到聚落形态的多重空间建构

更新时间:2020-07-03 14:38:51
作者: 崔天兴  
指的是生态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考古空间属性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人类选择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空间模式是解释作用而不是复原。构建模型解释是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种常用方式,但在使用的时候应该避免误区,把解释本身当做社会本身(26)。

   首先空间是承载古代人类活动的实体,而古代人类活动既是在连续地表进行,同时又集中发生在一些固定的场所(即聚落或功能性场所)。对承载古代人类活动的连续地表的研究是景观考古学所关注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绝对空间;而对人类集中活动地点及其与这些地点之间关系的研究是聚落形态考古关注的主要内容,也是相对空间的概念。

   (1)地点作为遗址命名、考古学分期的概念

   丹麦学者汤姆逊以类型学和民族学为基础提出的史前考古学三期说,得到了地层学和相关证据的支持,证明了其正确性(27)。拉代提出的石器时代分期方案为野牛时期、驯鹿时期、猛犸象与披毛犀时期、洞熊时期等四个阶段(28)。加里古则在洞熊期之前,另外增加了喜暖象、喜暖犀和河马期,认为这个阶段早于洞熊时期。

   1872年,德·莫尔提耶提出理想的分期方案不应该以动物群为基础。使用舍利、莫斯特、奥瑞纳、马格德林等时期以及新石器时代的罗本豪森时期。格林丹尼尔评价说,“分期方案本身已经成为史前学上一个得到承认的标准,这正像丹麦史前学家所提出的三期说方案。”1941年步日耶评价说,“它(分期方案)的特点是清楚、简单、极富有逻辑性,最后一点太突出了,以至于反而不可能是真实的。”

   德莫尔提耶的史前分期体系是20世纪之前乃至当代成为史前考古学采用的正统理论体系,但德莫尔提耶的术语制定来自于地质学,是地质学的延伸。《史前史》(1883)一书中记录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我采用地质学的好方法,以典型的遗址名称来命名每一个阶段,这个遗址还必须是经过充分认识和研究的。换句话说就是:舍利期、莫斯特期、梭鲁特期、马格德林期,为了简单起见,删掉冠词,我把遗址名称变成性形容词的形式,使词尾发音一致,这也是地质学借鉴过来的一种方法(29)。”

   (2)考古学文化概念中所蕴含的空间概念:考古学中的文化概念源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理论。20世纪早期,“文化区域”是人类学中的基础概念。文化区域则意味着缺少层级和政治整合的大片区域中的一致性,文明则隐含着对“高级文化”和政治集中化的国族精神(volksgeist)主义(30)。考古学从人类学借用了文化区域的概念,形成了考古学文化。文化概念既含有时间又含有地域的概念,并且在毗邻区域也不会出现完全一致的文化序列,圆满地解释了文化发展的复杂性。考古学家研究的是文化的序列,而不是文化发展阶段的序列。人文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现代原始民族中的各地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地区差异是由于文化传播造成的。拉策尔最早采用文化复合体概念进行了明确阐释。拉策尔的学生莱奥·弗罗本纽斯提出了西非和美拉尼西亚的“文化圈”概念。该理论经格雷布纳、施密特、弗伊、利普斯和安克曼等民族学家进一步的发展和引申,成为一门研究文化区域和文化阶段的复杂学问。这种学科进展的思想史得到了崔格尔的深入阐释,认为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作为文化适应而非仅仅是族群身份的表现。

   用物的相似性表示共时性和社会关系的远近。相同的物质文化未必能证明与其相伴的人群必定拥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意识,而物质文化不同也未必能证明缺乏这种认同意识。如果人群是指拥有共同物质文化的某个群体,就会变得多余和毫无意义。威利和菲利普斯声称考古学文化无法自动与任何特定社会单位相对应,社会单位必须根据本身特征来定义(31)。柴尔德也指出用任何完全用类型学来定义的考古学文化若是不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将有把同一群体生活的不同方面划分成不同文化的危险(32)。而现代考古学家则进一步意识到物质文化多样性有无数的原因,除了族群差异之外,还有时间、环境背景、资源、贸易、地位竞争、性别、身份、群体间通婚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甚至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意识,常常与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文化无关,这使得民族身份不应该成为考古记录中对文化差异或文化变迁所做的唯一或最重要的解释(33)。

   《礼记·王制》载:广谷大川者异制,民居其间者异俗。夏正凯《环境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考古学所划分的史前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认为地理环境是考古学文化分区的主要原因(34)。文化区域与地理背景的对应关系为考古学深入理解区域内社会组织之间乃至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科学支撑,也为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研究“缺少层级和政治整合”的空间社会组织提供了新理论依据,因此,考古学文化作为文明的区域界限是缺乏理论保障的。

   (3)聚落形态概念中所蕴含的空间概念:曾有学者考证Ecology起源于希腊文Oikos,本意就是居所和栖息地。从字面意义上讲,生态学就是研究居住环境的科学(35)。迪特兹认为遗址是人类行为的物质证据的空间中心(36)。20世纪20年代聚落研究首先兴起在生态人类学区域,根本兴趣点在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研究区位对人类制度和人类行为的影响(37)。威利在20世纪50年代从文化生态学引进了聚落概念研究维鲁河谷聚落形态及其变迁来追溯史前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其研究主要视角为(1)区位中心理论;(2)民族志。因此聚落考古所蕴含的生态—空间—社会关系包括(1)聚落与生态环境;(2)聚落内的密集社会关系及其处理起来的方式;(3)聚落形态演变来表示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王芬曾重建大汶口墓葬空间布局与各级血亲组织和财富私有化之间的关联,但其分析视角忽略了遗址和墓葬的对应关系(38)。

   聚落考古的空间分析思路由生态学转向社会学,既由生态人群转变到社会人群,分析理论由区位中心理论转变到小网络社会理论,也开始舍弃用简单的聚落规模等级差异来表达等差化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重视聚落内的空间社会组织的分布,同时需要注意到同一文化圈范围的聚落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竞争性,还要重视聚落之间的等差化秩序及其形成过程。

   (4)从考古学文化到聚落形态研究的嬗变

   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有自己的分布范围,称为文化区。他表示在这一区域内,出土器物具有显着的共性,这种共性可以把它与另外的文化区加以区别。考古学文化和文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表述了一个区域某一时段古代文化的特征,后者表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亦即它在空间上的展布(39)。每一种器物也有自己的分布区域和特征,如牙璋。

   考古学文化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分布反映了该区域内不同聚落的居民所形成的不同社会组织的空间关系。但这种以文化为表征的聚落集群现象与以自然地理单元为背景的社会空间组织关系存在如何的对应,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尚未有明确的理论支撑,在实践中,以考古学文化所表征的文化面貌出发来划分聚落之间的亲疏远近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这种以考古学文化理念为内核的聚落考古失去了以地貌单元为聚落集群的社会组织以及周边社会关系失去了一个审视视角。在考古学文化的视角中往往把文化面貌相同的聚落作为同一性的“质点”来进行处理,看不到聚落内和聚落间内社会关系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威利在《新大陆的聚落形态》一书中做的序言中说,“在聚落中,人们必以某种方式在地面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聚落的安排与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相关。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就像任何史前遗物一样,聚落也是曾经鲜活完整的残缺不全的残留物。然而考古学家所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聚落比其他大多数遗物的外在形态更直接地反映了社会和经济活动。基于生态视角的同一地貌单元的以聚落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既具有合作关系也具有竞争关系。同一聚落内的社会关系也具有异质性,因此只有首先研究聚落内社会关系才能正确处理聚落间的社会关系。若是聚落等级出发来看待社会组织关系演化,那么全球社会组织演化就具有了同质性,而取消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这很明显是不符合文化遗存被发现的实际情况。张光直先生也曾经指出,把聚落作为考古学首要的研究单位,可以把其他概念和模式转变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连贯的系统框架,至于其社会学意义则应该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来阐释(40)。张光直先生虽然要求社会意义由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来阐释,更多的是具有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的考古学阐释。

   因此聚落考古首先是聚落内人们在他们居住的地面处理起来的方式。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导致利益各方对其进行争夺的日趋激烈,正如列斐伏尔、福柯以及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是政治的,空间是权力的媒介,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这种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必然会造成日常生活空间安排的极大不平等和对各种优质生活质量空间的掠夺,诸如中心—边缘、城市—乡村、富人区—贫民窟等等,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公共空间衰弱和对穷人居住空间的排挤,实际上是空间不平等的体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发掘于20世纪70年代,报告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如严文明(41)、巩启明(42)、朱乃诚(43)、赵春青(44)、陈雍(45)对姜寨聚落形态进行采用不同方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等。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采用了新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如陈济民、毕硕本等采用GIS技术对此进行分析(46);郭怡等采用C/N同位素对姜寨遗址古人食谱结构进行了分析(47)。克里斯琴·彼得森采用多指标对姜寨遗址的聚落进行了深度分析,从姜寨遗址内部的五个分区所代表村落分区、建筑的分布、大小和功能、人口的估算入手,研究了姜寨遗址的家户的储藏能力、动物骨骼废弃模式、家户的人工制品组合等的社会经济方面等方面,认为姜寨遗址的家户储藏能力、动物资源分布等暗示资源私有化和家户间经济差距,并可能是经济不平等的最早证据(48)。这是目前对姜寨遗址分析聚落结构、社会组织分析标准最为明确、数据最为翔实、讨论最为充分的一篇文章,但忽略了不同数据的耦合问题,如根据聚落材料动物骨骼分布所得出的聚落分区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得到C/N同位素分析的支持。而且限于当时发掘条件的限制,尤其埋藏学研究的不足,更多的问题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详细的讨论。无论如何,其多指标聚落结构的方法是单体聚落研究的方向。秦岭、傅道镰等以遗址内出土动植物资源为视角对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遗址资源域进行研究。根据出土的植物类遗存,识别出仰韶初期聚落却已经很大程度依赖于禾本科的作物栽培。而田螺山遗址,即使稻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大程度上却仍然依赖那些远距离的各类野生资源(49)。不同遗址生计资源域的重叠为研究史前不同聚落之间的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后是聚落分布和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聚落的分布首先受制于自然环境,同时也与文化传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多数情况下山前的聚落遗址呈条带或弧形分布,例如内蒙古凉城县岱海西北蛮汉山脚下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老虎山文化呈东北西南的条带状分布,河流旁边的聚落呈条带状分布,若是支流较多,则呈葡萄串式的分布,例如宝鸡地区渭河北岸的仰韶文化遗址呈东西条带状分布,而山东昌乐的龙山文化分布则像一串串葡萄的样子,平原地区的遗址则呈散点状分布或聚集成若干群落。

区域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目前多用聚落等级来表示社会组织间的支配-服从等社会治理关系。从史前考古的发现来看,东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了中心聚落,如仰韶郑州西山城址聚落群、仰韶北阳平遗址群、大汶口遗址群、良渚遗址群、陶寺遗址群、石家河遗址群等。这些中心聚落形成之后便要求确立复杂社会管理制度,社会关系不再以简单的面对面的熟人关系为核心,开始形成了专门化的政治机构来安排(50),否则这些中心聚落构成的社会体系便会奔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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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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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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