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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学民:走向传播深处:“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哲学检讨

更新时间:2020-07-02 23:27:47
作者: 荆学民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已经看到,在为“后真相时代”的“合法性”的种种辩护中,已经深深触及到了人类对客观真理的认知以及对追求并能获得真理的坚定信仰,这便十分可怕了。在对“后真相时代”的种种辩护中,他们不但对究竟有没有事物的真相表示质疑,而且试图取消“真理”(乃至于“客观性”)这一概念,更有甚者,把在“后真相时代”思潮研究中对真理的维护,看做是“有关真理的一曲曲挽歌”,认为“后真相自身就是当代真理的表达方式,它不是有待克服、规训的情景,而是当代社会真理展现自身的唯一方式。正如我们对于后真相时代的客观性的分析一样,真理在当代正是依赖于诸多的悖谬而显现出来的。面对后真相时代,应持有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它自身的存在样态本身预设了一个全新的真理阐释方式已经到来。”⑥

   呜呼,哀哉!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支直接毁灭真理和人类追求真理之信仰的“哲学强心针”注入“后真相时代”的思潮中,会有怎样的后果?人类追求真理的信仰一旦倒塌,科学的光芒不再照亮世界,人类岂不又回到那在神灵的感召和牵引下摸索前行的漫漫长夜?

   二、政治“异象”的兴风作浪

   自古以来“政治”都在人类社会的演变中扮演着主角。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发端似乎也不例外,从追索其真相的角度看,在喧嚣甚上的语词、话语及种种论断、论调背后,是新近以来种种政治“异象”兴风作浪使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中的种种政治撒谎事件的频繁出现,就已经刺激着人们敏感的神经:美国政治中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统治者竭力封锁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使“后真相”开始走入人们的视野,走入人们的政治生活。

   如果说,美国政治中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还是作为一种故意隐瞒真相或故意远离真相的政治撒谎的“偶然事件”,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当选过程中新闻传播运作背后的追求真相信仰的丧失、英国脱欧的现象与本质的荒诞背离,使人们觉得一下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特朗普的当选与英国脱欧,从政治体制和政治传播机制乃至于政治制度层面,凸显了政治中的忽略真相、蔑视真相、欣赏谎言、追求新奇、玩转规则、崇尚过程、情感宣泄、品质任性等,终于在政治的“不靠谱”和不确定的骚动中,“后真相时代”思潮逐步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风靡全世界。就此,英国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廉·戴维斯干脆直接提出了“后真相政治时代”这个概念,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后真相政治时代》一文,悲哀地认为,纵观人类的文明史,事实一直占据神圣的地位,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人们经常以“事实”为最终的检验标准。但在今天,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历史进入了“后真相政治时代”。

   “政治谎言”是自古以来人类政治运行过程的常见现象,常常被一些政治家视为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必须隐瞒真相的“政治艺术”。正像日常生活中谎言有“善意”“恶意”一样,政治中的谎言不必大惊小怪,但如若为了某集团的一隅之利或者某个人的一己之私,就把故意隐瞒真相或故意远离真相的政治撒谎本身作为一种政治目的、作为一种政治能力,甚至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政治信仰,那就偏离了人类政治“公共性”的天然本性,成为一种政治“异象”。

   众所周知,政治的天然本性是建构、维护和捍卫超越任何“个人”和“私域”的“公共”秩序,“公共性”是人类政治的天然本性。诚然,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公”与“私”、“公域”与“私域”的边界是不断变化、具体生成的,但是,政治这条勇往直前的人类文明洪流,其维护和捍卫人类公共秩序的本性是不变的。

   如果说,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是被关注被挖掘被肢解的主要领域,那么,接着可以说,推动“后真相时代”思潮中“政治”不断偏离本性而沦落为“私域”和“私利”的权力工具的,则是政治上的种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力量。毫无疑问,在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的“盛大演出”中,“民粹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角。从理论上讲,无论以“意识形态”“话语策略”抑或“政治风格”等花样翻新的面貌出现,“民粹主义”都是地地道道的背离人类政治本性的思想和理论。现实中,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民粹派”到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新民粹主义思潮,最后到当前正在上演的特朗普所玩弄的美国政治以及英国脱欧闹剧等等的历史演变和演化中,民粹主义的“症候群”,是打着“人民”或“平民”的名义“反智识”“反逻辑”“反建制”“反精英”“反中心”“反真相”。民粹主义支配下的政治实质上是在“人民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下,越来越背离人类政治前进的方向。一些在民粹主义簇拥下崛起的所谓政治家并没有真正把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的终极价值关怀作为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而只是出于政治博弈需要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与政治手腕。他们运用这种平民主义价值观谋取政治道德的制高点,最大限度地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平民尤其是底层平民,使自身在与政敌或反对势力的博弈中占据优势。这些民粹主义政治家以平民甚至是底层民众的激进诉求影响政治进程,其政治动员极具煽动性,是出色的“政治煽动家”。2010年,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首先提出“后真相政治”概念的时候,就认为当代民粹主义的政客们借助媒体力量左右事实真相,使得公共舆论与新闻议题完全偏离正义精神与公共利益。⑦

   所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认识。要坚信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伴随着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拓展和升华,政治的公共性本性越来越彰显和强劲,任何违背和危害公共性的私利和私欲终将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被荡涤和清除。

   三、媒介传播的推波助澜

   人类交往的发展、社会多层面全方位的“展开”依赖的是传播。当人类社会越来越超越“经验社会”而进入“信息社会”以来,其万事万物的所谓的“真相”便也越来越通过传递信息的媒介呈现出来,社会也越来越成为“媒介化社会”。这一点正像爱德华·萨皮尔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关于“传播”的论证:“虽然我们谈起社会时往往好像它是一个由传统所限定的静止的结构,但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各种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有组织的单位的成员之间部分的或完全的了解所组成的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状系统。诸如,从一对情人或一个家庭到一个若干国家结成的联盟,或者是报纸通过它超越国界的影响所及的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属于这样的网状系统。它显然只是各种社会习俗惯例的静止的总和;实际上,它正从参与这个社会的个人中获得的带有传播性质的特定行为,被注入新的生气或创造性地肯定。……我们把这个例子扩大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会说“传播生成社会”。⑨

   “传播生成社会”,意味着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与进步中传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及作用。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跃迁中,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传播越来越成为具有“原始推动力”的活跃性变量,某种条件和情景之中甚至会成为“主变量”。当年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就传播媒介的作用放言道:“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应用,宣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⑩

   传播在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的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最为突出的作用是对政治逻辑的“嵚入”。理论上讲,政治与传播并不处在同一等位序列之中,说到底,传播本质上乃是一种政治需要甚或仰赖的工具而已。它们各自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在各自的领域按照各自逻辑运行。具体说来,“政治”的运行逻辑是一强制性的“权力”控制行动,政治统治阶层所设置的控制社会的政治目标是政治逻辑最终的唯一的旨归;而“传播”则以传递运载客观信息为旨归,其运行逻辑是追求和呈现事物真相。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利用支撑,但不相互越界“嵚入”。但是,自20世纪以降,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介对各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成为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交换的必经渠道,媒介自身获得了一种社会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各种制度之中、各种制度之间以及整个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开展日益受到媒介的影响。这种社会与媒介通过结构性交叉,衍生出整个社会对媒介的依赖甚至“遵从”。在此种“社会媒介化”情形之下,建基于媒介发展之上的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则疯狂地“嵚入”政治之中。(11)

   新闻传播对政治的“嵚入”,几近形成了美国学者兰斯·本奈特所谓的“媒介化政治传播”。本奈特在最新出版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12)麦克奈尔甚至把媒体视为更加赤裸裸的“政治行动者”,她提醒我们注意:“当今自由民主社会中的媒体机构不仅仅具有传播信息的认知作用,还具有分析、估价及评论的解释功能。媒体不仅仅报道政治事件,它们还是从事政治活动的环境中的一部分。它们为政策及解决方案的讨论做出了贡献,这不仅仅因为它们设置了公共议程,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政治家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还在于它们褒贬评议了各式各样流通着的政治观点。”(13)在麦克奈尔看来,媒体“定义政治事实”,即“通过新闻采访以及新闻生产的过程,最终把一个‘成型’的阐述呈现在受众面前,告诉他在特定的时候,政治事件中哪些事情‘真正’重要。记者向我们传递了政治的‘意义’。他们把政治生活中的事件嵌入叙述框架中,这些框架让事件以故事的方式得以陈述”。(14)

   事实上,麦克奈尔所警告的现象不断在现实中重复且越来越毫无节制地上演着。就这次的“后真相时代”思潮的喧嚣而言,就正是一个新闻传播(媒介)对政治异象狂躁不安式的推波助澜的“活报剧”。就此,我非常赞同著名学者基恩的论断:“‘后真相’是一场由媒体助力的、因为媒体对情感和个人信仰的呼吁和宣泄而对客观事实的公开埋葬。”(15)在这次“后真相时代”思潮“盛大演出”中,“新闻传播”一路向前,通过基恩所说的“谎言(lies)、胡扯(bullshit)、插科打诨(buffoonery)和沉默(silence)四个维度”成为政治权力操弄“后真相思潮”的“跳梁小丑”。“当后真相被视为政治家、新闻记者、公共关系机构和其他参与者的公开表演时,它就像20世纪老上海出现的杂耍马戏。老式杂耍马戏的组成人员包括壮汉和歌手、舞者和鼓手、吟游诗人和魔术师、杂技演员和运动员、喜剧演员和马戏团的动物,这是一场表演。而后真相也是一场‘秀’,它精心打造了一个公共场景,邀请数百人甚至更多的人观摩,为他们提供娱乐。但娱乐不是后真相的全部,它具有充分的政治特质,后真相是政治操纵的新武器。”(16)

   当我们继续走进“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深处时就会发现,依赖于媒介的新闻传播领域对“后真相时代”思潮的推波助澜,其思想深处是“三大主义”作祟。

第一是相对主义。从哲学理论上讲,当我们不再披荆斩棘深究客观真理的时候,就是相对主义乘虚而入的时候。在相对主义看来,世上并没有什么真理,何来对真理的孜孜以求?就算有真理存在,真理也是空中的月亮“你走我也走”,是一个永无尽头的无底洞,真理就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因而“没有真理”本身就是真理。必须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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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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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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