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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宪群:新中国七十年的史学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20-07-02 20:05:49
作者: 卜宪群  
农民战争史研究,历史遗产如何继承,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史论关系等理论问题的讨论紧密相连,这里不再展开。

   (四)学科建设成就与史学研究的收获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中国史学成就不仅限于“五朵金花”以及相关历史理论热点问题的讨论或争论,在学科建设与史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古代史研究上,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上取得了一批成果。范文澜主编,自延安时期开始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为统领阐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委托项目。教材集一时之人选,贯彻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是一部观点鲜明、资料翔实、文字凝练、结构严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自1958年开始编写,前后上百位学者参加。《中国史稿》重视社会形态学说,重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重视政治史在历史过程中的影响,重视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重视思想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鲜明特征。此外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和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修订本)。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也在1960年全部出版。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观察研究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巨著,该书将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重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间的辩证关系,重视历史上唯物思想的挖掘和人民群众思想的阐述,具有不朽的学术价值。

   在断代史、专门史与专集、论文、史料整理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以实证史学见长的学者,在这一时期都取得众多成果。这些论著和史料整理不仅在当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使在今天看来很多也是经典之作,拥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史学研究只有“五朵金花”是站不住脚的偏见。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学科。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学派分野与叙述体系已开始形成,政治立场和学派主张已较明显。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厚今薄古”的倡导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空前重视。1950年5月1日,经中央同意,在中国科学院下设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任所长。如同学者所言,新中国建立后至1965年的近代史学科尽管遭遇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⑧。1954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就历史分期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当以什么标准进行历史分期提出了意见。胡绳主张中国近代史从时段上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为主线,即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又细分为七个时期或阶段。胡绳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讨论,如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搉》、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戴逸《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范文澜《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刘耀《试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文章,此外还有荣孟源、章开沅、李新等学者的文章,对此纷纷发表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或赞同或商榷,涉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以及近代史分期的标准等问题。⑨通过这次分期问题的讨论,以胡绳意见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基本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绩不限于历史分期问题,归纳起来还有如下几方面:一是资料编纂。由诸多机构或个人编纂的近代史资料得以出版,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重大事件、个人资料等各方面;二是近代通史的出版。如林增平《中国近代史》和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等;三是围绕鸦片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史、中法战争史、中日战争史、洋务运动史、戊戌变法史、义和团运动史、辛亥革命史,以及近代经济史、文化史和思想史,出版发表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以革命史和党史为重点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学科体系也在此期间开始构建。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无论在教学教材体系,还是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上都很薄弱。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华岗等史学工作者都在呼吁要重视世界史研究,特别是批判和改变“欧美中心”主义历史观,加强亚非拉地区的历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借鉴苏联史学成果,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征程。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世界史主要是苏联史学界的成果和编纂世界史史料。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近代史教程》、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世界通史教研室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耿淡如、黄瑞章译注《世界中世纪史原始资料选辑》,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王敦书译《李维〈罗马史〉选》,王绳祖、蒋孟引译《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选》,杨人楩主编、日知选译《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尚钺主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译《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等。二是出版了一批世界通史和断代史论著。如郭圣铭《世界古代史简编》、齐思和《世界中世纪史讲义》、沈炼之《简明世界近代史》、蒋孟引《第一次世界大战》、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等。突破以欧美为中心的亚非拉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也在此间逐步开展,取得了一批成果。三是相关研究与教学机构的建立。1950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下设亚洲史组。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下设世界历史研究组,1962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对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开展综合性研究。同时,一些主要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世界通史、区域史教学与研究的研究室或研究所。⑩这些都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考古学虽然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但主要局限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且主要由外国学者把控和推动。新中国建立后,考古工作受到重视。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随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设立了考古专业。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建立。这些都为新中国的考古学,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科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归纳起来说,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的成绩主要反映在如下诸方面:一是考古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把考古学视作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重要基础,是尝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来探讨社会经济形态的代表。二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取得许多重要进展。云南开远小龙潭古猿牙齿化石、云南元谋人门齿化石、陕西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下颌骨化石的发现,为探讨中国境内远古人类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丁村、西侯度、匼河、小南海、许家窑、金牛山、大荔等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的范围,为探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与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贾兰坡等学者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收获与理论探索成绩斐然。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超过六七千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但也遍布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建立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任务摆在了学者面前。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阐释了考古学上“文化”一词的特殊含义,以及考古学文化定名的方法与科学态度,为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构建提供了理论指导。(11)70年代,在碳十四测年技术应用于考古学并取得成绩的前提下,安志敏、夏鼐撰文,(12)初步建立起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文化序列和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四是夏商周考古工作的系统展开。玉村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冈和洛达庙等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安阳殷墟遗址及武官村大墓的科学发掘,为研究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宝贵资料。西安丰镐遗址及宝鸡周原遗址的发掘,为西周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认识。由此,三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类型体系构建也在此期间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当然,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学,特别是前十七年的考古学成就无论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研究成绩上远不止此。如秦汉至明清的考古在都市城邑、陵寝墓葬、农业手工业遗迹遗物、宗教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领域也都取得重要成绩。(13)不再一一展开。

   (五)“文革”中的史学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决议》还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里(1957-1966),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1957年以来意识形态上“左”的偏差与“文化大革命”发生有“导火线”的关系,在史学领域完全可以印证。“反右倾”运动中对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批判,1958年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掀起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中,对一大批史学家的无端指责,1960年在批判“修正主义”运动中,给尚钺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1963年在阶级斗争观点日益突出后对刘节的批判,1964年对周谷城阶级合作论的政治批判等,都是学术研究政治化、史学研究从属政治斗争的典型表现,不仅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助长了史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如“打破王朝体系”“以论带史”口号的提出等。但是如《决议》所说“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还属于“偏差”的范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史学领域发端的。1965年到1966年对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讨论的批判,将赞成历史主义观点的学者视为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戚本禹等一些人的文章直接点名道姓攻击翦伯赞同志。1965年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给吴晗扣上了反对阶级分析的罪名。1966年初对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诬陷,致使邓拓含冤离世。一大批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批判、诬陷中受到牵连和迫害。十年浩劫中,除了若干考古和史料整理工作尚命悬一线外,其他正常的史学教学、研究和出版工作完全停顿,史学研究成果乏善可陈。而“四人帮”所炮制的“影射史学”“批儒评法”等以篡党夺权为目的的“史学”话题,随意捏造和歪曲历史,致使史学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令人扼腕。

   (六)三十年史学研究的评价

   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新中国史学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又可划分为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十年两个阶段。这里分别就前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谈一点看法。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的史学评价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大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有些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是“教条史学”“战时史学”“完全政治化的史学”,是以农民战争史替代整个中国史,是以“部分学术色彩的命题而本质上不是学术命题”的方式来表达“非学术诉求”,因而所讨论的不过是一些“假问题”,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划分在同一历史时期。(14)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十七年的史学与“文革”时期的史学不能相提并论。十七年史学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果在十七年史学上失语,并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创新和与国际接轨。(15)特别是林甘泉从马列经典著作出发,辨析了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过多涉及十七年史学评价,但实际从理论高度肯定了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只有史学工作者端正学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可能克服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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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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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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