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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80年代的国家体改委

更新时间:2020-07-02 12:16:21
作者: 高尚全 (进入专栏)  
干部编制暂定100人。

   体改委刚组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叫负责人。我在调研组,傅丰祥是我们调研组的负责人。1983年4月才有了正式职务,傅丰祥是调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当年11月,我接替了傅丰祥,任调研室主任。

   调研组,顾名思义,就是搞调查研究。在体改委成立之前的体改办时期,曾经选取两个中等城市搞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一个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体改委成立后,继续推进试点城市的改革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我去调研的城市是常州。

   1982-1983年,我们协助常州市政府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从经济管理机构、计划管理、市管县、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外贸、科技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后来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普遍推行的做法,我们都率先在试点城市进行了实验。像企业改革中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商品流通改革中的打破三级批发体制,推动厂商直接见面;财政改革中的递增包干,层层落实财政承包指标;金融改革中的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建立短期资金市场;住房制度改革中的补贴出售公有住房;机构改革中撤销工业管理局,组建工业公司等等。试点城市犹如改革的前沿阵地,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每一步改革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以及推进改革后带来的可喜变化,这些都为体改委制定全国的改革文件提供了重要经验。

   那个时候,体改委几乎每年都要起草下一年度针对全国的改革指导性意见,提出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应该说,这些改革意见不是在办公室拍脑袋制定的,是根据基层改革试点中的重要经验有针对性提出的。为了保证文件制定的措施得以贯彻,我们还要征求相关部委的意见。这也是体改委的一个重要职能,即要进行综合协调工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体改委建立了联络员会议的形式。伴随着体改委的成立,在国务院各个部委下面相继成立了负责改革的司局,这些司局领导就成为体改委联络员会议的主要成员。我们制定的改革文件,要拿到联络员会议上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在会上,如果某项改革措施触及了某个部门利益,往往都会争论得很激烈,我们要做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直到文件讨论通过后,才提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因此,联络员会议是体改委进行综合协调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三、参与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起草工作

   1984年,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经济工作的中心逐步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的重点也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党中央、国务院针对改革的进程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和指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改革形势酝酿着一次战略性的整体突破。

   4月27日,中央通知体改委,让我、杨启先和顾家麒参加文件起草小组。4月30日,起草小组成员到玉泉山5号楼集中,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文件的起草进行研究和酝酿。5月10日,赵紫阳主持会议,讨论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纪云重点汇报。田纪云说:上次三中全会主要是拨乱反正,推动农村的改革;这次三中全会,要成为城市改革的起点。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以半年为期,提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见。由胡启立重点汇报,胡启立说:我们的想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农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届三中全会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开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使城市经济改革有一个重大突破,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决定不是拿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而是既要总结过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时给予必要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胡耀邦、万里、田纪云也都先后发表意见。此后,中央又找了有关省市和部门领导进行了座谈和讨论。

   在起草《决定》第五稿的时候,7月30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最理想的方案是通过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这个文件,别的就不搞了。”会议决定,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进一步调整和充实了文件起草的力量。第五稿下发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修改文件的过程中,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经济?有人认为,不能提。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怎么提商品经济呀?如果提商品经济,不是搞资本主义了吗?我认为,应当提商品经济。我说,根据我的调查,哪个地方经济搞得活,老百姓比较富裕,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搞了商品经济。广东人爱吃鱼,可是搞计划经济没有鱼吃了,因为价格管死了。后来,逐步放开价格,养鱼的人有积极性了,市场上鱼就多了,多了以后价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鱼吃了。所以,搞商品经济没有错。原来有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然而,我的观点在起草小组中通不过。我的力量不够,因为反对者的官都比我大,我当时是以体改所所长的身份参加的。没有办法,我就跟童大林同志商量,我说:“这个问题有争论,我希望以体改研究会的名义开一个研讨会,讨论商品经济问题。”安志文、童大林同志很赞成。

   8月底,我们请了将近20人在西苑旅社开了一个研讨会,包括董辅礽、蒋一苇等人都参加了。我先介绍了一下情况。我说:“对于要不要提商品经济,现在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要突破,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会上,大家的意见很一致,都是赞成的,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同时,我们还讨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这是十二大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为主为辅问题,计划经济是制度和体制问题,市场调节是手段问题,这个提法不对称,不应该这么提。

   9月7日,我把研讨会的意见报上去了,并向中央提出对经济体制改革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我的主要观点是: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上有一个关键性的突破,要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现在,明确提出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赵紫阳批示:“请起草小组参考。”他又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我后来知道,在我提交这个意见之前,马洪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报告。提出: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方针的理论根据。并建议,把这一提法写进即将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去。

   9月9日,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中3个问题的意见:第一是计划体制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二是价格改革问题,国家定价的范围逐步缩小,放开的比重逐步扩大;国家规定的价格,通过调整,逐步向市场价格靠拢。第三是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都要逐步简政放权,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学会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表示完全同意。所以,这封信起了关键作用。最后在《决定》中写上了“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就不提了。

   实际上,在经济改革的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观念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在国际上,这个问题也是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我们中国更为突出。1984年,中央的改革《决定》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是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为“商品经济”正名。10月20日,就在《决定》通过的当天,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邓小平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现在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党的文件中写上“商品经济”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渐进的、逐步突破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是个新提法,但问题还没有解决。《决定》同时还说,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计划经济的概念没有解决。《决定》里面除了“有计划”三个字的限制以外,还有劳动力不是商品,矿山等不是商品。这是胡乔木加上去的。当时,乔木正在天津,起草小组派我到天津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要限制什么不是商品。同时,人们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计划”上做文章,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我们则认为,重点应当放在“商品经济”上。商品经济就是要有通过商品来交换,要等价交换,要遵守价格规律。所以,争论并没有停止。

  

   四、创建改革理论的研究队伍

   1984年春,体改委酝酿成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当时的考虑是,鉴于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体改委应该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对改革中的理论问题做出回答。同时,还应该培养一批年轻人,准备将来接我们的班。一开始,赵紫阳不大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他认为,全国有很多的研究机构,要研究什么问题,可以把他们找来开会,没有必要再办一个研究所。但是,体改委坚持。4月,经过体改委的努力,赵紫阳原则同意在体改委下面办研究所,体改委党组就让我来抓这件事。

   当时,我们在海里(即中南海)工字楼办公,调研组有李峻、李越果等一些人,我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分配组的朱利有时也过来帮忙。在筹备的过程中,由于田纪云曾经说过,研究所不要在中南海办公,李峻他们就搬到了中南海对面的养蜂夹道,在高干俱乐部游泳池的顶层办公。那个时候,我正在玉泉山参加三中文件的起草工作,还有调研组的工作,平时不怎么过去,主要是李峻他们在那儿弄。

   大概是9月份,我让李峻和李越果搞了一个组建研究所的方案。这个时候,陆续调进来一些人,像姜斯栋、赵榆江、刘力群、张维迎,开始时大概就这几个人。调张维迎来,还有点儿波折。他当时是西北大学的研究生,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为钱正名》。我觉得,这个青年人有想法,就想把他调来。当时,西北大学正在批判他的“为钱正名”,说他为投机倒把正名。我派李峻到西北大学去了解一下情况,认为张维迎的观点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调过来了。姜斯栋是北大研究生毕业过来的,赵榆江是从外交协会调来的;徐景安当时在体改委规划组当处长,他是从委里调过来的。12月20日,体改委正式发了文件,宣布我当体改所所长,徐景安当副所长。这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就算正式成立了。

   1985年初,体改所成立以后,需要人嘛,因此还在继续调人进来。像调刁新申来,就是我在海里跟她谈的话。在这之前,鲍彤通过李湘鲁找到陈一谘和王小强,和他们谈了办研究所的事情。这样,陈一谘和王小强就带着农村发展组一些人,像宋国青、白南风、杨冠三等到所里来了。同时,还有一些应届毕业的研究生,像张少杰、齐永贵他们也都来了。人多了,养蜂夹道的办公室挤不下了,体改所就搬到了陶然亭游泳池那个院。

体改所成立不久,就组织了一次很大的活动,即1985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调查。这次大调查是从2月开始的,一直到11月才结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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