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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我的“老三届”

——与何蜀书

更新时间:2006-12-13 20:50:30
作者: 徐海亮  

  

  (一)

  

  朱学勤博士的“68年人”一说,得到许多思想界学人赞同、传诵;我很喜欢他那类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辩、犀利文笔、讲演(尽管他已经从内心痛苦地剥离出老卢梭)。但可能老五届的大学生、没有能够进入高校的校外“老五届”、“老三届”,以及老三届的另一部分人,未必都赞同用68年界定或概括历史,因为他们在早1966年之际,或者前后的某一时间,卷入社会思潮,都有过思想的磨难,有过对社会的体察与非议,有过(来自特定“思想资源”的)思想启蒙或者转折。“68年人”仅仅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以当年下乡下厂的中学生为坐标系;1968年在中国的意义,仅仅是青年学生领会和毛泽东原意的文革、出现的一次决定性转折和退潮,(实际上,几乎全体)红卫兵下乡下厂,部分中学红卫兵开始学习马列乃至接触西方人文著作,开始认识社会。

  1995年我首次与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见面,那时他正在选编一本文革回忆。他很关注和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麽当年大学生不热文革回忆研究?大学生是否深陷体制的传统教育而难以以当代文化精神反思和批判?大学生参加文革的思想资源是什麽?大学生与老三届好象思想上出现分野。后来认识北大的印红标,他由于思考与撰写博士论文,也关心文革的大学生有无思想转型?何时出现思想转型,留下什麽材料?他们提的问题以及王蒙与李辉、陈建功的对话,促使我将89年6月8号在南下火车上与沮伤困惑(又对文革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的北大、清华学生的对话,改写成“66年的大学生”,也同时纪念文革的30周年。后来,与周泉婴讨论是否大学生不重视文革研究,自己与文革的关系,他很快写出《我心中的文革》,反映了老大学生对文革的一种情结。毛泽东批评周泉婴的“414思潮必胜”,是因为他处于体制中的的非文革思想。再后,我又读了丁东写的《反思红卫兵》,他指出对“老三届”、“老五届”学生缺乏比较研究,前者在挣扎中思考,对民间疾苦有痛切感受,而后者习惯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寻找生长点,也容易以体制为本位思考问题;无疑是抓住了一些特征的,但都不是全貌。这些都开了一个头,对那一代青年人,要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坐标和尺度下去全面考察。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今天我想利用这个题目写下的,可能首先不是“当代史”,而是“过代的记忆”,是反思,而且是老“老三届”的回忆。确实是我作为重庆的老“老三届”的回忆。我的“老”三届、五届是连续可导的。

  我们对于文革在作历史学的探讨,是作为知识分子思想史来探索的,我目前尚不准备迎合“当代”的任何非历史科学需求。首先让历史成为历史事实—历史家与民众的历史,再来商谈是“固守”抑或“忏悔”、“重建”。

  对我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50年代就已经开始,我为什麽在1966年参加文革,重庆的生活业已决定。

  我关于自己父亲回忆文《迟到的结论》,有一点谈到他在55年肃反运动突然自杀去世前的有关思想迹象,即内部开始传达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及批判胡风对他的冲击。这是事后我母亲告诉——我父亲当年一喜一忧,而且直接导致他主动“背叛”进行中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原因。在80年代初,为我父亲做政治结论,我向四川省组织部申报的背景材料中,也提交了有关父亲思想实况的这点。1957年反右派,直到文革,我与我母亲都认为,父亲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疏离深化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象剥笋一样,一次次、一层层将同路人、同“同路人”次第淘汰,驱入异端、异人队伍。那时我从政治大环境看,这个革命一步步深化,从帝、官、封,到资本家、小手工业者,到知识分子,到党内......胡风是当年重庆红极一时的左派文人,我父亲也与他有过来往,他实在没有料到胡风会与中共闹僵,直到成为1950年代的“反革命”。那末,其他的过来人,会在革命队伍里存留吗?苏共、斯大林个人崇拜,践踏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保证我父亲个人理想中的(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千年王国”在中国实现吗?*

  虽然,我一再与母亲讨论,我父亲过得了1955,过不了57,过得了57过不了59,过了59过不了文革;但我也没有料到,困惑了我父亲的思想疑问,却一直缠绕着我,驱使我去思考这个“继续深入”或是“更为人性”。

  1948至49年,重庆时局险恶,父亲将一批“异党”的、进步的书籍分散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室,但家里仍有一本苏联画册,有列宁、斯大林,有建设、工农,有卫国战争、红场阅兵等等。我叫列宁是“大脑壳”,为了小孩不说错话惹麻烦,家里都随叫“大脑壳”。母亲曾经教我唱“山那边呀好地方”,我以为在窗子对面那远远的江南南山后边,就还有一个中国,是一个好地方。在1949年秋天,我们全家去南温泉,在海棠溪到四公里一段路上满是军车,是美式服装、军械的“国军”,说是胡宗南的兵在撤退。11月底,机枪声音传进城里,爷爷说是“渣滓洞在杀人”,江北大爆炸,父亲说是“炸21兵工厂”。我家居公园路,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产。窗子可以看到南岸,看到下半城和长江。好象是29号下午,江上已经有国民党败兵的许多小火*、木船逃过来;入夜,灯光下可以看到林森路,人群乱嘈嘈,慌乱奔跑,还有叫骂、哭喊声音。爷爷说是败兵游勇在抢商店。晚上,整个南岸万炮呼啸轰鸣,一条条曳光穿过重庆市区上空,就象电影《上甘岭》演的一样。大人说是空包弹打到江北去的,也怕有流弹掉下(我听成了“牛蛋”),叫我们孩子离开窗口,躲到楼下。但我们知道一定有什麽事情就要发生,和大人一起不离开窗子,或者在楼板上高兴的大叫、打滚翻跟斗。次日上午,楼下公园里就见到解放军战士,用北方话叫我“小鬼”!

  解放军的入城式好象是12月1号,我的父亲作为嘉宾坐在主席台下,记得在“精神堡垒”的检阅台是朝南布设的。我在解放碑东南角的商店门口由大人高高举起。马队、炮队和坦克装甲车从民权路开来,在检阅台和来宾、群众之间的马路穿过。

  中共和新中国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就这样毋庸质疑地打在我幼小的心底了。我回家立即画了一张铅笔画,提名“刘伯承将军”,是他的胸像,因为他高大威武,又戴眼睛,在台上人物里形象最突出。可惜这张保存多年的儿童画(我自认为画得很象),被母亲在1966年6月——文革的前夕烧毁了,她说怕别人看了说“歪曲、丑化”领导人形象。陪同殉葬的还有解放前(包括大清、北洋)邮票,有好些珍贵的老邮,但也有制作、印刷精美的蒋介石画像邮票,我当时作为历史和邮票,认真保留下来的。所以破“四旧”,首先也要批评我们自己,不要光怪*和红卫兵,甚至“保皇派”。我们比那可恶和恐怖的重庆“保皇派”抄家,提前了几个月自我革命。

  母亲主动烧“四旧”,自然有她胆小怕事一面,但导火线是我,我在5月22号写信,要她将家里不符合文化革命精神的东西清理一下,我的信,首先说文化革命:“从1964年就已经开始,实际上是一次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1957年反右斗争、1959年反右倾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与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前次谈到旧知识分子过社会主义关的问题……对于那些20、30、40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有不少以前也不是干革命,而是在混革命,甚至反革命(包括五舅公竭力巴结的田汉也在内);你看混革命的,徐炳璋(我的父亲)算不算一个?”我想,比起那当年不谙世事中学生的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我的信更会刺伤她的心。进步与落后易位,光荣与丑行易帜。

  父亲的突然去世(我才满11岁),使我的家顿时坠入到重庆社会底层,将来去读干部子弟学校的愿望成为泡影,当时知道贺小龙(贺鹏飞)读八一小学,江姐的彭云(他后来上哈军工,好象是保守派的一个头)上“巴蜀学校”(后来的41中,我姐姐读过)。我上四明小学(私立)、保送升40中,我的同学有不少下半城(downtown)的工商业子弟(有解放路那些小五金老板的儿子,还有桐君阁药店大东家的儿子),有文华街到十八梯半坡上,一片穷屋陋巷的手工业家庭、街道工人与城市贫民家庭以及一般市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所谓“下江人”家庭,经济、文化高出所谓重庆“土著”;而进入城市不久的平民子弟,则比“土著”还土,我好些同学还带着浓郁的川南、川北的乡音。升初中、高中,则如级级攀登金字塔,社会中下层子弟逐渐被淘汰;高中我上的凯旋路中学,同学有手工业家庭的,多了不少一般知识分子、职员(比如机关、银行、国营公司)家庭的。

  总之,我的重庆学业是在洋溢市民世俗气息圈子里完成的。今年,与我夫人无意中比较自己中小学环境,才发现我们恰恰相反,她一直在当时文化、政治精英及其子弟的学校学习,进入文革。虽然我在自己家里,在思想深处,都自以为沉浸在高级文化与共产革命的崇高境界,但我仅仅是重庆那种大都会市民学生圈子里卑微的一员,从同学而来的平民意识也深深的影响我。

  不要回避,也恰是市民出身和进城的农民子弟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城市文革运动的平民激进派别(对重庆来说,“8.15”与“反到底”都无例外)。

  我继续读传统革命教育书籍,50年代反映民主革命的青年小说,回忆录《红旗飘飘》都一一拜读,后者在重庆读至12、13号,以后出版的是在大学读完的,只是觉得精彩文章在中学都已经读了,后面各本编辑、写作均不如先前。我母亲是长沙望城乡里人,她祖父从省城泥石工头变成乡间大地主,父亲曾参加新民学会,组织留法活动;她大舅父与毛泽东同期参加、组织自修大学和新民学会,据说毛第一次去北京,他还支援毛30块大洋。1926、27年间的农民运动,乡里的红色恐怖与“马日”反动,她都有一些记忆。平时她总是讲农民运动、毛泽东的故事,讲抗日救亡,讲新四军。所以,胡乔木的中共30年,何干之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我在1953年就读过且发生兴趣。20-40年代的民主革命历史,好象深深融入记忆与血液。“咸与”革命的奢望,从小积淀心灵,直到离开重庆上大学——政治文化金字塔的高层,一切才终于有了可能。

  我相信自己的同代、同龄人也多是从《红旗飘飘》走向文化革命的。

  小学四年级,开始读《水浒》、《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中学语文课还学过《解珍解宝》、《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鲁达拳打镇关西》、《三打祝家庄》、《智取生辰纲》、《武松打虎》,我又去两路口市图书馆重读这三本书。到了文革我才明白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名著,对我的作用,决不亚于《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它们里面反映了浓郁的农民造反和市民文化的意识,也反映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我在“66年的大学生”一文写到,文化革命里大学生把两种时代的美感、英雄主义融会在一起,一个是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雷峰、欧阳海、王杰、刘英俊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一个是个性解放的大无畏梁山好汉、孙悟空的侠义式的反封建主义的,也是封建、人文参半的英雄形象。在文革运动中,我听到、看到大学造反派兄弟们(我们学校大多是农民子弟)言谈、秉性、行动,常常忍俊不禁,哑然失笑,因为联想起中学读过的这些小说,看到书中人物跃然于现实,也看到自己身上来自传统文化的平民造反基因和毛泽东一再指责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造反派一方面机械模仿民主革命的英雄,一方面自然地迸发出梁山好汉和孙猴子的流氓无产者--游民的革命英雄特质,有时是痞子的特征。武汉“钢二司”有的学生任凭别人讥笑自己是“二癞子”,部分原因大概来自内心深处对传统文化中游民英雄的认同。

  我母亲抗战时在通远门领事巷的苏联领事馆俄文夜校学习,建国后订阅不少俄文画报,书籍,学翻译苏联儿童小说,为我讲解苏俄文学故事。时值中苏蜜月阶段,解放碑多次举行广场交际舞晚会,人们时兴穿苏联花布衣、裙。我们在家听苏联音乐,唱俄文歌曲。父亲去世前,我已读了卓娅、古丽娅、“普通一兵”的小说,以及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苏俄文化最先给予我非东方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人文精神感染。

  我50年春上学,开始阅读“新华日报”与“大公报”,后来家里除订阅党报和《红旗》杂志外,也订阅“译文”,后改名《世界文学》,从中我们阅读到大量优秀的各国文学中、短篇,我开始在家中书架里依次浏览文学书籍。读了中国的读外国,先是梅里美《伊尔的美神》、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果戈里《死魂灵》及《密尔格拉德》,屠格尼夫《父与子》、《猎人日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有好些还是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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