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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更新时间:2020-06-30 22:59:19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一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2)15

   胡适这番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言论,引起相当大的争议。陈独秀在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的“随感录”中,专门写了一则《提高与普及》,表明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这两样自然是不能偏废。”一方面,“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提高而普及的方法,就是全国多设大学,各大学中多收绝对不限资格的自由旁听生。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另一方面,“专就北京大学学生而论,现在低的还没有,如何去提高?”所以“眼前不必急于提高,乃急于实实在在的整顿各科底基础学。”待基础奠定,再谈提高。(3)16

   陈独秀的随感看似部分为胡适解套脱困,其实刚好触及了双方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分野。胡适显然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在文化,所以先要提高,否则没有文化,何来文化运动。陈独秀则认为,对于少数人的高等文化而言提高固然重要,但是多数人的普及同样不可偏废,否则一国的文化就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胡适所希望的创造高等学问的运动,作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方,国民党人戴季陶早在1919年9月就概括论述了新文化运动与革命的关系,他说:

   1全人类的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

   2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

   3中国人民全体经济的生活改善和经济的机会平等,是现在进行目的的理想形式。

   4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

   5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

   6文字及语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

   7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1)17

   不久,戴季陶又在《星期评论》第17号发表谈话,更加简要地说明其政治主张:中国要解决社会不发达和官僚军阀的恶政,不能仅仅用武力革命的方式。“平和的新文化运动,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这就是大创造的先驱运动!”要想救亡,“还是只有猛力做新文化运动的工夫。”(2)18

   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另外重要一方江苏教育会,主张与此高度吻合。1919年10月,江苏省教育会拟于12月22日在南京举行第二届演说竞进会,演说题范围为“关于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方法”(3)19。鉴于当时社会上很少新文化运动的指称和实事,该会特地发布《解释新文化运动》的文宣,作为“简单的解释以备各校参考”。这一重要文献从六个方面解释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一、新文化运动是继续五四运动传播新文化于全国国民的作用,其进行方向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使我国社会日就进化,共和国体日形巩固。二、新文化运动要文化普及于大多数之国民,不以一阶级一团体为限(例如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演讲团,都是这个意思)。三、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例如现在各种新思想出版物)。四、新文化运动是谋永远及基本的改革与建设,是要谋全国彻底的觉悟(继续现在的新运动,从基本上着想,使之永远进步也)。五、新文化运动要全国国民改换旧时小的人生观,而创造大的人生观,使生活日就发展(例如从家族的生活到社会的生活)。六、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4)

   由此可见,发起新文化运动,正是为了实现革命目的而展开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形式和手段是和平的,亦即并非武力和军事斗争,性质却是革命性的社会运动、国民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学术思想运动。

   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讲到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时,碍于时势,都只提到根本大目标。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还有其直接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完成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推翻掌控中央政权的段祺瑞和安福系。从大的方面说,五四运动的锋芒所向,是要打倒列强和军阀,前者首先指日本,后者即北洋军阀。不过,这一时期的北洋军阀,与后来包括诸多派系的指认大不相同。袁世凯称帝倒台后,段祺瑞依靠皖系军人、安福系政客以及二造、三造共和(反清、倒袁、驱逐张勋)的余威,长期实际控制北京民国政府,引起各方不满,不约而同地展开反对“北洋军阀”的舆论宣传,锋芒直指段祺瑞和安福系,尤其是段麾下的两员大将靳云鹏和徐树铮,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1917年开始出现的“北洋军阀”指称,基本是指安福系或后来所谓皖系,所以连所谓直系也置身“北洋军阀”之外,甚至还以反对军阀的名义附和各方联合倒段的言论行动。

   安福系极力在京师和南北方扩张势力,以求一统天下,危及各方的生存安全,成为众矢之的。五四之前,南方的国民党、梁启超的研究系以及以江苏教育会为代表的东南人士积极鼓动,包括直系在内的其他军阀与之遥相呼应,伺机推翻安福系。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契机,学生和各界民众发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各方趁机联手,借势倒段。五四运动的矛头所向,就是实际掌控中央政权,并且极力扩张势力范围的安福系及其后台段祺瑞。影响巴黎合约的中日密约,虽由曹、陆、章三人经手,主持者还是段祺瑞。在京沪两地的游行示威和集会中,学生和其他民众的标语口号以及政治要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段祺瑞、靳云鹏、徐树铮,都在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或卖国党之列,而且段祺瑞还首当其冲。(5)20淡化反对安福系的目标,让许多史事变得模糊起来。

   五四运动的结果出乎意外,执政者舍卒保车,三名卖国贼下台,段祺瑞则躲过风头,而且由于蔡元培辞职南下,反而让安福系有机可趁,企图要将手进一步伸进北京大学谋取校长的位置,伸向江浙谋夺江苏教育会的地盘。因此,反段各方不肯善罢甘休,必须继续与之博弈。之所以在五四运动之后紧接着再发动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五四运动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目的,反而遭受了挫折和损失,因此国民党、江苏教育会以及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再度联手,试图通过新文化运动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反对安福系,动摇其权力基盘,并在全国范围瓦解军阀统治的根基。

   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参与者未必都清楚这些政治盘算,反对的声音主要从两方面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疑和批评,一方面认为,“中国现在没有文化,更没有新文化”的话太过分,把西洋文化看得太高,蔑视中国固有的文化。(1)21另一方面,否认新文化运动只是“移植的新学”运动或“贵族式”的文化运动。中国闹新学时,已有过旧文化运动,“是‘利用’的,‘政客’的,至好也不过是‘学桶’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社会平民全体的文化运动,不要瞎眼看不见世界的潮流。”(2)22因为新旧文化运动有别,所以与胡适的意见正相反对,“提高不是单提高自己,是要‘提高群众’,提高群众,就是‘普及’。这叫做‘惟有普及才是真提高’!”(3)23

  

   二、他指:若即若离的牵连

  

   陈独秀和胡适围绕普及与提高的分歧,反映了《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认识的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于行事上,就形成各自不同的分别。这些分歧和分别,整体上显示出《新青年》同人阵营对待新文化运动思想上无共识,行动上不统一,乃至于隔膜疏离的消极状态。

   五四风潮发生之际,《新青年》编辑同人有的不在北京,如胡适、周作人,在北京的各位,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也几乎没有参与行动的意向。接踵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与他们熟悉的笔战形式很不相同,全国各地的刊物雨后春笋般涌现之外,青年学生走向街头广场,深入城镇街道,面向社会民众,游行示威,演讲鼓动,一时间如火如荼。这些热血青年受了《新青年》传播的新思想和新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学潮的刺激,但他们的行为却令《新青年》同人有些无所措手足。在中国历史上,民众运动总是伴随着社会动乱,尤其是义和团之后,趋新人士一面鼓动和利用民气,一面提倡文明和秩序,唯恐民气横潦,不可收拾。这样的担忧在五四一代知识人身上依然延续,反映到行动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有意无意地自外于各种形式的群体行动。这使得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声势最盛的几年中,不仅几乎没有参与,而且也很少用他们最为擅长的文笔予以鼓吹响应。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参与《新青年》编辑或主要撰稿的有高一涵、刘文典、刘半农、易白沙、吴虞、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陈独秀离开北京后,1920年8月为编辑撰稿事务致函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还包括张申府、顾孟余、陶孟和、陈百年、严慰慈、王星拱、朱逷先。综观上述各人在《新青年》或同时期其他刊物发表的文字,以及可以找到的书信日记等私密材料,不难发现,他们几乎没有正面响应新文化运动,更不要说倡导鼓动。

   刘半农1919年1月已经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原因有二,一是胡适对他有意见,二是不久将往欧洲留学。钱玄同不以为然地说:“半农初来时,专从事于新学。自从去年八月以来,颇变往昔态度,专好在故纸堆中讨生活。”(4)241920年1月,刘半农启程赴欧,与国内的联系较少,此后对新文化运动几乎没有反应。

   陈独秀被捕后,《新青年》陷于停顿,但并未停刊。1919年10月,钱玄同即开始编《新青年》第6卷第6期稿。(5)2511月1日,他到天津应觉悟社邀请,讲新文学。此后他的思想起了些变化,1921年元旦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近来觉得不对。杀机一启,决无好理。我以为我们革新,不仅生活见解,第一须将旧人偏窄忌克之心化除。须知统一于三纲五伦固谬,即统一于安那其、宝雪维兹也是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佛有小乘、大乘,孔有三世之义。其实对付旧人,只应诱之改良,不可逼他没路走。”(1)26钱玄同本来就不愿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文字中也很难找到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直到1923年1月,与人谈及近日政界,“觉得魑魅魍魉,白日现形,真可谓晦盲否塞极矣。宇众因谓教育界亦极可悲观:南开主张读经,东大有《学衡》和《文哲学报》。这都是反六七年来新文化运动的现象。我觉得这种现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这种现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有助于巩固共和。而清政府杀害戊戌六君子,促进了变法事业,杀害徐锡麟等人,促进了革命运动。“照此看来,凡革新事业,多一个牺牲的人,在时间上便可提早实现。那么,我们若肯为了‘纲伦革命’和‘汉字革命’而牺牲,甚且至于流血,则新家庭和拼音新文字必可提早实现。这种牺牲是最值得的。我于是便问我自己道:‘玄同!你肯这样光荣的牺牲吗?’但答案却是‘……’!”(2)27

吴虞虽然不是《新青年》编辑同人,却因为打倒孔家店而与《新青年》编辑中的几位闻人齐名。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他还在成都,对运动之事有所风闻。1920年1月22日,他听吴玉章说:“胡汉民与杨沧白信云,陈独秀有书与汉民言,川中当道阻抑新文化。沧白复汉民书,颇论文学。”(3)281月4日,京沪等地的川籍人士“王光祈、王德熙、吴芳吉、吴泰安、孟寿椿、康白情、康纪鸿、陈启修、叶麟、傅汇川、杨廉、熊训启诸人,集合同志,砥砺学行,对于四川青年,谋文化上的交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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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hly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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