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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徐秀军:亚洲经济运行的现状、挑战与展望

更新时间:2020-06-30 10:02:54
作者: 张宇燕 (进入专栏)   徐秀军  
但仍处于较高水平。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通货膨胀率相比2018年下降3.1个百分点,仍高达14.5%;2019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较2018年有所降低,但在2019年12月仍保持在11.8%的较高水平。

  

   与此同时,一些国家通货膨胀率处于低位,甚至出现通货紧缩。2019年前11个月,日本通货膨胀率平均为0.4%,相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韩国通货膨胀率在2019年也降至历史低点,仅为0.4%,为1966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相比2018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伊拉克等部分西亚国家出现通货紧缩。自2019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消费物价指数陷入同比负增长,而卡塔尔自2018年9月起,也曾连续数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很多亚洲经济体通过降息刺激经济增长。2019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塞拜疆、巴林、菲律宾、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科威特、马来西亚、尼泊尔、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亚美尼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23个经济体共计60次宣布下调基准利率。其中,土耳其央行扭转了此前的货币紧缩政策,2019年共降息4次,累计降息幅度最大,为1200个基点;累计降息幅度超过100个基点的经济体还有阿塞拜疆、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下降225个、100个、175个、135个和100个基点。尽管日本没有宣布降息,但其仍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2019年短期利率维持在-0.1%,并通过采取购买长期国债等措施,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2019年中国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尽管未调整基调利率,但企业融资成本有所下降。2019年8月,中国央行宣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1年期贷款市场首次报价利率为4.25%。其后,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于9月和11月降至4.2%和4.15%。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央行还实施了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少数亚洲经济体宣布加息。例如,2019年巴基斯坦央行四次宣布加息,自2018年1月进入加息通道以来累计加息750个基点,基准利率达13.25%。

  

   进入2020年,一些经济体货币存量规模较大、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部分农产品供应偏紧、工资物价联动性增强等问题更加突出,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成为越来越多经济体的必然选择,这又成为推升通胀压力的重要因素。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如何防止经济下行压力与通货膨胀压力同步加大并产生叠加效应需要很多亚洲经济体加以重点考虑。为了兼顾稳增长和抑通胀的双重目标,相关亚洲国家在短期内要注重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增加有效商品供给;而长期来看,要加大对创新发展的支持,促进产业链水平的提升,不断推动结构性改革取得新突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形势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亚洲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早在2013年就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并在2019年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中国还是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和对外投资第二大国。但是,受世界经济放缓和保护主义的影响,亚洲经济体的外需下降,贸易和投资增长动力明显不足。

  

   (一)国际贸易形势

  

   在国际贸易方面,2019年亚洲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总额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6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但仍有望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显示,2019年前11月日本货物进出口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4.2%。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数据显示,2019年韩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约为1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8.3%,其中出口额为5424.1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0.3%,降幅创10年来新高。受经济制裁等因素影响,2019年前三季度伊朗货物进出口额为471.1亿美元,较2018年同期大幅下降50.9%,成为亚洲经济体中贸易萎缩最为严重的国家。但也有一些经济体货物贸易额出现上涨。如2019年前三季度乌兹别克斯坦货物进出口额为273亿美元,较2018年增长42%。在服务贸易方面,一些亚洲经济体仍保持良好增长态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印度、韩国、蒙古、老挝、卡塔尔、以色列等服务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很多国家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政策,亚洲各国对外贸易往来因此受到严重阻碍,短期内贸易可能出现大幅下滑。

  

   尽管贸易增长动力不足,但多数经济体的经常项目收支更趋平衡。为创造区域贸易增长动力,亚洲主要经济体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并取得实质性进展。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各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除印度外的15个成员国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性所有市场准入谈判。RCEP的达成是对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积极应对,并将成为促进成员国之间贸易与投资以及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并提出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作为亚洲重要经济体,中日韩经贸合作的加深,无疑会对东亚地区以及亚洲和世界经贸合作带来积极影响。除多边合作外,2019年亚洲经济体还与亚洲区域内外经济体达成的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如2月1日生效的日本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2月13日生效的中国香港特区与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12月1日生效的中国与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议定书等。作为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中国不断拓展自由贸易区合作对象。2019年10月17日,中国与毛里求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签署的第17个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形势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多数经济体增长乏力,但部分国家投资环境有所改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为1.3万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13.4%。其中,流入亚洲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额为5528.3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3.7%;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例为42.6%,较2017年上升7个百分点。2018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01万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28.9%。其中,亚洲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516.8亿美元,较2017年下降5.3%;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为54.4%,较2017年上升13.5个百分点。根据2020年1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估计,2019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39万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1%。其中,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730亿美元,较2018年减少6%。

  

   从经济体来看,中国仍是亚洲地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估计2019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400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估计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也分别较2018年增长16%、12%、9%和 9%。由于贸易紧张局势以及投资政策的变化,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估计在2019年降至78亿美元,较2018年下降46%;土耳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则估计从2018年的130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83亿美元。

  

   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一些亚洲国家推出了大量新的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在46个纳入统计的亚洲经济体中,32个亚洲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评分有不同程度提升,占比超过68%;25个亚洲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全球排名有不同程度提升,5个亚洲经济体与上年持平。并且,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有8个属于亚洲经济体。其中,沙特阿拉伯营商环境排名跃升30位至62位,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经济体;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上升15位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的经济体前十。由于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亚洲地区在摆脱短期突发事件的影响后,仍将保持对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吸引力。

  

   亚洲经济运行面临的挑战

  

   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一些与亚洲经济运行相关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因素值得关注,其中以下六个问题尤其值得重点关注。

  

   (一)债务风险持续攀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数据,在纳入统计的43个亚洲经济体中,有34个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19年出现上升,占比达79%。其中,巴林、阿曼和不丹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增加较多,分别较2018年增加7.0个、6.5个和6.3个百分点。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较2018年上升4.9个百分点,沙特阿拉伯上升4.2个百分点,韩国上升2.2个百分点,印度上升1.0个百分点,日本上升0.6个百分点,印度尼西亚上升0.2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债务水平不仅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而且在发达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体中也处于最高水平的行列。IMF估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为237.7%。在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有27个亚洲经济体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占比为62.8%。如考虑到各国为应对疫情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这一比例将大幅上升。

  

   在私人部门债务方面,多数亚洲地区经济体的债务水平同样呈现上升态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相比2018年第四季度,在纳入统计的12个亚洲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在2019年上半年出现上升,5个经济体的私人非金融部门债务水平有所下降。鉴于部分亚洲经济体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并且采取了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债务水平还将继续攀升,并由此推升了金融危机风险。2019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研究了包括日本在内的8个主要经济体并提出警告说,由于利率超低,投资者购买的高风险债券总额已达到19万亿美元,占企业债余额的40%。这种违约可能导致企业版的次贷危机。以GDP衡量的影子银行脆弱性在80%的经济体中有所加剧,这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才出现的情形。疫情导致的大范围停工停产严重增加了相关产业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部分国家还因此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

  

2007年至2019年间,共有48个新兴经济体的外债依存度明显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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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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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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