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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三大历史范例的动能透视

更新时间:2020-06-28 23:40:08
作者: 时殷弘 (进入专栏)  
本文已经阐述足够多。这条件一言以蔽之,就是相隔因而相容。在殆无直接重大竞斗意义上“不接触”(disengagement),遂彼此相安无事,因为它们各自首先集中于国内变更—国力国势开始剧增或得以复兴的最重要条件,也因为在这最重要条件开始具备后,它们首先从事上述“区域性”而非全体系突进。所有这些都需经年累月、旷日持久,两强长时期稳定关系大致盖出于这两项结构性动能,而特别在黎塞留以及克伦威尔那里显著昭彰的政策性动能成就其余。

  

   汉匈帝国“约为昆弟”:“朝贡”因而和平,忍辱因而强盛

   中国经春秋、战国、暴秦、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连续近600年战乱、毁坏、凋敝及暴政。到西汉初年,处于要构建一个统一、安宁、繁荣和长寿的新帝国的极重大历史关头,或者说处于一个大强国业经急剧衰弱、急待宏伟复兴的极重大时候。与此同时,在凶猛无情、同时身怀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之下,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发动急剧的东向武力扩张,随即开始南下大规模蚕食华夏领土。

   初生的华夏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相比,战争实力羸弱显著昭彰。从高祖到武帝在位初期,汉帝国只能大致实行“外交防御”—主要依靠外交的防御,而这种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朝贡和平”:汉帝国向匈奴帝国朝贡以求和平,即不遭匈奴帝国大规模武力入侵和破坏。然而,特别是事后来看,它还可被称作历史性大反攻之前“韬光养晦”似的漫长前奏,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武帝发动一次次大规模远程打击,以致最终决战决胜,击毁匈奴帝国,永久结束了匈奴帝国对汉帝国乃至华夏近乎致命的威胁。

   整个这番史事有个千年背景,那就是近700年华夏在匈奴面前总的战争力量劣势和同样长久的世纪性斗争。到战国时代后期,匈奴大概已经多个世纪的联盟、分解、征服、融合和发展等,成为一个巨大的多血缘、多语言的游牧部族联盟。可以说,至少从西夷犬戎在其“华夏盟友”襄助下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而西周灭亡起,这个意义上的匈奴与华夏族诸侯国和帝国进行了长达7个世纪的、以暴力摩擦和大规模冲突为首要特征的斗争。尽管这文明冲突和政治争斗从未真正决战决胜,但游牧匈奴对农耕华夏大体上占有优越的战略或军事位势。反过来,农耕华夏有过寥寥几次可称辉煌的战略性反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元前214年至公元前215年,蒙恬率军30万从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以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然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不仅如此,在冒顿单于之下,创立不久的正式的匈奴国家急剧崛起为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且急剧武力扩张,特别是“大破灭东胡王”,同时开始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遂侵燕、代”。汉帝国伊始,面对拥有骑兵大军几十万且作为汉初诸异姓王叛乱的直接战略伙伴或后盾的冒顿匈奴,高祖刘邦曾不听杰出的边防战略家刘敬规劝,于公元前200年,贸然亲率大军20余万征伐匈奴。结果,“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仅凭天才战术家陈平的奇计才得以逃脱七日之围。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过后,高祖采纳刘敬之策,开启一种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作为大战略的“绥靖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对华夏民族和汉帝国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却并非如此。

   高祖曰“善”的刘敬之策,在于其一,“以適长公主(高祖吕后女鲁元公主)妻之(指冒顿之妻),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单于正妻),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其二,“(匈奴)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所期望的战略/外交效果是或主要是和平:“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这就是精致迂回、“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同时也是“国家理由”(Raisond'Etat)指导下的忍辱负重的战略现实主义。起始贯彻之中仅有一个小周折,即“国家理由”因吕后的为母亲情而给打了个“兵不厌诈”的折扣,“吕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

   公元前198年,高祖“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朝贡的和平时期由此开始,效果是“冒顿乃少(稍)止”。“冒顿乃少止”—几乎从一开始,直至武帝在位中期发起大反攻,“朝贡和平”始终是一种脆弱的和平,数度间有相当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为匈奴的文化习俗、游牧生存条件和军事强势地位必然导致它间或大举入侵和劫掠。

   然而,对汉帝国这样的较大规模的武力侵害仍待“朝贡和平”开启过后约20年,此前它只经历过随高祖去世而来的一项潜在危机。在“汉初定,故匈奴以骄”的大背景下,冒顿依据与汉设定的“昆弟”关系而遣书高后,“妄言”要将匈奴“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收继婚”习俗应用于这位高祖遗孀和汉帝国太后。“高后大怒”,欲“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只是名将季布急谏汉廷武力远不敷用,这位“为人刚毅”、杀伐决断的女主才贬称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不足以自污”,同时隐忍延续这羞辱性的“朝贡和平”,“复与匈奴和亲”。

   汉文帝于公元前180年即位后,即“复修和亲之事”,然而三年不满,匈奴帝国就大举入侵汉地,“杀略(掠)人民”。于是文帝这位中国史上最节俭自律、惜下爱民的伟大君主断然展露了他的武德勇气,“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进军击敌。事情以匈奴军队撤退和文帝被迫调兵弹压某诸侯王叛乱而告中止,“朝贡和平”在即将死去的冒顿单于遣书表示“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之后旋即恢复,包括给刚继匈奴主位的老上稽粥单于送去宗室女公主充作其后。就此,汉廷战略讨论的即时压倒性共识在于,弱者必须拥有和平,哪怕是朝贡式的:“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

   公元前166年,和平再度破裂:老上单于亲率14万骑兵大举入侵汉地,烧杀掳掠,一直打到汉都长安附近三百里。文帝再度被迫坚决抵抗,调遣和部署两股大军,分别“军长安旁以备胡寇”和“大发车骑以击胡”。这搭箭在弦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匈奴大军撤退和汉军“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而中止。随后,便是单于复言和亲事,文帝答复“前事……皆不足以离兄弟之驩(欢)”,两帝国相约“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约者杀之,可以久亲”。

   不过,匈奴帝国一如既往不惮背约,“朝贡和平”也一如既往脆弱可断。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死后即位的军臣单于“绝和亲”,大举入侵汉边,于是老模式—匈奴杀掠汉民、汉军挺进边境、匈奴撤往塞外、汉廷收兵罢征、朝贡和平恢复—又重复一遍。不过这一次,恢复“朝贡和平”是由公元前157年继位的景帝成就的。他先挫败与吴楚七国之乱配合的、赵王与匈奴“合谋入边”的阴谋计划(“汉围破赵,匈奴亦止”),然后“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多少令人惊异的是,景帝时期的“朝贡和平”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历时约15年,“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接着便是为时又约15年的过渡时期,既就至少长达600余年的广义匈奴与华夏民族之间的斗争而言,也就蒙恬远征开始华夏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汉匈百年战争”而言。武帝于公元前141年继位,随即十足地延续“朝贡和平”(“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可是在公元前133年,军臣单于在内应配合、鲸吞边邑的诱惑下,发10万骑兵大举入侵。武帝随即部署30余万大军,意欲进行一场奇袭式的大规模伏击战,但单于“识破汉兵谋”率军撤往塞外,“以故汉兵无所得”。自此,“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於汉边,不可胜数”,总共历时约70年的“朝贡和平”终告破裂。

   随后便是武帝这“战争霸王”(WarLord)的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从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接连发动远征式大反攻,决战决胜。是后,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强大凶猛并几度致命地威胁汉帝国的匈奴帝国被完全击垮,而且从此直到12世纪初至13世纪后期,女真族金帝国和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先后向南大举征战和杀戮劫掠为止,华夏民族从未再度遭受来自中华国度以外的游牧族强权的致命威胁。

   就两强关系稳定而言,在此的总结容易得多。其时,汉匈两帝国之间可以有一种极不稳定的关系,或者说异常强大的匈奴帝国很可能击败甚而击碎潜在的大强国西汉帝国。然而,事实上发生的却是在长达70余年时间里,它们总的来说和平相处,甚而“约为昆弟”,有其表面的或外交上正式名义的和睦关系。以实力对比悬殊为主要内涵的结构性动能指示有出现极不稳定关系的可能,但汉初数代君主(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加上武帝在位的前十年)忍辱负重的“朝贡和平”却提供足够的政策性动能,既杜绝了对西汉来说致命的厄运,又得以逐渐累积起充裕的资源和其他条件,以致最终盛强而击毁数十年压迫性的匈奴帝国。就汉匈两帝国之间总的来说长期的稳定或稳定关系而言,出自汉帝国数代君主的政策性动能是决定性的,而结构性动能大抵只在于实力悬殊一旦经白登之围被认识到,便成为坚持实施“朝贡和平”的“绝对命令”。

  

   雅典和斯巴达:从“三十年和平”到“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与斯巴达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经历了约15年的时间。首先必须关注二者在此之前的颇为长久的稳定关系,而后关注这一关系趋于倾覆的过程,探寻其稳定生成、维持、经受侵蚀、不敌冲击以致最终完全倾覆的基本动能,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政策性的,抑或两者兼备的。

   在追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语境内,雅典和斯巴达两强间的稳定关系肇始于“三十年和平”协议:它们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2年至公元前446年)末尾订立的和约,可谓两强间“新型大国关系”的开端。该和约在政治、战略和法律意义上广泛、深切和明确,其主要内涵为:雅典同意放弃事实上已在战争中失去的陆权帝国,交换斯巴达正式承认雅典海权帝国(或曰海上和近海帝国);双方确认希腊世界已分为各自为首的两大集团,承诺维持这分野的绝对稳定,为此规定各自集团的成员不得改换门庭。另行站队;两强之间的争端交由仲裁解决;所有这些安排须至少维持三十年。

   真正旨在终战而非休战、旨在持久和平而非权宜喘息的强国间安排必须满足两大条件:“必须准确地反映局势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现实;它必须得到缔约各方的一种诚挚的渴望支持,以便使它奏效,使它被视为持久和平而非仅仅休战,其间它们能准备下一场战争”。以此对照雅典—斯巴达“三十年和约”,可以发现,“它至少包含一个持久的和平必需的第一个要素,即现实主义……由于没有哪一方证明强得足以靠自己击败对方,因而一项承认双头支配的和约符合事实,从而给出未来稳定的希望”。此乃两强关系稳定、和平得以持久的头号结构性动能。可是,“犹如任何解决方案,该和约包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互不信任全未消失。许多雅典人没有抛弃雅典统治的梦想,连同不受挑战的霸权和全方位扩张的梦想。许多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仍然害怕这些野心,而且或许其他人觉得一个强大的雅典的存在本身威胁希腊各邦的安全和独立……雅典人很可以担忧,斯巴达只是嫉妒地等待摧毁雅典帝国的恰当时刻。科林斯发觉雅典在科林斯湾那巴克图地方保持一个据点而不可能高兴……所有这些都是危险和不稳定的可能源泉”。

此后长时间内,虽有渐增的战略猜疑和间或势力越轨,特别是雅典方面的势力越轨,但在十余年里,雅典和斯巴达两强始终彼此大致尊重,而且其间各自国内的瞄准对方的主战派从未兴起,至多只有战略预防派。就雅典政治领导者伯里克利(Pericles)在这期间的对外政策根本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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