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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 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中间环节

更新时间:2020-06-23 23:10:05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刘青峰  
这就是“万国”。1830-1895年间“万国”出现了455次,自强运动前,使用次数很少;397次是集中在1860-1895年间出现,平均每年11次。“万国”出现平均次数达到“天下”的四成,“国家”的一半,表明“万国”一词作为世界各国的别名,已被广泛使用,这在传统天下观是不可思议的。 “万国”一词在中文里古已有之,周代用于指“封建诸侯”。直到元代以前,“万国”一词的使用几乎都是这种意思。秦汉之后,“万国”一词的使用频率远少于“天下”和“国家”,也极少和二词共用、混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元代。虽然元代的统治是短暂的,但由于蒙古族的军事征服遍及欧亚大陆,给中国的政治视野带来了巨大变化。元代文献中的“万国”概念,第一次包含了域外政权,“万国”开始超越中国,用于指涉外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盖谓天壤之间不啻万国,国各有俗,骤使变革,有所不便,故听用本俗,岂以不拜天子之诏而为礼俗也哉?”明初的郑和下西洋,特别是明末传教士大批来华、中西文化交流出现高峰以后,“万国”一词已明确对应着世界各国,如:“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这样,“天下”是由中国和万国组成的,中国虽是万国之中心,对天下的认识必定包含了解万国,即有必要把万国纳入认知对像,特别要把处理和万国的关系纳入治国平天下,这就突破了传统天下观。但在十九世纪前,传统天下观占主导地位时,天下观中尚没有万国的地位。事实亦如此,“万国”一词使用不多,特别是甚少出现在儒臣官式文本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经世史学中,已明显具有包括世界各国在内的万国观念。但在经世致用成为儒学主流思潮之前,“万国”一词在政治文献中并不常用。我们利用数据库搜索发现,1860年代后“万国”一词使用频度明显增加,而“万国”和“天下”两词同时在一篇文章中使用,正是出现在经世致用代表性文献《皇朝经世文篇》中。这可以视为经世致用和中国近代传统对天下观的改造,标志着传统华夷之辨向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转化。再从文献内容上看,冯桂芬将当时世界局势比喻成中国的春秋战国,薛福成则干脆把国际法称为万国公法。董恂在《万国公法》译序中,从“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引出万国公法的必要。无论是把世界局势比作春秋战国,还是追溯到大禹治水时万国并存的状态,都表明取代传统天下观的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 那么,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儒学的天下观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必须注意,中国近代传统和经世致用只是儒学强化事功的变异,其价值核心仍是纲常名教。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的差别仅在于:万国是中国必须认知和打交道的对象,即经世致用使天下观变得更积极有为并强调和国际接轨,但并没有改变华夏中心主义的本质。 比较一下《万国公法》和其英文原著,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对国际法的理论基础有相当严密的论证,基本上是法理著作。但《万国公法》却以描述西方国际事务处理的历史事件为主,这一点与同十九世纪中叶介绍西方的中文著述,如徐继畬《瀛环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是相同的,即国际法论述淹没在大量介绍世界地理政治、叙述各国政事历史之中。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长达几百页,但中译本《万国公法》只有十余万字。原书大量的理论论证,被大大简化或一语带过;无法省略的法理,则尽可能采用程朱理学的观念表达。国际法创始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有意识地把国际法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但《万国公法》用理学术语“性法”作为自然法的译名。这一译名,典型地反映出国际法被理解为儒家伦理基本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的运用。名儒廖平的言论极为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关系。他一方面把全球化中的民族国家争雄比喻为春秋战国:“方今中外交通,群雄角立,天下无道,政在诸侯”,同时亦了解国际法的功能,大讲“今之万国地法”的世界地理和“朝聘盟会,各国条约会盟国际公法”;但其目标仍是以夏变夷,他主张“立纲常以为万国法,孝教也”,要“内本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夷狄,用夏变夷,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量”。我们曾指出,洋务运动实为儒学以经世致用来应付西方冲击,故可以这样概括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就中国为世界道德秩序中心而言,万国观同程朱理学的天下观并无本质不同;差别仅在儒臣更积极有为地去了解西方并接受国际法作为和西方各国交往的规范,其目的是捍卫„天下秩序中中国在东亚残存的中心地位。

  

   四、华夏中心主义的解体:万国去中心化

  

   一旦明白万国观和传统天下观的异同,就可以较好地理解我们在本文开头指出的1860-1895年间清廷处理对外关系时种种不同于传统的作为。一方面,万国观的核心价值仍是儒家伦理,作为藩属的中国周边国家,清廷仍以传统天下观来界定其地位。另一方面,鉴于对西方的了解,中国意识到必须用国际法保护自己和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不受冲击,于是对藩属的干预比传统天下观更为积极主动。1882年,清廷通过外交方法解决俄国占领伊犁问题,从此新疆改为中国行省,归陕甘总督兼辖。这是中国首次利用国际法通过外交手段收回部分领土,无疑大大强化清廷对藩国干预以捍„卫东亚天下秩序的信心。众所周知,中法战争、中国对日本欲占领朝鲜采取积极的干预,都源于此种心态。也就是说,万国观背后的儒学经世致用原则决定了清廷徘徊在传统天下观和近代国际法之间,而对藩属的积极干预,必然会与力图分享中国巨大利益的列强发生激烈冲突,中外之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与其将鸦片战争定义为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国际秩序和东亚中国领导下的另一种国际秩序的冲突,还不如将这种冲突时间推迟到自强运动时期更为合适。 1894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主要原因当然是日本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扩张野心;但就中国方面看,是和万国观取代传统天下观有关。中国的惨败一方面意味着东亚残存的天下秩序彻底崩溃,也证明依靠儒学经世致用来达到富国强兵、立足于民族国家之林的虚妄。其后果是士大夫开始怀疑儒家伦理的可欲性,导致中国文化正当性观念的巨变,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亦从此开始。我们曾指出,1895年以后(甲午后)三十年间中国政治思想经历了西方法国大革命前后二百年的巨变,几乎所有外来观念都被纳入中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成为中国普遍接受和改造过的现代思想。理解甲午前华夏中心主义的特殊形态——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在甲午后形态的变化,证明中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是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成为接纳现代思想的载体。 我们在上面已分析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有两个前提,一是认为世界是由不同道德水准的国家组成;二是中国儒家伦理在道德上优于世界万国,因此是以中国为中心。甲午战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朝野士大夫对儒家伦理优越性的怀疑。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和日本成功的经验,中国不再处于世界道德中心的至高无尚地位,这才是华夏中心主义解体的标志。但这并没有改变万国须要以某一种文明模式为中心的心态,人类社会仍被想像为由不同道德水准的国家组成,只不过西方列国(包括学习西方成功的日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甚至包括道德)都可能比中国高。其后果是中国不再成为万国之中心,在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中,对外开放、引进敌国制度,也就成为天经地义。 我们利用数据库作出1830-1915年间相关重要术语频度统计(图1、图2和图3),从语言变化趋势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最初结果只是万国观的去中心化。 从图1可见,在1895-1899这四年间,“天下”这个词不仅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峰,将图1和图2比较,还可以发现这四年亦是“万国”一词使用的最高峰。

  

从“天下”、“万国”47到“世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天下”、“国家”和“万国”这三个关键词出现的年平均频度虽然比十九世纪中叶增加了数十倍,但是三者之间频度的排序(它反映了三个观念的关系)仍和1895年前类似。更重要的是,“民族”一词在这四年间虽已出现,但一共只有二十七次,是“天下”的千分之五。考察这二十余次“民族”用法的意义,除有数次指古代蒙古、满族外,差不多均指外国,即其亦和十九世纪中叶差不多。这表明甲午后华夏中心主义的解体,只是使中国不再是万国的中心;在这种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中,“天下”、“国家”、“万国”这三个关键词的意义和互相关系当然不会有结构性变化。只是由于对外国关注的程度急增,导致它们使用总频度增大十几倍。因去中心化万国观,仍具有世界主义性质,“民族”一词意义无多大变化,使用频度也不高;“ 民族主义”一词尚未出现。 最能反映甲午后去中心化万国观具有很强世界主义性质的现象,是去敌国的留学热潮。黄海大战中,中国败于敌国日本,如果民族主义勃兴,战败理应激发仇视日本的民族情绪,但却出现了朝野一致向日本学习、大量留学日本的狂潮,中国出现了世界史上前所未有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这些留学生去日本大多并非学习自然科学,而是修社会科学、军事、政治、法律,其中政法占了绝大多数。 综上所述,只有认识到华夏中心主义解体所导致的,是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变异,才能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起源和形成的独特性。首先,在这种去中心化的万国观念中,国家为一道德共同体观念是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的,这样,中国近代传统的结构才有可能参与现代思想的塑造。第二,学习西方、引进民族主义是在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下形成的。这一事实极为重要,因为一旦万国没有中心,万国观本身亦不是稳定的。从词语演变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生“世界”对“万国”的取代。而在“世界” 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中,民族主义虽可以接受,但只有工具性意义。这样一来,只要隐含在“世界”观念中凸显出某种新道德,民族主义就有可能演变成新华夏中心主义。 既然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不能直接孕育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关键词检索发现,“民族主义”一词最早在中文里使用为1901年〈国民报汇编发刊词〉中。对照图1中“民族”一词第一个高峰亦开始于1901年,可以看到,1901年及其后“民族”一词使用高峰正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过程,其时段约在1901-1908年间。再将该统计和图2中“万国”、“世界”和“国际”三个词频度变化相比较,就得到一个有趣的发现,这就是民族观念勃兴的整个时段(1901-1908年)与“世界”一词使用高峰相吻合。从图1、图2也可见,早在1899年“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世界”的频度就超过了“万国”。也就是说,虽然去中心化的万国观本身不指向民族主义,但取代万国观的以“世界”命名的新社会组织蓝图却可以孕育民族主义。那么,“世界”一词所代表的社会组织蓝图,究竟和万国观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万国观作为天下观的变异,虽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但始终不能摆脱天下观中宇宙秩序不变的观念,即万国观是静态的。而“世界”一词本出自佛教,《楞严经》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世界”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并强调其流变的性质。中文古文献中,曾用“世界”指涉时世、众人、局面。“世界” 和“天下”的最大差别,是“天下”是不变的宇宙(道德)秩序,即与天道相关联,而“世界”则用于表达变化中的事物和人类时局。 正因为万国观蕴含宇宙秩序不变的理念,《万国公法》中自然法才会被译为“性法”。“世界”则是流变的,不可能存在不变的“世界法”。而且在流变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组织蓝图中,表现在术语上是“世界”取代“万国”,这时,用体现永恒不变“性法”的“万国公法”来指涉国际间规范,就不再适合妥当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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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于《二十一世纪》(2006年4月第94期),转自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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