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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涛: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1868—1949)

更新时间:2020-06-22 20:00:43
作者: 徐涛  

   摘    要:

   交通工具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重要的物质文明进步。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大概有两类:一是教会学校里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骑自行车。同为自行车,被男性驾驶或由女子踏行,社会反应天差地别。对“女子骑车”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的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在认知上存在相当差异。一个器物之社会应用,并非只取决于技术本身或被市场规则决定,而与其使用者之间存在更为深层的互动,受到不同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自行车; 性别; 体育; 身体;

  

   器物层面的高低好坏,一眼便知。李鸿章慨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论证之根据即着眼在“枪炮、轮船之精利”。1近代以降,欧美诸国最先发生科技鼎新、工业革命,由此而产生的诸多新式器物犹如水之由高入低不断涌入中国。可以说,文明复杂交冲过程中,西力东渐体现最为显性的是在西物东渐这一面向。而“工业革命以来各种物质文明的进步,包括食品、服饰、住房、日常用品诸多方面,就其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的影响显著性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与交通工具现代化相比”。2

   传统中国史学编修对交通内容颇不重视,直至《清史稿》始有《交通志》体例出现。近代中国的铁路问题最先引起学人的关注。20世纪后期,随着经济史、社会史等理论范式的引入,中文书写的铁路史、航运史取得丰硕成果。而其他新式交通工具,如人力车、自行车、电车、汽车等的研究则是刚刚起步,集中在21世纪初年不断涌现,或多或少受到物质文化史学范式兴起的影响。3物质世界没有生命,只有与“社会人”(Social Beings)结合才会产生文化意义。已有的中国交通史研究对于相同交通技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迥然有异的传播路径,皆作为重要的书写内容给予关注,但遗憾的是,前人研究往往止步于对器物接受者、消费者千人一面的描述,对于新式交通工具与性别不同引发的有趣话题罕见涉及。而女性视角切入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眼光多放在民族国家这样宏大的议题上,与新式交通工具引入、普及相关的论述亦不多见。4

   号称最为“先进”的上海公共租界在1928年仍然“不许中国女子开车,并禁发开车执照”;5早在1910年我国沪宁铁路上就有了专载女客的三等车,“车上标有女客坐位字样,凡男客年逾十岁者,无论是否女客之亲属,均不得同坐”,而女客若不愿意乘坐“女车”,进入别车“仍听自便”;620世纪30年代上海“在公共汽车和电车之中,见了有年老者和妇女小孩们上来,坐在附近的男子们,大都站起来让座,差不多已成了一种普通的习惯了”。7诸多新式交通工具自西徂东传入中土之后与中国女性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结,男女之别是同一器物在中国社会普及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与研究面向。

   本文希冀通过“自行车与近代中国女性”议题的讨论,微观展现近代国人的审美情趣、社会心理、生活习性、消费观念等诸多方面之现代性演变,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日常生活,进而展现出“自行车王国”的曲折构建之路。

  

   一从学堂、青楼中走向普罗大众

  

   第一辆自行车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最晚不会超过1868年就已进入上海。8清同治七年(1868),从欧洲输入“脚踏车”,人坐车上,两脚踮地,拖车而行,未能引起国人兴趣。9自行车与中国的初次相遇虽不美好,但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亦完成了它从“奇技淫巧”到“文明利器”的传布进程,至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地城市社会中都产生了自己的“自行车阶级”。10侨居西人撇开不论,中国女性群体中率先接触自行车的,一是教会学校的学生,二是青楼勾栏中的妓女,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更多中国女性加入到骑车人的队伍。

   (一)洋学堂的女学生:宋霭龄及其他

   自行车传入伊始,真正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用者尚属寥寥,大半为娱乐及运动之用。而“娱乐及运动”为体育之别名,并非从事身体锻炼、运动竞技那么简单,它本身具有相当的公共属性,涉及文化差异、性别分殊、民族认同、身体认知等多项重要议题。中国体育的近代转型开始于19世纪中叶,“1840年清朝于鸦片战争失利开放通商口岸以来,西方现代运动便随着洋人正式进入中国”。11英国人虽然带来很多现代运动,但由于殖民心态作祟,其运动爱好往往与整体所谓的通商口岸心态(Treaty-port Mentality)相呼应,几乎所有项目或明或暗均存在排斥华人参与的规定,竭力与中国及中国人保持距离,以维持一种英国人认同和自身文化所谓的“纯粹性”。12最早真正有意识向国人介绍西方体育的是来华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组织,如教会学校,以及后来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多所教会学校,国人体育的现代转型肇始于此;相较之下,基督教青年会则更侧重于社会体育的传播。

   19世纪的历史文献中有关自行车与中国人的记载本就极少,且多未标出准确时间。根据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的研究,第一个学会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子是宋耀如的大女儿宋霭龄:“宋耀如喜欢骑脚踏车13,也是上海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人。在霭龄十岁生日(1899年——引者按)那天,他送给她一辆脚踏车,对霭龄,她是当时中国所有女孩当中第一个拥有脚踏车的女孩。她经常与父亲骑车出游,且不听劝告,骑车作弄环绕街上的警察而不肯罢休。”14

   自1817年“奔跑机”(Laufmaschine),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肖式”自行车(Cranked Velocipede)、高轮自行车(High Wheel),现代自行车技术每一步发展都不局限于大西洋东岸。美国媒体对新兴科技的报道并不落后于欧洲,民众也一直保持着对自行车技术演变的关注与参与,与欧洲大陆几乎同步开启“自行车热潮”(Velocipede Craze)。15在作为一名卫理公会传教士来上海传播福音之前,宋耀如在美国生活了整整八年时间(1878—1886),对自行车想必熟知,喜欢骑行并拥有自行车亦非奇闻。不仅如此,宋耀如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西化教育,尽量保持美国化的生活情态,在他大女儿10岁时赠予自行车,也在情理之中。但项美丽的研究依托何种资料,文中并无交待,笔者对其结论只能暂且存疑。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包括宋霭龄在内,晚清中国城市中,洋学堂(即教会学校)的女学生是近代中国首批学会骑行自行车的女性群体。16为改善女生之身心发育,破除中国女性缠足陋习,招收女生的洋学堂大都会将体操(即体育——笔者按)列为必修课程。而自行车作为体操教育的一个门类,让洋学堂的女学生得以先人一步,较早接触、熟知这一西方器物。1906年5月19日,上海西门外务本女塾及幼稚园曾举行运动会,其中有一个比赛项目就是“自由车”。17

   (二)妓女

   除了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妓女也是近代中国最早骑行自行车的女性群体之一。

   近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加速,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中以妓女为中心的娱乐业日渐兴盛。在新生大众媒体(主要是小报)的配合鼓吹下,妓女占据公共话题,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明星”,走入公共视野。从不拘传统的新奇奢侈的服装打扮、富贵华丽的住宅与家具,到极度奢侈的生活方式,妓女在晚清中国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新奇大胆、标新立异。

   20世纪初,自行车作为价格不菲的游乐器械,18得到了妓女们的青睐。余之在《摩登上海》中写道:“晚清时期,自行车在上海人的眼里是一种奢侈品,那时候有谁拥有一辆自行车,那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有老上海写文章说在张园里骑自行车玩,那是上海滩一大乐事。那个时候的青楼女子以自己能在照相馆里拍一张照片为荣。”19

   青楼女子不仅与自行车合影,其中先锋者开始尝试跨车而行。《图画日报》中有两则妓女骑行自行车的报道:

   其一,“上海社会现象”中名为“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一图中,配文讲道:

   自脚踏车风行沪地,初为一二矫健男子取其便捷,互相乘坐。近则闺阁中人,亦有酷喜乘坐者。每当那个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燕掠莺捎,衩飞鬓颤,颇堪入画。因作是图,并填《踏莎行》一阕:

   踏莎行

   马路人稀,莺铃韵细,轻车飞过名姝丽,临风乱摆柳腰支,管他吹得衣裙起;

   钗凤斜欹,鬓蝉不理,祗将扶手连凝睇,莲钩频缩复频伸,娇嘘逗出如兰气。20

   其二,是在“上海曲院之现象”栏目中刊登了“金谷香尘走钿车”:

   自脚踏车盛行于沪,乘者取其非常迅捷,每喜购试。其始虽仅三五少年,既而曲院中人亦戏效之,于是皆以张家花园为练习地,每自三四钟起至薄暮止,时有笑移莲瓣,轻转橡轮,盘旋于如裀芳草间者,诚绝妙一幅美人游戏图也。赞曰:时见美人,飞车游戏,频蹴莲钩,紧拴藕臂,掩映花丛,往来草地,慎莫跌交,横陈玉体。21

   晚清著名“狭邪小说”22《九尾龟》中,讲述了一位“家赀万贯,年少封侯,又是堂子里头的管家、花柳丛中的老手”的潘侯爷,“最爱的是能坐自行车的女人”;23而过气名妓沈二宝,为了生计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巧设机关骑着自行车勾引潘侯爷,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其中详细描写沈二宝骑车上路:

   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沈二宝见大家都啧啧称羡,便叫一个相帮和他推了自行车,喜孜孜的对着众人点了一点头,口中说一句:“倪晏歇就转来。”金姐也对他说一声:“恭喜发财!”沈二宝便出了公阳里,跨上自行车,由二马路转出大新街,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来。

   上海地方坐自行车的人虽然狠多,却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妇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车之外,那些中国的妇女从没有坐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的。如今蓦然见了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狠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采的。……沈二宝走过潘公馆门外,便把那自行车缓缓的踏,慢慢的走过去。走不到两三丈路,便停了自行车,跨下车来把自行车倚在树旁。略略休息了一会,便又在潘公馆门外打个转身。一连这样的三次,不见潘侯爷出来。看看天将旁晚,斜日西沉,沈二宝没奈何,只得自己坐着自行车先到味莼园去。到了安垲第又等了好一回,依然不见潘侯爷的影儿。正是:

   春云冉冉,未销倩女之魂;秋水迢迢,不见伊人之影。24

   《图画日报》的两则图文报道与《九尾龟》小说中的细节描写都证明,晚清中国城市中,妓女虽然多为缠足,却已经熟练掌握了自行车技术,骑车上路。至少在上海,此时中国民众对妓女骑车的反应,则是诧异之后的欣赏,并未见负面评述。

   (三)更多女性群体的加入

不像青楼女子敢于大胆在公共场所施展她们玩耍西洋新器物的风采,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良家女子对学习骑行自行车显然更为矜持,也更为谨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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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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