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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楠:两汉行政故事的变迁

更新时间:2020-06-22 19:57:39
作者: 李彦楠  
当使者到达时,王嘉的属吏以“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为由劝他自杀。在生死这样的大事中,故事依然可以作为证据公开提出。

   综上而言,西汉中前期的故事性质相对单纯,仅由于官僚制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发挥作用,但无法在重大公开场合作为关键性行事依据被提出。至汉宣帝时,故事被赋予了祖宗权威,具备了公开声明的可能。汉元帝时,随着儒生势力的抬头,故事成为因循守旧的象征,形象逐渐负面化并受到强烈批评,但这恰恰说明汉宣帝以来故事地位之重,直至儒生代表王莽上台以后,经典才战胜故事,成为行政的主要依据。此外还需指出,西汉时在行政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通常是惯例性故事,极少见事例性故事。由于相较于事例性故事,惯例性故事的解释空间更小,这点也可以说明官僚制在西汉时的重要影响。

  

   二故事与经典合流——东汉故事的胜利及影响

  

   自汉元帝以来,复古改制运动愈发高涨,在王莽时达至顶峰,最终导致天下丧乱。王莽时期的一系列变动对汉制造成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官僚制受到了严重破坏。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时面临着“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臣”24的严重局面。为解决这一问题,光武帝“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25重用明习汉家行事者,任用伏湛为尚书“典定旧制”26,对张纯“每有疑义,辄以访问,以断是非,一日或数四引见”。27继任伏湛的侯霸也“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28光武帝对此“皆施行之”。29

   这种对故事与旧制的推崇与遵从不仅限于东汉建立初期,而是贯穿了东汉大部分时期。博士范升上疏颂扬光武帝称:“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褒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30《东观汉记》称赞汉明帝:“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31汉和帝自称:“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寔有旧典。”32汉顺帝时台阁驳议郎顗意见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33窦武谏汉桓帝封宦官事疏称:“陛下违汉旧典,谓必可行,自造制度。”34可见在最高政治层面,遵循旧制是一种美德甚至义务。

   此时,东汉臣僚在面对对自身不利的故事时,不再倾向于依据经典论述祖宗行事错误,然后予以否定:

   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捍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35

   窦宪在彻底击败北匈奴后,欲效法光武帝安抚南匈奴事,扶植新单于并设中郎将。袁安与任隗对此表示反对。他们面对光武帝故事这一不利证据时,只能以“权时之算”加以忽视,而非彻底否定。

   而且,东汉时期故事与经典发生冲突时,故事往往能取得最终胜利。其中尤以曹褒改制与复三年丧二事最为典型。

   元和二年(85)诏,汉章帝根据谶纬记载和祥瑞认为自己“托于数终”,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以“崇弘祖宗,仁济元元”。36曹褒根据皇帝的旨意提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 37汉章帝应制定真正的汉家礼乐以彰显祖宗之德。之后曹褒在汉章帝的支持下根据旧典、五经、谶记建立了一套“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并加以推广。38汉和帝即位后行冠礼所用即曹褒新制。

   曹褒改制得到汉章帝的支持,也符合经义、谶纬。不同于以恢复周政为核心的西汉后期儒生运动,这次改制的目的是建立汉道。从内容上看,曹褒改制比以《周礼》为核心的儒生改革更偏重仪式性,不会对现实行政造成根本性冲击。相对而言,这样的改革阻力较小,本会有极大的可能成功。但最终,永元四年(92)太尉张酺和尚书张敏上疏称:“(曹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 39曹褒改制因违背传统而被废止。

   在曹褒改制废止之后,张奋重提此事,称:“先帝已诏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40张奋强调汉和帝即使改制也“非自为制”,将改制包装为循旧制,可见东汉之重因循。但他并没有得到朝廷和舆论的回应。此后,至董卓主政前,史籍中再无较大的朝廷礼乐变革事。

   复三年丧也是一场礼制变革。践行孝道虽有从生到死一整套完整的做法,《礼记》所谓:“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41但由于生前奉养时间跨度较大且并不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通过死后丧礼表达“孝”。《后汉书》也常会通过描写个体服丧期间行为以表现其人孝行,所谓“夫礼……重于丧祭……此礼之大体也”。42

   自汉文帝以来,朝廷从未允许过公卿、二千石、刺史服三年丧,这与当时重孝观念43相矛盾。于是在邓太后的推动下,东汉朝廷于元初三年(116)恢复三年丧制。但邓太后去世后,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提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44以汉家旧制为由废止了三年丧制。汉家旧制再次战胜了经典。

   至永兴二年(154),再次出现“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情况。45虽无从知晓此次复三年丧的原因,但不久之后,延熹二年(159)即“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46延熹九年荀爽以今制“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为由试图恢复三年丧制,未得到回应。47

   这两次改制运动失败说明,即使某一理念得到普遍认可,但如果践行该理念并没有故事依据,且会对已有行事产生较大影响,那么该行为依然不会得到接受。由此可见东汉时期故事影响之大。韩国磐在《魏晋南北朝史纲》中指出:“东汉时的社会和人物,好象被某种规范所束缚,比较持重因循。”48这里的某种规范实质上就是“故事”。在故事的约束下,东汉时期君臣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寻求祖宗行事支持,对较大的制度变革持警惕态度。

   此外,与西汉时期相比,东汉时期的故事还有两个鲜明特点:首先,经义与故事不再对立。上节已经提到,西汉时对今制进行变革的行为常以经典为凭,持经义还是持故事会被视为文法吏与儒生的界限。49至东汉时期则不然,经义则常被用于对故事进行支持。这种支持有两种表现方式:

   第一,引用重因循保守的经文,《诗经》中“率由旧章”之说在不同场合大量出现。50此外,西汉政治中的“孝”多与宗庙相关,所谓“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51大臣常以宗庙为重的名义劝诫皇帝重视某事。52东汉时政治上所强调的“孝”则是“孝子无改父之道”。53因而东汉时也以“孝”支持因循。如东平王苍赞明帝之德称:“大孝无违,奉承贯行。”54

   第二,引用的经文与故事互为表里,内容指向一致。如汉和帝时议章德窦太后合葬事中,为说服大臣,汉和帝一方面提出:“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另一方面则指出上官太后与窦太后罪行相近但是并没有降黜之事。55

   其次,事例性故事的地位得到急剧抬升。前文已经指出,西汉时期往往只有惯例性故事才具有强烈的合法性,事例性故事并未明显发挥作用。但此时即使某一故事并非延续至今,仅仅是曾经发生过,那么它在政治行事中也可以作为依据:

   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固等将兵到燉煌,当出塞上,请马谷。上以固言前后相违,怒不与谷。皆言按军出塞,无谷马故事。马防言:“当与谷。”上曰:“何以言之?”防对曰:“宣帝时,五将出征,按其奏言:‘匈奴候骑得汉马矢,见其中有粟,知汉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马当与谷。”上善其用意微致,敕下调马谷,防遂见亲近。56

   窦固在供给马谷事上前后摇摆,这引起了汉明帝不满。为附和皇帝,群臣也称“无谷马故事”。最终,马防称汉宣帝时有供给马谷事,以此说服了汉明帝。整个讨论以承认故事的权威性为前提,对立双方均用对自身有利的故事为行为提供依据。对比上文汉武帝封建诸子事讨论结构,可以发现此时故事成为了论争中最有力的支持。

   当然,正如邢义田所说:“汉代行政运作极少绝对客观、超然、制度性的依据。一切取决的关键,究其终极,乃在人主的心意。”57重故事并不意味着皇帝只能“恪守祖制”,无所作为,但下述事例说明君主即使试图有所作为时,也常会在故事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利用和尊重故事。

   前文叙汉和帝议章德窦太后合葬时已提到,皇帝可以主动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故事。此外也有其他手段。建和二年(148)汉桓帝册封中常侍州辅时诏书称:“大汉典制,有恩泽之封。”58此前汉有恩泽封侯事,但绝无册封宦官事。汉桓帝此时故意含混其辞,借由恩泽这一模糊概念,将自身行为伪装成旧制。

   有时也会出现需要特殊处理的情况:

   恺字伯豫,以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至永元十年,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书曰:“……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鄳侯邓彪,并以高行洁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恺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和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59

   东汉刘恺本应袭父刘般居巢侯爵位,但是出于兄弟之“义”和“礼让”的自我要求将爵位让与弟宪。由于这一行为违背宗法要求,所以遭受有司弹劾。贾逵以经义和过往行事为刘恺进行辩护。汉和帝听从了贾逵的意见,认为“王法崇善,成人之美”。至此,这一行为得到了经义和皇帝的共同支持,已可形成新的故事。但是汉和帝依然会强调“后不得以为比”,以避免与旧有惯例发生冲突。

   最后,本节拟补充探讨故事在政治行事领域之外的影响。

   首先,这一时期朝堂议论中出现了守成视角下的西汉历史叙述。梁统认为建武年间法令较轻导致奸宄盛行,所以应当加重刑罚。在“以遵旧典”的名义下上疏称:“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宽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武帝值中国隆盛……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宣帝聪明正直……因循先典,天下称理。”60对照《汉书》中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梁统的叙述中忽视了景帝轻刑与宣帝设廷平等事。梁统后又称:“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谟谋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 61继续强调西汉历史的因循性。固然最终梁统的意见并未被采纳,但反对他的理由是:“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62反对者强调积重难返,梁统的建议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施,并不强调梁统对旧典理解有误。换言之,当时人某种程度上认可了梁统的说法。

   其次,当时史学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史记》《汉书》大体成于个人之手,其中有着强烈的寄托个人意志倾向。但基于重故事这一政治文化下出现的《东观汉记》则与上述二书不同。首先《东观汉记》成于众手,跨越时间也较长,这其中很难寄托个人意志,易转向以保存史事为重点。其次,众人奉诏修国史,这也体现时人对本朝事的特殊重视。此外,本时期内出现了大量以保存汉制为目的的私人著作,如蔡邕为《东观汉记》所作的《十意》《独断》,应劭所作《汉官仪》等,这也或许与当时重故事风气有关。

  

   结语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故事在两汉时期的变迁。秦代“以法为教”传统下处处必依法令,西汉承秦制立国,在基本政治精神上延续秦代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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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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