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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勤 何成云:身份与职业:城乡关系视域中的“亦工亦农”(1958—1977)

更新时间:2020-06-22 19:50:29
作者: 宋学勤   何成云  
县以下及社队工业更是在“以粮为纲”的要求下被大量关停、从业人员被大量压缩回农业生产第一线,但大精简同时也显示出这一制度“能进能出”的优越性31,这一制度事实上仍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而随着生产的恢复,因精简而产生的劳动力缺额和人地关系的紧张促使企业的“私招乱雇”和农民的“盲目流动”开始泛滥。鉴此,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再度肯定“亦工亦农”制度,提出“有些季节性生产的企业和农产品加工工厂”以及其他工矿企业,“今后可以建设在农村”或“分散建设在县城和集镇”,以充分利用农闲和剩余的农村劳动力,矿山、森工及基本建设单位可以采用轮换制度吸收农民做工32。同年七八月间,随着刘少奇到天津、济南、江苏、安徽等省市视察工作,“亦工亦农”制度的又一轮大规模试行很快又“遍地开花”。

   综合1958年至1966年底“亦工亦农”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的运作情况,从城乡来看,其试行重点在地处农村、县城、集镇和城市郊区的企业;从工种看,基本分布于劳动强度较大和技术比较简单的工种,技术较复杂的工种相对较少;从行业看,“主要是在矿山、森工、化工、建工、建材、邮电、纺织、水产、水利电力、地质勘探、铁路与公路工程以及车站、码头、农村各站、农副产品收购加工等企业中实行”,机械行业仅有几个国家规定的试点单位进行了探索,“溢出”现象不明显。33为更方便展现“亦工亦农”制度的微观运行,可按用工的组织管理方式和服务对象将这一制度的实践方式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用工单位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直接吸纳农村劳动力离村进厂做工。一般按“就田少人多、就穷、就近”的原则34选择出工的农业社;农业社仅负责按企业需求进行人员的遴选(一般要求政治思想好、具备一定文化、身体较好、年纪轻等),并作为出工单位与企业统一签订劳动合同;“亦工亦农”劳动者吃住在厂,由企业负责管理。

   在这类方式下,“亦工亦农”人员按合同雇用期限分为短期合同工(也叫临时工,对象不固定,一般不超过3个月)、长期合同工(非季节工一般连续雇用6个月以上,固定季节工则一般连续雇用几个生产季)和轮换工(一般3年至5年轮换一次)。短期合同工一般应用于技术不复杂、上手快、临时性较强的工种,因此其工资一般按当地普通粗壮工支付,不存在技术评级。长期合同工一般应用于具有一定技术操作要求,需要一段时间熟练期的工种,因此即便是季节工,其人员也较为固定,故产生了评级的需要并逐步形成了制度。以福建仙游糖厂为例,该厂短期合同工一般负责搬蕉、装糖、缝包等工作,每个生产季人员均可变动;长期合同工则在车间内工作,需要操作压榨、制炼等机器,为技术的稳定性考虑,一般连续雇用4个至6个生产季,下一季开始时凭工作证进厂,并按工种和技术进行评级。35上述两种形式经提倡后应用极为广泛,至1965年3月,国家为进一步促使企事业单位推行两种劳动制度,规定此后临时工用工数只作统计,不再纳入计划控制指标36。轮换工则一般应用于矿山、森工、地质勘探等劳动强度大、条件艰苦且长时间工作易得职业病的行业37。

   由于做工期限有别,故上述三种期限的“亦工亦农”劳动者在粮食关系方面略有不同。一般而言,多数单位规定轮换工和连续雇用一年以上的长期合同工,在做工期间将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至企业,入厂前将当年分配的基本口粮卖给当地粮食部门换得兑粮证,然后由企业所在地粮食部门按固定工标准拨给,做工期间的布票亦按固定工标准分配;季节工和短期合同工则一般不迁户口和粮食关系,自带口粮,由国家补足与固定工的差额,不发补助布票。38

   第二类是由县办、社队工业及小队的各类生产组招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工。这类实践方式有两种形式。其一,农村中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社队工业,其人员大部为“亦工亦农”。尽管精简时并未禁止社队企业的开办,但“亦工亦农”无疑为其解了绑。如江苏省常熟县莫城公社安定和言里两个大队,即在贯彻“亦工亦农”的原则下,办起了一个季节性生产的粮食加工厂,在稳定13名基本人员的同时,按农业生产需要,11月、12月农闲时增加人手,而秋种时增加人员则全部回队务农,逐步从一台电动石磨发展到拥有年数百万斤粮食和饲料加工能力的规模,在满足所在大队社员口粮和生猪饲料加工需求外,还承担了一部分附近大队社员的口粮加工。(7)

   其二,企业以外包的方式将“以手工操作为主、产品质量检查方便或就地取材的工种、工序”包给农业社,由农业社自行组织人员结成副业组、建筑组、装卸组、手工业合作组(大的发展为手工业企业)等到厂或在社完成。此类发包形式多样,运用广泛。使用最普遍的如建筑业的土方工程、大型基建设施的修整养护和仓库车站的装卸搬运工作的外包。如密云水库自1964年起将可以由一般粗壮工完成的水库养护工作,以“包任务、包质量、包时间”的方式承包给附近生产队33。次之是一些农业产出的工业原料的“包产”。如奉化食品厂在雇用附近农业社劳动力作季节工之外,进一步与社队挂钩,签订果蔬供应合同,建立原料基地并就地加工,“使农业社队成为既是农业生产队,又是工厂加工场地;既是原料基地,又是劳动力基地”39。再次是一些需要一定手工技术的半成品的外包。苏南地区农村近代以来即有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如瓷器、梳篦、刺绣、编结等皆属名产。1964年,在中央试行“亦工亦农”制度的号召下,江苏省委即令各地将上述产品恢复为“发包和收购”的形式40。如陶都宜兴下辖的农村素有制坯的传统,1964年,年产量500万件的建新日用陶瓷厂超过50%的小坯来自附近农村,其余如堆放松枝、晒泥等工作量大而技术简单的工作亦一并承包给附近社队。工业原料和半成品的外包使得农业社建立了与上游企业的供销关系和技术指导关系,使得农业社获得了信息、资金和技术的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作坊、工厂奠定了基础。如前述宜兴建新日用陶瓷厂在试行“亦工亦农”的过程中克服了过去单纯的买卖关系,将在农业社做小坯的社员纳入工厂技术管理,建立“来厂学习和下乡辅导相结合”的技术输送体系,提高了社员的加工技术41。再如昌宁县财贸系统,为增加加工力量,经联系,由国家供给原料,社队组织加工,扶持社队举办了各种加工厂坊,截至1966年1月,全县队办的碾锥磨600盘,面条机23台,榨油机35盘,白酒作坊18个,粉丝坊5个,土陶厂8个,1965年加工粮油达293万斤,就地轧棉花43万斤42。

   上述形式由于均为社队自行组织,故其人员户口及粮食关系均不发生变化,仅在工资收入的分配方面与一般社员有所不同,但基本采取“大部交队,参加分配”的方法。这一类“亦工亦农”的实践从其形式和功能而言,为20世纪80年代初似一夜兴起的农村建筑队、乡镇劳务公司和乡镇企业奠定了历史的基础43。

   第三类是直接为社员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排灌站、拖拉机站、电力站、供销社、信用社、邮电所等站社培训并使用“亦工亦农”人员。由于农村广大而农业投资及技术人员匮乏,上述站社在原先运营条件下往往无法很好地满足社员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如江苏省淮阴夏家湖拖拉机分站,在尚未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前,生产人员缺乏,1964年春耕时出现设备空置、不能连续作业的情况,但机耕成本已经为每亩每人0.12元多,“如果再增加常年工,成本更要提高”44。供电系统的技术人员储备与农村用电需求的矛盾更显突出。如铜山县全县高低压线路有220公里、配电变压器105台、电动机350台,固定职工只有35名,但在国家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增加固定人员的办法可行性不高45,而仅靠现有人员规模要承担电路的维护和拓展是难以想象的46。再如邗江县八里公社原以公社为单位办信用社,各大队社员往返不易,出现了资金闲置、管理不善、私人高利贷剥削、无法及时取用而耽误生产资料购买误农时的现象47。其他如供销社、邮电所、电影放映队等在分布和人员储备上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在“亦工亦农”思路的启发下,经各社队与站社协商研究,遴选一批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和身体情况较好的社员,采取夜校培训的方式,使之具备站社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在待遇方面则按“亦工亦农”的原则,采取工资收入部分基本归己、部分交队记工分的方式,通常决算结果较一般社员仅多技术补贴的部分,社队供养负担较轻。(4)

   这一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和改善了农村站社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前述夏家湖分站经夜校培训录用18名“亦工亦农”农具手,解决了机器闲置的问题,又降低了成本(每亩每人下降到八分九厘),且由于农具手来自农村、熟悉农事、关心生产,机耕质量也提高了(合格率从85%提高到97%),社员表示“自家人在上面打犁,对质量更放心了”48。各站社的人手与社队需求的矛盾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以供电系统为例,1965年3月,嘉兴供电局区网内9个县220个用电公社,“已经全部实行了这种劳动制度,共组织起来‘亦工亦农’电工1023人,群众护线员3313人”49。其他如信用社50、邮电局51等,则通过使用“亦工亦农”人员,得以在大队一级设置了分站社,方便了社员的生活需要。

   总体而言,到1966年底,“亦工亦农”制度已在全国推行开来。已有关于“亦工亦农”规模最明确的数据,是1965年9月劳动部召开的“亦工亦农”制度试行座谈会对试点单位(全民所有制单位)所涉人员的统计,共有试点单位2205个,“亦工亦农”人员5200230人,其中,采用季节工、临时工制实践形式的有1624个单位,“亦工亦农”人员270725人;采用轮换制实践形式的349个单位,“亦工亦农”人员196630人;采用包工制和其他实践形式的232个单位,“亦工亦农”人员52875人。52但这一数字并不包括非试点但使用这一制度的单位中的“亦工亦农”人员,尤其是缺失了“应当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的县办及社队企业的部分,前述第三类农村各站社的“亦工亦农”人员显然也不在其内,因此实际规模要远超过这一数据。

  

   三、“亦工亦农”的能度及限度

  

   一般认为,在1966年12月“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下简称“全红总”)及各地“临时工文革筹备委员会”等各群众组织发出要求废除“亦工亦农”制度的通告和通电后,“亦工亦农”制度即告瘫痪。这一制度被斥以“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封建制度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包身工”53;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负责人也被迫签发了与此类组织通电内容一致的《联合通告》54。

但事实不止于此。《联合通告》发出后,各地发生的经济混乱使中央很快采取了措施,《联合通告》发出不久即被宣告“无效”,“全红总”等临时工组织也被要求解散,各地干部群众亦被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大闹经济主义风的倾向”55。而此前支持临时工、合同工“造反”的江青等人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则宣称部分合同工受到了地方当权派经济利益的腐蚀,进而与中央一起反“经济主义风”。至此,对“亦工亦农”制度的冲击暂告停止。56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明确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571971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后,尽管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的合同工大多转为固定工,但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岗位所使用的临时工和矿山井下的轮换工仍然得以保留58。而“亦工亦农”的后两种形式的实践,即由县办、社队工业及小队的各类生产组(副业组、手工业组)招用农业剩余劳动力做工,农村站社培训并使用“亦工亦农”排灌手、农具手、电工等,则非但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压制,反而因“五七指示”和“以工促农”的口号,各地的相关实践屡屡受到《人民日报》的公开褒扬和提倡,形成了相当的规模59。延续1975年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关于对“五小”工业的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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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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