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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郁:何谓“靖康耻”——“靖康之难”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0-06-21 21:44:01
作者: 程郁  

   1.唯一使受害者内疚的性暴力

   《开封府状》载有上层女俘详单,帝姬与王女、皇妃嫔与王妃嫔共309人。此外还有近支宗姬195人,“元祐六年诏,娶宗室女得官者止朝请大夫、皇城使”,42则近支宗姬亦大多嫁入士大夫家,其他被俘的贵戚、士绅妇女更无法统计,中上层女俘应有二三千人,占女俘总数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左右。

   《开封府状》详载309名重要女俘的年龄,40岁以上者仅5位,未见50岁以上的长公主及妃嫔。12岁以下的皇女及皇孙女49名,最小的仅1岁,她们可能随母被掳。14—39岁的女性多达252人。与此相应,被掳的士大夫女眷亦应相当年轻。

   达燕山后,“妇女多卖娼寮”,到献俘礼前,宋“宫亲贵戚已发通塞州,编管家奴、军妓”,绍兴元年(1131),金主征取当初留在燕山等地为婢为妓的宋宫室妇女,“凡得二十四岁以下妇女一百十四人入宫”。金天会时掠至的宋男妇不下二十万,男子不及五年十不存一。“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甫出乐户,即登鬼录。余都相若。”43可见,被羞辱的不止皇室,而是宋朝全体士大夫。

   遭到性暴力的女性,还远不止上述女俘。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左言妻亦被掠,翌日,以金赎还”。44所谓“左言妻”为士绅妇女,虽赎还,已不保其“贞节”。 十二月十九日,金将在天津桥驻扎,“壮者为之剥脱而杀之,妇女美丽者留之”。二十一日,金人入城逐坊巷集民间女子出城,“其女子往往为金人淫污,留而不遣出城,亦不令归家”。45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金千户陆笃诜杀其兄,“宗姬、宗妇十七人在所掠中,遂归寨”。46 撤军前夕,金二帅“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他将亦不下十人”。47

   女俘的数量应以下层女性居多,广义的“靖康之难”从北宋末延续到南宋初,使更多的妇女惨遭性暴力的荼毒。东京第一次被围,谏议大夫杨时谓:“臣闻金人之去欲未厌,成安一县驱掠女子二千余人。”48建炎二年(1128)“(二月)四日,贼至瓜州,贵贱未渡江者十有五六,贼既紧迫,奔迸溺水死者不知其几何也。妇女被驱虏,愿死不去,有虏而去者,又不知其几何也”。49建炎三年十一月,建康(今南京)知府以城降,金人取城中女,明年五月丙午再入城,“凡驱而与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锋镝敲榜者盖十之四”。50被驱者主要是年轻女性。

   在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主导下,受到性暴力的女性会遭到整个社会的鄙视,本国女性为敌国军人奸污,会被社会认为是最可耻的,可以说,性侵是唯一令受害者内疚的暴力。北征时于真定金军大宴中,“朱妃作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幼当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51“屈身辱志”及“志不强”道出她们心中的痛苦。

   南宋以后所鼓吹的贞节观更趋于严苛。建炎三年春,乱兵掠临淮县,王宣妻曹氏曰“‘我闻妇人死不出闺房。’贼至,宣避之,曹坚卧不起,众贼劫持之,大骂不屈,为所害”。又绍兴九年(1139),涂端友妻陈氏为盗所执,数日后族党出资赎归,陈曰:“‘吾闻贞女不出闺阁,今吾被驱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复骂贼不绝,竟死之。”52可见,社会舆论认为,被俘妇女已无贞节可言。

   陈亮所撰《二列女传》更耐人寻味:永康大姓女杜氏,生而端丽。宣和二年(1120)冬,当地悍匪乘乱逼杜家交出其女,其家“言于女,女曰:‘无恐,以一女易一家,曷为不可?待我浴而出。’”杜氏浴后整冠悬梁自尽。这个故事令人想起靖康之难的交易。次年,官军捕贼,又乘势抄掠,永康富民陈氏二女并为执,长女为杀,“次女竟污焉。后有谂之曰:‘若独不能为姊所为乎?’次女惨然,连言曰:‘难!难!’”53可见,被强暴的妇女劫后亦无生理。

   《宋史·列女传》记载38位妇女的事迹,其中10位死于“靖康之难”,9位死于南宋末,还有8位妇女死于北南宋中期的兵变贼乱。清编《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记宋122名烈女,主要依据地方志补入。其中74人死于战乱,81人因性暴力而死。按时间计,北宋烈女24名,死于“靖康之难”者25名,则“靖康之难”的烈女人数已超过北宋总和,余73名皆死于“靖康之难”后的南宋,其中有29名死于宋末与蒙古人的战争。由此可见,“靖康之难”是贞妇烈女激增的关键节点,战乱中的性暴力是导致妇女死亡的主要因素。

   2.战乱中女性所遭性暴力的书写

   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后庙号高宗。当南宋岌岌可危时,“粘罕编造秽书,诬蔑韦后、邢后、柔福帝姬诸人”。54金人大肆宣扬高宗妻母被辱,宋人虽矢口否认,而对照笔记,金人所言却是不可否认的。这段历史实在可耻,因此“高宗朝搜禁私家记述”。直至咸淳三年(1267),耐庵才看到隆兴二年(1164)确庵所编《同愤录》,他又增入《宣和奉使录》和《瓮中人语》,定名为《靖康稗史》。55有关女俘的遭遇几乎全出自此书。可见,这段痛史让皇家及士大夫痛入骨髓,所以才会让这段历史沉没。

   元末所编的《宋史》主要据宋国史编成,细读《后妃传》与《公主传》,可见史官煞费苦心回避。史载:徽宗“三十四帝姬,早亡者十四人,余皆北迁”。56查《开封府状》,共俘公主、帝姬22人,57北迁时只剩19人,对仁福、贤福、宝福三位帝姬惨死于金寨事,国史只字不提。钦宗朱后条下有“后既北迁,不知崩闻”八字,其自杀及被赐“贞节”等事也无记载。58

   诸公主屈为人妾的事实更为正史省略,仅提及荣德帝姬和柔福帝姬的改嫁,这主要与假公主案相关。南宋时有人冒名荣德帝姬,当即被识破杖死,故传谓“荣德帝姬至燕京,驸马曹晟卒,改适习古国王”。59所谓驸马死后改嫁亦不过是避讳之笔。南宋建炎三年(1129)末,一女自称柔福帝姬逃到南方,“朝廷差宣政使冯益并宗妇吴心儿往绍兴府识认,遂收入内,加为福国长公主,降驸马都尉髙世荣”。60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宋金和议成,高宗母韦氏回到南方,母子刚见面,韦氏“持髙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殓,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61这便是著名的假公主案。

   此案的确可疑。一验明正身时是相当审慎的。帝姬被掳时已17岁,高宗本应认识,宦者冯益又尝在其生母王贵妃阁,“帝遣之验视”。62事后验视的宗亲及宦者皆被流放。63二有关冒名者的来历言人人殊:有说为巫;64有说是开封尼李静善。65三许多巧合更令人生疑。徽宗帝后及高宗妻皆尸骨无存,唯独柔福得“全骨以归”。66

   笔记又曰:“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己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67那么,韦氏怕什么呢?或传说韦氏曾为金人之妾,68宋《呻吟语》反驳曰:“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69《开封府状》明载她北迁时年仅38岁,而南宋人加了十岁,对此,何忠礼辩之甚明,此处不再重复。其实,太后改嫁尚可,高宗母、妻妾皆沦为官伎才是奇耻大辱!献俘后金主令“宋妃韦氏、郓王妃朱凤英、康王妃邢秉懿、美[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被送至浣衣院。70浣衣院实为官办妓院,《燕人麈》更明载:“赵□母韦氏、妻邢氏没为官婢。”71高宗正率诸将顽强抵抗,将高宗女眷打入浣衣院,带有羞辱性质。归南宋当天,韦氏送走儿子,“复坐, 凝然不语, 虽解衣登榻,交足而坐, 三四鼓而后就枕”。72不管柔福是否为假,韦太后心中必有惶恐与内疚。

  

  

图1 《搜山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绢本设色,53.3厘米×533厘米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宋画全集》1卷6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52—53页。

  

   图1《搜山图》局部最初标为元人作品,现定为南宋画。画面描绘一群凶神恶煞正在满山追杀妖怪,妖怪大多被绘成女性,她们身着襦裙披帛头梳高髻,作宋贵妇人装扮,扬之水以出土文物考证,妇人发髻上所插钿式簪与有背镶珠梳都是宋女常用头饰。73而追捕屠杀者却穿着辽金的异族服饰,如左图掣鹰者的软巾系法与髠发者,可与辽墓壁画的《出猎图》相对照。74其故事内容一说是灌口二郎神收妖,一说是影射后蜀花蕊夫人被俘。75然而,妇女或被绑缚驱赶、或被虐杀伤害的画面极似性暴现场,即使作品不是“靖康之变”的忠实写照,也更像是汉族妇女遭性暴力的折射反映。

   《宋史·列女传》记载的烈女只是冰山一角,但寥寥几笔仍能看出实况与写作者的心态。

   首先,试考察战争中被害女子死亡的原因,绝大部分都宣称是抵抗性暴力而死。烈女书写常见女人救公婆、丈夫和父兄,但无论如何,仍必须以死保贞。王袤夫妻被金人俘获,妻赵氏救夫被杀;荣氏救姑被贼执,“荣厉声诟骂,遂遇害”,丁国兵妻求盗释夫后自杀;绍兴初詹氏女以身赎家人命,待父兄走远跃水死。76可见,作者认为女人应以色诱敌,救亲后又必须及时以死保清白。这每每使人想起靖康之难的女俘。

   其次,试考察对妇女的加害者。令人意外的是,在战乱中妇女往往遭到本族男性的性暴力。《古今图书集成·闺烈部》所记战乱中死的74名宋烈女,遭金人或蒙古人性暴力的分别为6起与26起;《宋史·列女传》中死于“靖康之难”的10名妇女,倒有8例是被宋兵匪强暴杀害的。77本族乱兵盗贼对女性同样残暴,要求女性为国殉节,便显得尤其虚伪。

   再次,试看烈女的出身。统计下来,烈女的出身主要还是平民,如上所述,遇难时上层女性未必更勇于誓死守贞。但史家在记载官宦之家女子时,表现出鲜明的士大夫荣誉观。如记师氏,不惜笔墨记其父师骥“政和二年省试第一。宣和中,为右正言十余日,凡七八疏,论权幸及廉访使者之害而去”。乱民“许以不死,师骂曰:‘我中朝言官女,岂可受贼辱!吾夫已死,宜速杀我。’贼知不可屈,遂害之”。又死于贼张遇的荣氏,史官特别说明她自幼读《论语》《孝经》,故终能舍生取义。78强调其出身,应为激励士大夫家族的妇女。

   最后,细阅烈女记载的书写方式。其间常见“辱”与“死”二字,几乎每个故事都有大骂激怒敌方的内容,或临死前有正义凛然的斥责,这与笔记所载的真实情形适成鲜明对照。史家强调的是:好女人应在被性侵之前自杀或被杀。这些故事喜欢渲染女性死时的惨烈,如项氏“断指而死”;79贡士欧阳希文妻廖氏被“断其耳与臂”;80还有许多被斩首、被充作军粮等血淋淋的记载,并强调惨烈牺牲都是女性自愿选择的。烈女书写又笼罩一层神异的色彩。如林老女遇害“越三日面如生”;王氏二妇为金人俘投江死,“尸皆浮出不坏”;又某民妇誓死不受污遇害,“尸所枕藉处,迹宛然不灭。每雨则干,晴则湿,或削去即复见,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81作者想说明烈女虽死犹生。

  

   三士大夫提倡节烈观之影响

  

   贞节观走向严苛,与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成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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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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