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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史学

————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

更新时间:2020-06-21 21:25:50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也无外国学位)。但以著述的数量来衡量学术"程度"的观念似乎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今日仍有力地影响着我们的学术评估体制。

  

   如今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个人每年都要填报相当数量的表格以"证明"自身的学术成就,惟实际的学术水准是否应以计量的方式来衡定,在学术界又迄今仍未取得充分的共识。今日史学著述从数量上看应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学界对这些著述的品质却存在着千差万别的认知("以量取胜"的倾向产生出一个附带影响,即近年大部头的著述远较前为多,其中不占少数的明显带有"述而不著"的"编书"意味),其中以为未必高明者实不占少数,不少人甚至觉得史学处于"危机"之中。这个问题当然不仅与史学有关,对此的不同见解还会延续到下个世纪,不过了解和认识这一观念的演化进程显然是治学术史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出版和发表的社会行为也极大地影响到史学表述即写作方式的转变,这也与对科学的向往有关。张君劢注意到,自科学引入,"国人之著书,先之以定义,继之以沿革,又继之以分类、分章、分节,眉目了然",认为这才是"科学的"。13 大体言之,西方传教士最先提供了与今日章节体近似的史学书籍样本,但真正影响中国学人的恐怕主要是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的章节体通史,然后才发展到断代史和专门史著作,再后来则逐渐接受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形式,以具体的专题为内容(近于长篇论文)的著作也日多,到今天则论文和专题著作已成为史学表述最普遍使用的方式了。14 这样一种由通向专的发展趋向在《史学卷》的《史学学术编年》中可以清楚看到,但与后来许多学者主张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再撰写通论性著作的研究取向几乎完全相反;而其影响则贯穿整个20世纪,近一二十年大陆许多"新兴"的专门史研究仍可见通史领先于专题论著的现象。

  

   其实,今日通行的"学术论文"的形式何时出现?特别是何时为大家所共同接受?也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这又与发表论文的定期或不定期学术刊物的出现和发展直接相关。洪式闾所说的依照西方学术分类的专门学术刊物在20世纪的出现其实较晚,从早期的《国粹学报》到北大的《国学季刊》,虽可见越来越走向纯学术化的倾向,惟这类刊物以今日的观念看大致仍属综合性而非专科类期刊。即使在一些专门化的学术期刊出现后,不少研究性的论学文章仍常常刊发在《东方杂志》这一类商业性的综合杂志或者报纸副刊(报纸副刊本身也是出现稍晚的事物)之上,这恐怕部分也因为"学术论文"这一概念的确立较晚。

  

   李弘祺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人治学从笔记的短篇记述或考证而逐渐发展出撰写长篇札记的方法,"在清朝时用以治经考史,竟然能演化成一种简单而实用的归纳法。后来因为合数篇考证而使一些史家能开始作有系统的寻绎历史演变的通则,写成长篇探讨制度、风俗、文物的作品"。尤其是赵翼等人的"札记",其"长处便在于能把论点作有条理的表达与叙述,而其叙述的本身便是举证",已接近于后来的"学术论文"体。这样的写作方法为晚清以来中国史家所熟悉,因此才能"大致承受得了近代西洋史学之冲击"。从章太炎的《官制索隐》到王国维、罗振玉的古史著述,再到顾颉刚关于古史"层累堆积说"的表述,中国学者进而接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写作方法,正是"很自然的演变"。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刘师培等以经学见长的学人都很看不起赵翼,而比较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家则对其颇多推崇。梁启超指出赵翼长于当时史家之处在能用归纳法作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蒙文通认为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陈垣虽然对学生多讲钱大昕,他自己倒认为"百年史学推瓯北"。金毓黻更盛赞赵氏,以为他意在"总贯群史,得有折衷",对历朝之"一代大事",更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16

  

   金氏所赞赏之"近代治学之方法",大约即暗含表述其研究成果的写作方式。齐思和认为赵翼治学与乾嘉时代通行的史学方法不一样而"独创一格",即"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17 这应该已接近后来"论文"的形式了,故李弘祺的说法大致可成立。20世纪中国最早的现代论文形式,贺昌群以为应属《国粹学报》中的文章,可备一说。18 但当时不仅未能成为学人共遵的形式,且"论文"这一名称的使用也确立甚晚。抗父(樊少泉?)在1922年谈到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时,仍说"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19 可知当时尚未确立(或至少没有明确的)今日意义的学术"论文"概念,著作不论长短,大致仍以"书"名之。有关"论文"形式的确立及其发展沿革,仍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讨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最重要者或莫过于历史研究在当下的社会中起什么作用这一不能回避的问题(其实也已牵涉到史学的意义与价值何在这一更高远的问题)。今日史学研究者可能常常会遇到其他行业的人善意或不那么友善的问题:研究历史有什么用?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持续不止百年的问题,19世纪后期身处西潮冲击之下的士人其实一直在思考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学术怎样"致用"这一大问题。

   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功能是"资治",历史研究可以提供小到个人生活大到国家政治得失的经验。但是这一功能至少在20世纪始终处于程度不同的怀疑之中,这一世纪的大到全人类小到中华民族的经历中有太多不令人乐观的现象,人们有理由要思考:要么史学本不具备"资治"的功能,要么本世纪的史学研究太让人失望,使政治未能得到"应有的"借鉴。

  

   如果换个视角,至少在中国,在追随者或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史学是否具备这一功能或者是否成功地发挥了这样的社会作用其实主要看社会和社会中人对史学是否有这样的期望,即是否往史学中寻找思想资源。如果政治人物和公众根本不关注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学又怎么能提供得失的经验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循环论证的意味,但如果史学确有类似"资治"的功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实际发展恰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典型例证:当整个本土文化传统自身基本不再成为思想资源的时候,与往昔(past)关联最密切的史学自然地与"无用"(严复语)联系起来,人们当然也就不向史学寻找借鉴;既然社会需求基本不存在,史学是否能"资治"这一问题的解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前定,研究成果的高下大致已是次要的问题;这一倾向同时也会引导史家有意无意间不朝这一方向努力,结果必然导致史学与社会的进一步疏离。

  

   有时候,掌握权势的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也可影响史学在社会上的地位,但这与史学是否能"资治"似无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只要制作一个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兴趣与其政迹的对照表格就可以明白,正式的结果当然要认真研究后才能得出,我的初步感觉是研究者和读者也许都会发现史学具备"资治"功用这一观点在20世纪的政治经历中找不到有力的支持。今日治史者仍不乏怀有"资治"心态者(包括一些真的在"借古讽今"之人),但已决非多数。不少史家实际是朝着"纯学术"的方向在努力,另外更多以史学为业者恐怕根本就是为"吃饭"而已(这决无贬低的意思,许多人以此为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原非其个人主动的选择;甚至大学历史系本科招收"第一志愿"的学生也为数不多,其间不少人后来以史学为业不过因为主要只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从业较方便吧)

  

   那么史学究竟有没有用或有什么用?这的确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近代中国许多提倡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学人又同时主张学问不应问其有用无用,如主张"以国粹激动种性"的章太炎便又认为"学者在辩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一切皆"以实事求是。有用与否,固不暇计"。20 这说明他们自己对此也存一种两可也两难的态度。应该说,作为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史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若理论化一点,过去人们或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的的集体经验和记忆,没有历史的社会或族群,就像失去记忆的人,生活在没有时间因素的空间中,因而无法得到存在的意义。故一个社会或族群的存在实依赖于其历史的存在,而"历史"已逝去,需要史学来重建(重建出的历史是否真实客观又是另一层次的问题)。

  

   今日比较纯粹的学者或者根本不考虑史学的当下功用,但知识是否应与社会互动呢?这或者可以视为一种"现代"的问题,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根本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异化于(因而不如直接参与)所处现实社会的权力运作。如果退而仅从史学的治学视角看,史家是否需要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呢?孟子提出的"论世知人"史法似乎提示着肯定的回答。三十多年前,史家沈刚伯就以《史学与世变》为题讨论了史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的西方学界,史学家是否应主动介入"历史的制造"已成为每一个史家面临的困惑。今日海峡两岸的学人也都(因不同的语境)在思考和探索史学怎样为现实服务或史学如何从时代社会转变的刺激中寻找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这类问题。杜正胜先生在1990年为《新史学》写的《发刊词》中已提出:"希望本刊出现的论文题目能扣住时代变动的脉搏"。到1998年他更认为,"如何接受外界不断的刺激以产生新观念、写作新史书,如何从时代社会的转变中寻找灵感以开展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境界"是史学界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21

  

   当然,任何门类的"学术"的社会价值之一正在其与所处社会的距离感(以及实际的距离),史学如果走向社会甚至走入社会,怎样保持其相对的"学术独立"? 怎样做到不随社会之波而逐社会之流? 把握这一分寸恐怕是所有史学学人不得不深思熟虑的一个基本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以为学术本不独立,这原本是不错的。任何时代的学术从来不能逃避外在的影响,所谓的"象牙塔"根本只是理想而已。但如果大家提倡学术独立及倾向于独立,应能营造或促成实际的距离或距离感。有独立为目标,即使是感觉或认知上的独立(即距离感),也许仍能维持一定程度上学术的清流地位。除非彻底放弃任何程度的独立理想,主动介入的主张恐怕过高估计了学术及其载体学人的定力。一旦主动介入所谓权力运作程序,不但其互动的发展恐非学术所能控制,就是学术自身的发展也许会被扭曲到变形甚至不成形。无论如何,史学与世变的关系将会比过去更密切,大概也是下个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倾向。

  

   说到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最根本的还是其对历史知识可靠性的质疑,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究竟有没有客观的历史学。在整个20世纪进程中,不仅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方法在不断开拓转换,对历史研究本身的态度也有相当大的转变。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真理"的态度曾是非常乐观的。在此影响之下,盛行于西方的兰克史学的一个特征是乐观或英雄主义的,即认为研究者掌握了全部或完整的史料即可以客观地重建真实的历史。但这样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受到挑战,物理学本身即有所谓"测不准"观念,提示了观察工具对观察的干扰。既然科学主义标榜的客观性在科学内部已受到挑战,以科学主义为基本假设的实证史学自然不能逃脱冲击。22

  

   后现代主义者即认为,一切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论其客观的存在性如何,当其被经由某种程序(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程序)记录下来,又被史家有意识地加以选择组合之后,均只能是主观态度的产物。至于其存在的目的,不论有意无意,则为支持某种既存权威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些见解确实击中了实证史学的要害,后现代主义已经引起史家对历史材料的有效性和可信程度的进一步审视,并推动史家更加密切地注意研究者自身的价值观对研究的影响。今日史家所重视的早已不仅是材料的真伪和完整,而是要考察材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越来越多的史家已在反省研究者本身的生活经历、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等对研究的影响。23

  

   今日史家对史学是否"客观"甚至历史的"真实"这一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已远比本世纪开始时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后学"冲击之后的21世纪史学可能意味着历史知识体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对历史知识的性质、意义甚至史学本身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后现代史家把史学的相对性揭露无遗以后,他们是否要重建历史?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将重建出什么样的历史? 如果是否定的,他们怎样进行研究? 怎样表述经其研究过的"历史"?

  

   中国史家傅斯年在二战后不久论学术的客观性说: 若推到极端 ,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都只是个“理想的境界”。我们“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 ,尚且弄得不客观 ,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 ,认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 ,甚或“以为一切社会的方法都是从某一主观的法规 ,这对于社会科学之进步当然是一个大障碍”。①“进步”可能又是个“现代”的概念 ,不过 ,当孔子提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候 ,他也许已经体会到人类认识能力及实践能力的相对和有限 ,但“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的态度可能仍是接近真理 (如果确实存在的话 )的惟一途径。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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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199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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